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ar & Scar》Fufu142857

4、看见 七月过去了

　　七月过去了。

　　八月的前两周，我们像是两个学会了走路的小孩，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生怕再摔倒。

　　我没有再拒绝她的好意，她也没有再说“又不贵”。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她会在请客之前问我“可以吗”，我会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试着说“帮我一下”。

　　很难。

　　说“帮我一下”比说“不用了”难一百倍。

　　但我试了。

　　第一次是在七月末的一个下午，我们在旺角逛街，我的手机没电了，身上没带充电宝，也没有现金。我需要借她的手机查一下回学校的地铁路线。

　　“可以借你的手机查一下路吗？”我问，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当然可以”然后直接递过来，而是认真地回答：“可以。”

　　就一个字。

　　她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这件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别人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对我来说像在攀岩？为什么说一句“帮我一下”需要调动全身的力气？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在努力。

　　她也在努力。

　　八月五日，她发了一条消息给我：“我今天很难过，可以跟你说吗？”

　　我愣了一下。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说出“我很难过”这四个字。以前她只会说“还好”，然后转移话题。

　　“可以，”我回了，“我在。”

　　然后她打了电话过来。

　　她说工作上的事情，说她做了一个方案被老板否了，说她加了一周的班最后什么都没得到，说她站在中环的天桥上往下看的时候想“如果跳下去会怎么样”。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让我害怕。

　　“你不会跳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说出来了，”我说，“真正想跳的人不会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说得对，”她说，声音有一点涩，“我只是很难过。”

　　“我知道。”

　　“你在做什么？”

　　“躺在床上，跟你打电话。”

　　“你在听吗？”

　　“我在听。”

　　又沉默了几秒。

　　“谢谢你，小葵。”她说。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说。”

　　我握着手机，听到电话那头她轻轻的呼吸声，觉得这个声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不是因为音色好听，是因为它真实——她不需要在我面前假装坚强，她可以难过，可以说“我想跳下去”，可以承认自己撑不住了。

　　她在我面前碎掉了。

　　而我接住了她。

　　八月十二日，她请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是一部香港本土的文艺片，讲两个女孩之间的故事。电影很慢，没有什么剧情，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个人在走路、在说话、在沉默。

　　看到一半的时候，Max忽然小声说：“她们像我们。”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在电影的光影里忽明忽暗，表情看不太清楚。

　　“哪里像？”我问。

　　“不知道，”她说，“就是感觉。”

　　电影的最后，两个女孩站在天台上看日出，一个人靠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谁都没有说话。太阳从高楼之间升起来，把整座城市染成了金色。

　　Max的手放在了座椅扶手上，离我的手很近。

　　很近。

　　近到我能感觉到她手背上的温度。

　　但我没有动。

　　她也没有。

　　我们就那样坐着，手隔着几厘米的距离，像两颗快要碰到但还没碰到的行星。

　　电影散场后，我们走在街上，空气里全是爆米花和空调的味道。

　　“小葵，”她说。

　　“嗯？”

　　“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意思？”我问，声音尽量保持平稳。

　　“就是，”她想了想，“那种你会一直想她、会因为她笑而开心、会因为她难过而难过的人。”

　　“有吧，”我说，“你呢？”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我好像没有喜欢过谁。”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她说，“我以为自己不正常。”

　　“你不是不正常，”我说，“你只是还没遇到。”

　　她转过头来看我。

　　路灯的光落在她的眼睛里，把她的瞳孔照得很亮很亮，像两颗被点亮的星星。

　　“也许吧，”她说，“也许我遇到了。”

　　我没有问“是谁”。

　　我不敢问。

　　因为如果她说出的答案不是我想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在这条街上。

　　如果她说出的答案是我想要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我们继续走着，肩膀之间的距离从十五厘米变成了十厘米，又变成了五厘米。

　　但没有碰到。

　　始终没有碰到。

　　---

　　八月十九日。

　　那天是周五，Max发消息说她晚上有事，不能一起吃饭了。

　　我说好。

　　晚上我在学校图书馆待到闭馆，然后走回住处。路过那间酒吧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进去了。

　　阿Ken看到我，挑了挑眉：“又嚟？你今日都唔使返工。”

　　“我想喝可乐。”我说。

　　“你每次都係可乐。”

　　“我喜欢可乐。”

　　我坐到吧台角落的那个位置——Max第一次坐的那个位置。灯还是很暗，拍不了照，但我想坐在这里。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不知道她说的“有事”是什么事。

　　我想发消息问她，但我忍住了。

　　我不能太粘人。

　　我不能让她觉得我很在乎。

　　我不能——

　　手机亮了。

　　不是她的消息，是阿Ken转发的一条新闻。我没仔细看，划掉了。

　　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

　　可乐喝了三杯，去了两次洗手间，手机解锁了一百次。

　　她没有消息。

　　我告诉自己，林小葵，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跟她联系，她有她自己的生活，你们只是朋友，只是朋友，只是——

　　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不是她。

　　我继续等。

　　十二点，阿Ken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关门了。

　　“仲等？”他问。

　　“没有在等。”我说。

　　我站起来，付了钱，走出酒吧。

　　香港的夜晚还是很热，但今晚的风有点大，吹得路边的树沙沙作响。我站在酒吧门口，犹豫着要不要给她发一条消息。

　　最后我发了：“你还好吗？”

　　没有回复。

　　我站在路灯下面等了三分钟，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没有回复。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像是在等一个不会出现的人从身后追上来。

　　她没有追上来。

　　我回到家，洗了澡，躺在床上，手机放在枕头边。

　　屏幕亮了。

　　我猛地拿起来。

　　不是她。

　　是一个群消息。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上，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不要想她。

　　不要想她。

　　不要想——

　　手机震动了。

　　我拿起来。

　　是她。

　　“我在酒吧。”

　　我愣了一下。

　　“哪间酒吧？”我回了。

　　没有回复。

　　我打过去，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坐起来，心跳得很快，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从胸口蔓延到四肢。我想起她第一次来酒吧的样子——喝醉、发抖、一个人站在路灯下面像一座正在崩塌的建筑。

　　我穿上外套，拿了钥匙，冲出门。

　　香港的深夜，出租车很少。我在街上跑了两个路口才拦到一辆。

　　“去湾仔，”我说，“谢斐道那间酒吧。”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疯了——一个穿睡衣外套的女孩，凌晨十二点半，打车去酒吧。

　　他踩了油门。

　　十二分钟的路程，我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

　　我一直在打她的电话，没人接。

　　我发消息：“Max，你在哪里？”

　　“我马上到。”

　　“你接电话。”

　　“求你了。”

　　没有回复。

　　车停下来的那一刻，我扔下钱就冲了出去。

　　酒吧的门半开着，里面的灯比平时暗，阿Ken不在，可能已经走了。吧台边只有一个人。

　　是她。

　　Max坐在那个角落的位置，面前放着三个空杯子和一个半满的杯子。她趴在吧台上，头发散在桌上，像一匹被剪断了的黑色绸缎。

　　我走过去。

　　“Max。”

　　她没有动。

　　“Max。”我推了推她的肩膀。

　　她慢慢抬起头来。

　　我的心脏像被人狠狠地捏了一下。

　　她的眼妆全花了，黑色的眼线混着泪水在脸上流成两道不规则的河。她的嘴唇在抖，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湿漉漉的，破碎的，狼狈的。

　　她看到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想哭。

　　因为它不是笑。

　　它是一种“你终于来了”的崩溃，是一个人撑了太久终于看到救命稻草时的表情。

　　“小葵，”她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来了。”

　　“我来了，”我说，坐到她旁边，“发生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看着我，眼泪从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不停地流下来，无声地、不受控制地流，像一条终于决堤的河。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

　　她在我面前一直是美的，哪怕是在最脆弱的时候，她的脆弱也是有美感的——像一首悲伤的诗，像一幅褪色的画。

　　但现在不是。

　　现在的她很难看。

　　眼妆花了，鼻子红了，嘴巴在抖，整个人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因为她终于不在我面前演了。

　　“我妈，”她终于开口，声音断断续续的，“她说她要再婚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人我不认识，”她说，“她说不需要我回去，说她有新生活了，让我不要打扰她。”

　　她拿起面前的杯子，想喝，但杯子已经空了。她盯着那个空杯子看了很久，像在看一个很远的、她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她说我是一个负担，”她说，声音很小，“从小到大都是。”

　　“你不是。”我说。

　　“我是，”她说，“我爸爸走了之后，她就是一个人。她本来可以再婚的，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但因为要照顾我，她等了十几年。”

　　“那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在碎裂，“是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是”，但那个词太轻了，轻到像一片羽毛，落不到她那么深的伤口里。

　　“你知道吗，”她说，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那种平静比哭更可怕，“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多余的。”

　　“Max——”

　　“我爸爸走的时候我才五岁，”她说，“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只记得我妈抱着我哭，说‘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以为那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意思，但她说的其实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帮我们’。”

　　她停了一下。

　　“后来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她说，“我见过那个人，他不喜欢我。我妈让我叫他叔叔，我叫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学会了不碍事，”她说，“我学会了不哭，不闹，不让人烦。我学会了在他们吵架的时候躲进房间，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我学会了假装一切都好。”

　　她看着我，眼泪还在流，但她的表情很平静，像一个人在陈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所以那天晚上，”她说，“我第一次来这间酒吧，是因为我妈打电话跟我说，她不想见我。她说我让她想起我爸爸，她说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我的存在一直在提醒她过去的事情。”

　　“她说她爱我，但她不想看到我。”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她问我，“一个人说爱你，但不想看到你。爱和存在是分开的。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你不想要她。”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节分明，骨感而瘦削。她没有回握，也没有挣脱，就那么让我握着，像一只已经放弃了挣扎的鸟。

　　“后来我工作了，”她说，“我以为经济独立就好了，以为搬出来一个人住就好了，以为离她远一点就好了。但我每次接到她的电话，我还是会回到五岁的时候，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我今天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说她要再婚了，说那个人很好，说他们会搬到加拿大，说以后可能很少回来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开心，我听得出来。她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然后她说，‘Max，你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妈妈了’。”

　　“她说‘不需要’。”

　　Max的声音终于碎了。

　　不是那种慢慢碎掉的，是那种一直撑着、撑着、撑到最后一秒然后忽然全部碎掉的。

　　她趴在吧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哭声从她捂着脸的手指缝里漏出来，断断续续的，像一首破碎的歌。

　　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

　　我没有说“没事的”。

　　因为不是没事的。

　　她妈妈说的话是刀子，每一把都扎在她最疼的地方。“不需要”“负担”“不要打扰我”——这些词会留下来，像疤痕一样，在她以后的人生里反复出现，在她以为自己已经好了的时候忽然裂开，让她重新疼一遍。

　　我知道那种疼。

　　因为我也有。

　　只是我的疤长在不同的地方。

　　我的疤长在“不许让别人觉得你不行”里，长在“不能靠任何人”里，长在“哭也没有用”里。

　　她的疤长在“我是多余的”里，长在“爱和存在可以分开”里，长在“我不被需要”里。

　　我们的疤不同，但疼是相同的。

　　我等她的哭声慢慢变小，变成偶尔的抽噎，变成深呼吸，变成沉默。

　　“Max。”我说。

　　她从吧台上抬起头来，脸上全是泪痕，睫毛粘在一起，鼻子红红的，嘴唇干裂。她看起来像一个被暴风雨摧残过的娃娃，破破烂烂的，但还在呼吸。

　　“我在。”我说。

　　“你一直在。”她说，声音很轻。

　　“对，我一直在。”

　　酒吧的门忽然被推开了，进来三个男人，二十多岁，喝了酒，浑身烟味。他们看到吧台边的我们，其中一个吹了声口哨。

　　“哇，两个美女啊，”他走过来，满嘴酒气，“这么晚了还在，等谁啊？”

　　Max没有动，她趴回吧台上，把脸埋在手臂里。

　　我挡在她前面。

　　“请你走开。”我说，声音很冷。

　　“哎哟，台湾妹妹，好凶哦，”他笑了，转头跟同伴说，“你们听到没有，台湾妹妹讲话好可爱。”

　　“我说了，请你走开。”我站起来，挡在Max和那个男人之间。

　　我一百五十九点七公分，他比我高一个头。

　　我的腿在发抖，我的手也在发抖，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开。

　　但我没有退。

　　因为Max在后面。

　　因为Max今天已经碎过一次了，我不会让任何人再碰她一下。

　　“你谁啊？”他看着我，有点不耐烦了，“你是她女朋友啊？”

　　“不关你的事，”我说，“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叫啊，”他笑了，“警察来了能怎么样？我跟你说话犯法吗？”

　　他把手伸过来，想碰我的脸。

　　我抓住他的手指，用力往后掰。

　　他疼得叫了一声，缩回了手。

　　“操——”他骂了一句，表情变了，从嬉皮笑脸变成了凶狠。

　　Max忽然站了起来。

　　她从包里拿出手机，屏幕上已经拨好了999，手指放在拨打键上。

　　“你敢碰她一下，”她说，声音沙哑但很稳，“我按下去。”

　　她的眼睛还是红的，脸上还有泪痕，头发乱成一团，整个人看起来像刚打完一场败仗。

　　但她站在那里，挡在我前面。

　　明明刚才是我在挡着她。

　　现在她挡着我。

　　那三个男人对视了一眼，大概是觉得没意思，骂骂咧咧地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Max的身体晃了一下。

　　我扶住她。

　　“你没事吧？”我问。

　　“应该是我问你，”她说，声音还在抖，“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

　　“那就好。”

　　她靠在我身上，整个人像一袋沙子一样往下坠。我撑着她，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但她太重了，我几乎撑不住。

　　“你好重。”我说。

　　“你好小只。”她说。

　　我们都笑了。

　　笑着笑着，她又哭了。

　　哭哭笑笑，像一个人在被撕成两半。

　　我抱着她，在凌晨一点的酒吧里，在一地碎玻璃和空酒瓶之间，在一场刚刚结束的风暴里。

　　她在我怀里发抖，像一只被淋湿的猫。

　　我抱紧她，用力地、笨拙地、不知所措地抱紧她。

　　“小葵。”她在我耳边说。

　　“嗯。”

　　“谢谢你没有走。”

　　“我没有走，”我说，“我不会走的。”

　　她抬起头来看我。

　　我们的脸离得很近，近到我能看到她瞳孔里自己的倒影，近到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拂在我的嘴唇上。

　　她的呼吸有威士忌的味道，苦苦的，涩涩的，像她这个人。

　　“小葵，”她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她没说完。

　　不是因为被打断了，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完。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哭过、笑过、碎过、拼起来过，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有很多她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很多她自己可能都还没弄明白的东西。

　　但有一件事我确定了。

　　我喜欢她。

　　不是那种“她好好看”的喜欢，不是那种“跟她聊天很开心”的喜欢，是一种更深、更重、更不讲道理的喜欢。

　　是那种你看到她碎掉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害怕，不是想逃，而是想蹲下来，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哪怕会割伤手。

　　“你没有说过，”我说，“但你不用说了。”

　　她看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也一样。”

　　凌晨的酒吧很安静，空调嗡嗡地响，冰箱的压缩机偶尔启动一下，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远处的街上有一辆摩托车经过，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Max靠在我的肩膀上，慢慢地、慢慢地，她的呼吸变得平稳了。

　　她睡着了。

　　在吧台上，在一地狼藉里，在我说了“我也一样”之后。

　　她睡着了。

　　我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在哄一个做噩梦的小孩。

　　阿Ken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站在门口，看到我们的样子，没有说话。

　　他走进来，关掉了大部分灯，只留了吧台上方一盏昏黄的小灯。然后他倒了两杯温水放在我们面前，轻声说了一句“锁匙我摆喺度”，然后走了。

　　整间酒吧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看着她睡着的样子。

　　她的睫毛很长，微微卷翘，上面还挂着没干的泪珠。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很轻很慢，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

　　她的手还握着我的手。

　　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喝醉了，我扶住她。她说“你好小只”，我说“我有一米六”，她笑了。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

　　两个月。

　　才两个月。

　　为什么我觉得已经认识她很久了？

　　久到像上辈子就认识，久到像她是我身体里缺失的那根肋骨，久到像我一直一直在等一个人，然后她终于来了。

　　我低下头，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

　　她的头发有洗发水的味道，混着一点烟味和威士忌的味道，闻起来像一个复杂的、矛盾的、让人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人。

　　“Max，”我轻声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她没有听到。

　　她睡着了。

　　但没关系。

　　明天她醒来的时候，我会再说一次。

　　这次，让她听到。

　　---

　　清晨六点，香港的天开始亮了。

　　维港上空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从雾后面透出来，把整座城市染成一种柔和的、不太真实的金色。

　　Max在吧台上动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睛。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想起了昨晚的事情。

　　她的表情变了一下——先是迷茫，然后是回忆，然后是尴尬，最后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柔软的东西。

　　“我睡了多久？”她问，声音哑哑的。

　　“四个小时。”

　　“你一直在这里？”

　　“嗯。”

　　“你没有回家？”

　　“没有。”

　　她看着我，眼神里的东西在变。

　　“小葵，”她说，“昨晚我说了什么？”

　　“你说了很多，”我说，“你想让我复述吗？”

　　她沉默了几秒。

　　“不用了，”她说，“我记得。”

　　我们面对面坐在吧台边，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眼妆已经彻底花了，看起来像一个刚哭完的小孩，狼狈但真实。

　　“小葵，”她说，“昨晚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听到了。”

　　我的心跳停了。

　　“你不是睡着了吗？”我问，声音有点发抖。

　　“我是睡着了，”她说，“但后来我醒了。”

　　“什么时候？”

　　“你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的时候，”她说，“我醒了。”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晨光在我们之间流动，像一条透明的河。

　　“所以呢？”我问。

　　“所以，”她说，“我想了一整晚，想怎么回答你。”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小葵，我以前没有喜欢过女生，”她说，“我以前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喜欢过任何人。但你让我觉得，也许我之前没有喜欢过任何人，是因为我在等你。”

　　酒吧很安静。

　　空调已经关了，冰箱也停了，整个世界都像在屏住呼吸。

　　“我也是，”我说，“我也在等你。”

　　她笑了。

　　这一次的笑不一样。

　　不是礼貌的笑，不是假装坚强的笑，不是喝醉后的傻笑，不是哭完之后的那种苦笑。

　　是一种新的笑。

　　是一种她可能从来没有过、连她自己都不认识的笑。

　　是那种“我终于找到了”的笑。

　　太阳从维港的另一边升起来了，金色的光涌进酒吧，落在我们身上，落在空杯子和倒扣的玻璃杯上，落在那个还留着口红印的杯子上。

　　那个印子已经很淡了，淡到几乎看不见。

　　但它还在。

　　就像一个很旧很旧的疤，已经不怎么疼了，但它还在，提醒你发生过什么。

　　而糖正在慢慢渗进去。

　　不是要把疤盖住。

　　是要和疤长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的、更完整的、不完美的但属于自己的东西。

　　“Max，”我说。

　　“嗯？”

　　“你欠我一顿饭。”

　　“为什么？”

　　“因为你昨晚喝醉了我照顾你一整夜，”我说，“你要请我吃早餐。”

　　她又笑了。

　　“好，”她说，“你想吃什么？”

　　“茶餐厅。”

　　“好。”

　　“不能点饮料，只能喝免费的水。”

　　“好。”

　　“你要把饭吃完，不能浪费。”

　　“林小葵，”她说，“你是不是要这样考验我一辈子？”

　　我想了想。

　　“对，”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她没有回答。

　　但她握住了我的手。

　　在清晨六点的香港，在一间还没开门的酒吧，在经历了那么多碎掉的、狼狈的、难堪的、真实的时刻之后。

　　她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还是凉的。

　　但这一次，我没有觉得凉。

　　我觉得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