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代价初现 C1的二次 ...
-
C1的二次分化消失后，谢临昼做了一个决定：不放弃C1，但也不依赖它。她同时推进两条线——一条是C1的维持和观察，另一条是从头开始建立C2。两条线意味着双倍的实验量。她每天在灰楼里待十六个小时以上，有时候连续两天不离开实验室。她在角落里放了一张行军床，累极了就躺一会儿，醒了继续。外卖盒子堆在垃圾桶旁边，咖啡杯排成一排。
十二月的第三周，她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手。她的手开始抖，不是持续的，而是在做精细操作的时候——加样、调焦、贴封板膜。拇指按在移液器活塞上，她能感觉到肌肉在微微颤动。她换了更轻的移液器，换了更慢的速度。但手还是抖。不是技术问题，是神经问题。连续熬夜导致的末梢神经疲劳。
第二个信号是眼睛。她的视力开始模糊，不是近视加深，而是对焦困难。看显微镜的时候，要眯着眼睛调很久才能看清。她以为是目镜脏了，擦了又擦，还是糊。后来她发现不是显微镜的问题，是她的睫状肌疲劳了。她买了一瓶人工泪液，滴了，好一点，但过一会儿又糊了。
第三个信号是心脏。她的心跳开始不规律，不是那种“砰砰砰”的加速，而是“咚——咚咚——咚”的漏拍。她坐在实验台前，把手放在胸口，能感觉到那种不规则的跳动。不是疼痛，不是窒息，而是一种“机器快要散架”的预感。她知道自己应该休息，但她不能。因为C2的筛选正处在最关键的阶段——她从HCC-827中分选出了Ki67最低的百分之一细胞，铺在96孔板里，每天观察，等待它们扩增。如果她停下来，这些细胞就会因为没有及时换液而死亡。她不能停。
第四个信号是记忆。她开始忘记事情——不是重要的实验步骤，而是日常的琐事。今天有没有吃午饭？不记得了。钥匙放在哪里？找了十分钟。她记得C2的每一个数据，但记不住自己有没有喝水。她知道这是短期记忆受损，长期睡眠不足的典型症状。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在加样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不是平时那种隐隐的胀痛，而是像有人拿钉子从太阳穴钉进去，一下一下地敲。她的手一抖，移液器的枪头戳在了孔板边缘，液体溅了出来。她放下移液器，双手撑在实验台上，低着头，等头痛过去。痛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慢慢消退。
她直起身，重新拿了一支枪头，继续加样。手还在抖，但她的眼神是冷的。不是不害怕，而是把害怕压到了意识的最底层。
一月，广州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灰楼没有暖气，实验室里开着空调，但温度只能到十六七度。她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白大褂，还是冷。冷让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买了一副露指的手套，戴着做实验，操作感差了很多，但至少不冷了。
C2的筛选进展缓慢。她从分选出的百分之一细胞中，得到了十七个克隆。扩增，冻存，鉴定。十七个克隆里，只有三个表达CDR因子后出现了形态变化。三个里，只有一个能够稳定传代。她把它命名为C2。C2比C1年轻，比C1敏感，比C1更有活力。它在诱导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明显的形态变化，第五天开始表达SFTPC，第七天百分之十五的细胞走向了终末分化。比C1快，比C1多。
她本应该高兴，但她没有力气高兴了。
她坐在显微镜前，看着C2的细胞在视野里生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她的身体在说：你已经透支了。她的右手食指因为长期按移液器，关节肿了，弯曲的时候会疼。她的颈椎因为长期低头看显微镜，僵硬得像一块木板，转头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的胃因为长期喝咖啡和不规律饮食，开始反酸，吃什么都烧心。
她知道这些是早期损伤迹象。不是“可能”会损伤，而是“已经”损伤了。她的身体在报警，但她不能停下来。因为C2的窗口期是有限的。她必须在C2的可塑性耗尽之前，完成所有的验证实验。转录组、表观组、蛋白质组、功能验证。每一项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是她用身体换来的。
一月十二日，她在实验室里晕倒了。不是完全的失去意识，而是一阵眩晕，眼前一黑，然后发现自己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她的头很重，像是里面灌满了铅。她爬不起来，就那样跪了几分钟，等眩晕过去。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扶着实验台，走到行军床边，坐下来。她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她已经在实验室里待了十九个小时。
她躺在行军床上，盖上外套，闭上眼睛。心跳还是不规则，咚咚——咚——咚咚。她把手放在胸口，感受着那种不规则的节律。她在想一个问题——她还要这样多久？一个月？一年？直到她像上一世一样，咳血、确诊、死亡？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能停下来。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能做这件事的人。C1老了，C2刚出生。没有人会替她做这些。
她睡着了。梦见了上一世。出租屋，咳血，U盘，死亡。然后重生，高考，灰楼，C1。然后C1老了，C2出生了。她被自己的心跳吵醒了。天还没亮，她看了看手机，凌晨五点。睡了两个小时。够了。
她爬起来，走到洗手池边，洗了脸。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很陌生——苍白，消瘦，眼底青黑，嘴唇干裂。她对着镜子看了一眼，然后回到实验台前，继续。
一月十五日，她的手终于撑不住了。右手食指的关节肿得像一根胡萝卜，弯曲的时候疼得她冒冷汗。她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着移液器，但力度不够，枪头老是掉。她换了一把更轻的移液器，还是不行。她不得不停下来。不是因为她想停，而是因为她做不了了。她坐在实验台前，看着那排96孔板，沉默了很久。C2的细胞在培养箱里等着换液，但她换不了。
她拿起手机，给沈既白发了一条消息：“我的手伤了，做不了实验。你能不能找个学生来帮我？”沈既白的回复很快：“找谁？”“随便。能加样就行。”沈既白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发来：“我明天到。”
她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不是一个会求助的人。但她的手废了，她不得不。这不是软弱，是策略。
第二天，沈既白来了。他带了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短发，戴眼镜，穿着白大褂。沈既白介绍说：“她叫林栖言，生物技术专业大三学生。做过细胞培养，会加样。”谢临昼看着那个女孩，女孩看着她。女孩的眼睛很亮。
“你做过无菌操作吗？”谢临昼问。
“做过。在学校的实验室，养过HEK293。”
“会用移液器吗？”
“会。”
“手稳吗？”
女孩伸出手，做了一个加样的动作。拇指按下，停住，松开。很稳。谢临昼点了点头。“明天开始，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我教你养C2。”女孩点了点头。
沈既白和女孩走了。实验室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走到培养箱前，取出C2的细胞板。细胞状态良好，需要换液。她试了试用左手加样，很别扭，但能加。她慢慢地、一孔一孔地加，用了平时两倍的时间，换完了整块板子。然后她拿起记号笔，在板盖上写：“C2-第5代。我的手伤了。但C2还在。”
她把板子放回培养箱，关上门。然后她回到行军床边，坐下来。她的右手放在膝盖上，手指肿得发亮。她看着那只手，想起了上一世的手——干净的、年轻的、没有受过伤的手。这一世的手，已经布满了伤痕。不是实验造成的，是她自己造成的。她把自己逼得太狠了。但她没有选择。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月的夜风很冷，吹在脸上，像一把锋利的刀。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关上窗户，关灯，锁门，走出灰楼。走在工业园的路上，月亮很亮。她没有用手机照亮。走到公交站，等车。车来了，她上车，刷卡，坐下。公交车在黑暗中行驶，她靠在椅背上，没有闭眼，只是看着窗外的路灯。
到站了，她下车，走回宿舍。室友已经睡了，她没有开灯，摸黑坐到床边，脱鞋，躺下。被子是凉的，她拉上来盖到肚子。她没有闭眼，盯着天花板。在想：代价开始了。不是“可能”会有代价，而是“已经”付出了代价。她的手、她的心脏、她的胃、她的记忆，都是代价。她不知道这些代价会不会在未来某一天收回，就像上一世的肿瘤一样。但她知道，她现在停不下来。不是因为不怕死，而是因为她更怕没有活过。
她没有闭眼，只是躺着，听着培养箱风扇的声音。不是真的听到，是在脑子里回放。那个声音很稳，很低，像远处的海潮。她听了很久，直到声音变得模糊，分不清是记忆还是耳鸣。然后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被子是凉的，但她没有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