2、一 迪特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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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里希·施塔尔。这个名字，晏归曾听过两回。头一回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在康德大街，刚给阮慈做用人。那天阮先生从大学里拿回张报纸，说是学生内部传阅的小报，上头有篇论文，内容是对叔本华意志绝对论与纳粹哲学的探讨。阮先生看过后，把报纸一抻，笑着说，“倒像个不肯同流合污的后生，敢和罗森伯格对着干。罗森伯格认为叔本华只是肤浅地‘装作很理智’，文中对罗森伯格大加反讽。有趣的是，用词婉转辛辣，像蝴蝶酥上撒芥末，反教人瞧不出是在膈应谁。”一旁的阮慈坐在鹅绒沙发上，正把玩着新买来的几根蜜丝佛陀口红，往手背上一道道画，漫不经心地应着：“作者叫什么名字？”阮先生道：“迪特里希·施塔尔。”阮慈“哦”了一声，道，“未曾听过。”
晏归则规矩地站在一边，偷眼睨着阮慈手上那几道粉的红的。阮慈肤白，细润，淡粉的落在瓷皮上头，仿佛八岁前，晏府花园里头那些个将开未开的垂丝海棠；那几根艳红的，晏归却也分辨不出像什么，满脑袋都是晏来在雪地上杀鸡——“嚓”地一下，鸡头落地，血喷出来，没等在半空中冻，全哗啦啦撒在地上，自成一幅糟烂的九九寒梅图。整个Gelbes Quartier里，属晏来杀鸡杀得最利落。没进阮家前，晏归爱看哥哥杀鸡，晏来总把她赶回楼道里去。“君子远庖厨，臭丫头。”
阮慈举起手，盯着鸡血和海棠花，端详半晌。“阿归，”她歪歪头，蹙眉道，“你觉着，这五个色，阿来会喜欢哪个？”晏归笑笑，“小姐如何打扮，在哥哥眼中都赛过西施貂蝉。但我想，哥哥应会喜欢热烈些的。每回去拜妈祖娘娘，哥哥都要买上一兜红果吃。”
前半句虽说不是什么新鲜话，但从晏归嘴里说出来，阮慈就听得高兴。她笑容满面地道，“那便听你的，涂那支山楂红罢——阿归，这支桃花粉送你，你要不要？我口红十几只，都带来了，也用不太上。”晏归忙道，“这物件贵重，阿归受先生和小姐照拂许多，要不得。但确有样东西，阿归想向先生讨。”
阮先生此时还在读那份报纸。听见晏归的话，他放下报纸，抬起头，“阿归，你尽管说。”晏归略一欠身道，“阿归想讨您手上那张报纸。哥哥喜爱叔本华，这样的文章，说不定他有自己的见解。 ”阮先生笑道，“是了，阿来确实对叔本华爱不释手。上次慈儿送给他一本《欲望与幸福》，他高兴得话都说不出。那本书可不好买，慈儿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慈儿，你是不是又要去坎特餐馆找阿来？”阮慈被戳中心事，立刻红了脸，捏着嗓子娇嗔道，“爹。”阮先生鼻子里哼了一声，拿起报纸笑道，“去罢，叫阿归陪你一块儿去。”
晏归睫毛都没颤一下，安静地听着阮家父女对话。阳台上的知更鸟欢快地叫了一声。她知道，那是黛西该吃饭了，过会儿得喂野莓片。黛西就是这只知更鸟，是阮先生学者圈子里的德国朋友送来的礼物，阮慈欢喜它，觉着它好看，雏菊花的黄白，于是起名叫黛西。晏来见过一次那鸟，面上和阮慈欢喜地逗引，回家后却直砸吧嘴，“听阮小姐说，那只鸟，够咱俩半年的租子了。小野莓片，闻着倍儿香。”晏归笑道，“鸟儿金贵，你砸吧嘴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吃鸟食呢。哥，我可是听见阮小姐叫你‘阿来’呢，眉开眼笑，声如莺啼——齁得哟。”晏来怔了下，面露不虞，将一本封面沾油的《新青年》旧刊放在晏归头顶。“你才十三，大人的事，你懂什麽？拿去，十年前的杂志，你哥从梁老板的废品箱子里翻出来的，总比咱娘那本《孽海记》要强。说你不听，小小年纪，看什么尼姑思凡，和尚下山……”
“爹，报纸您还没答应给阿归呢。”阮慈说。
“一张报纸而已，阿来喜欢，就拿去。阿归，慈儿送你礼物，你就拿着，不必介怀。‘柏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虽说不甚贴切，‘一枝’也算是‘一支’，这淡桃粉，便充做了桃花罢。”
阮先生打趣道。阮慈也将那根在她皮肤上涂抹过的淡粉色口红放在晏归手里，声音甜得跟茶几上的布朗尼蛋糕似的：“拿着吧。”
时年十三岁的晏归，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将迪特里希·施塔尔的名字记下了——纯是因为晏来。她喜欢黑塞，不喜欢叔本华，嫌他比起黑塞太苦太虚，文字也不漂亮；但叔本华却是晏来最爱的哲学家。刚跟着娘搬来德国，住进舅舅家那会儿，希特勒刚上台，晏归十岁出头，晏来也才十四岁；比起晏归，晏来德语不算多好，那些晦涩的字句读得磕磕巴巴，却在艰难读过叔本华的几篇散作后，如痴如狂。舅妈是护士，名叫安德莉亚，见外甥和外甥女喜欢看书，央了两位在党内的兄长给俩孩子搜罗了好些叔本华和黑塞来。晏来说，舅妈的那两位兄长都是警卫队的，因为他们和在马路上砸犹太商店玻璃的那些人一样，穿褐衫子，黑裤子，带枪，带红袖章。
来德国两年后，娘在从萨□□广场下工回家的路上没了。舅舅说是天津餐厅来了两个日本人，见娘昆曲儿唱得好，要娘唱日本歌听。娘不愿唱，就给他俩在回家的路上弄死了，连尸骨都不知道在哪。没多久，有两个穿褐色衫子的德国人过来，和舅舅舅妈吵架，似乎是舅妈的两个纳粹党员哥哥，一个赛一个的凶。晏归至今都不清楚他们喊些什么，因为那会儿她给晏来搂着，躲在洗手间里。晏来死死捂着她的耳朵，她一句都没听清，只记得他们时不时地嚷着，“阿利安！阿利安！”一边嚷，一边还手舞足蹈的，好像秧歌队的头头，就差把红袖标拆下来当扇子了。
多滑稽！
可晏归却瞧见舅妈没完没了地抹眼泪，舅舅对着这俩黑皮衣又是下跪磕头，又是作揖；哥哥捂在自己耳朵上的手，冰凉冰凉的，镇得她头疼。九一八前的那几年，有回跟着娘回骊城*看姥姥，赶上三九天，晏来打下根冰溜子骗晏归吃，被娘和姥姥臭骂一顿；可那天咽下肚的大冰溜子，也没有此刻他这双手冷。晏归头顶给晏来的眼泪泡湿了，但她自己哭没哭，却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她想，大概是哭了的；娘的那本《孽海记》，书封似洒了水再晾干，鼓囊囊，抽巴巴，就像摸着黑离开舅舅家那天，晏来身上的破行囊。
晏来背着晏归的黑塞，但没带走叔本华。走的那天，舅妈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哭，舅舅送他们到施莱希的新住处，一处破旧的小阁楼里。施莱希这一带，都是漂洋过海来谋生计的国人，商人，司炉工，搬运工，做什么的都有。舅舅说，德国人觉得中国人耐热，他刚来柏林的时候，就给人做司炉工和搬煤工，他就是在给舅妈家掏烟囱时认识舅妈的。这里没有花园和橡树，住宅破旧，没有浴室，厕所都设在楼梯间里。*
他们住的阁楼，是舅舅初到德国时落脚的地方，后来舅舅和舅妈结婚，就从这里搬出去了。房东是个在上一次世界大战里残废的老头，舅舅在这里住着时，总帮他干重活，因此他和舅舅关系还算熟悉，开的价格也并不高。舅舅说会定期过来给他们送生活费，交租子。
“老舅，”拾掇东西时，晏来说，“民众学校，妹妹还能接着念么？”
舅舅没说话。四十来岁的东北汉子，止不住地擦眼泪。那之后，晏来辗转于街角的酒馆，码头的轮渡，各条大街上的煤炉和烟囱里，晏归想去，被晏来锁在阁楼里几回后，就学了乖，不再胡闹，晏来白天让她去谁家，她就去谁家——楼底下和娘一起唱曲儿的宝姑，巷子深处上过女校的梅太太，这两家，她去得最多。宝姑不认字，但戏文背得熟，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各类名段，张口就来；梅太太有了身子，总给晏归讲些读书时的乐子事，偶尔也讲讲学，教教礼。后来晏归去了阮家，就不总去找宝姑和梅太太了。
而晏归再也没见过舅舅，反而是舅妈偶尔来给送些吃穿用度，还嘱咐他们不要说出去。从舅舅家搬出去两年多后，“七七”抗战那年的秋天，晏来也走了，说是去莫斯科——至少车票确实是往东，往北走的。
晏归和阮慈一块去火车站送他。
那天的柏林起了风。天上似乎倒灌了晴日里的海河水面，水下不来，瓦蓝瓦蓝的，连朵白浪花都没有。晏归一头垂肩短发，给晏来理得齐整整，圆鼓鼓的；及眉的刘海被风掀起来，站台上的沙尘和秋冷，直往脑门心打，往睫毛里渗。她穿件阮慈淘汰下来的珍珠白旗袍，心情淡淡地，百无聊赖地看着四周拥抱亲吻，追着火车，跑得像个气球的欧洲人，愣是一丁点都哭不出来。倒是阮慈在晏来怀里哭得直抽抽，自己的帕子哭毁了，晏归的帕子和晏来的衬衣，也给她哭得精湿。
“阮慈，是我对你不住。莫要等我。”
晏来抱了抱阮慈，又对晏归说，“好好待在柏林，等哥回来接你，咱们一块回天津老家，看海棠花去。”晏归笑着点头道，“哥，我省得。到了那边，记得写信报平安。”晏来道，“哥也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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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城：今黑龙江省以东某县城。
*Vanessa Künnemann and Ruth Mayer《Chinatown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