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生长》汐莓

39、书信时代

　　十一月十五号，陆时寒把那封信投进了校门口的邮筒。

　　信封是白色的，贴了一张八十分的邮票。他在信封上写了“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XX信箱沈屿洲收”，字写得很认真，每一笔都描了一遍，生怕邮递员看不清。信投进去的时候，落进箱底的声音很轻，“咚”的一声，像心跳。

　　他不知道这封信要走多久才能到北京。三天？五天？一周？他查过，平信一般三到五天，但有时候会更久。信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在等，沈屿洲也在等。等信的人比写信的人更着急，因为写信的人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等信的人还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他每天去收发室看两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收发室的大爷认识他了，每次看到他就说“没有你的信”。他说“谢谢大爷”，第二天还是来。

　　七天之后，信到了。
　　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信收到了。”
　　陆时寒看着这四个字，心脏跳得很快。他等了七天，沈屿洲看了多久？可能三分钟，可能五分钟。他写了三天的信，沈屿洲五分钟就看完了。这不公平，但写信就是这样——写的人花很多时间，看的人花很少时间。但看的人会反复看，花的总时间可能比写的人还多。

　　“你看了几遍？”陆时寒问。

　　“三遍。”

　　陆时寒觉得三遍不够。他写了三天，沈屿洲应该看三十遍。但他没有说，因为三十遍太多了。沈屿洲要上课，要做实验，要写作业。他没有时间看一封信看三十遍。但他看了三遍，够了。

　　“你哭了吗？”陆时寒问。

　　“没有。”

　　“你不是说不会写伤心的故事吗？”

　　“我写的是不伤心的故事。”

　　沈屿洲发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的意思是“我不信”。

　　十一月二十号，陆时寒收到了沈屿洲的回信。

　　信封是白色的，贴了一张八十分的邮票，和陆时寒寄过去的那封一模一样。沈屿洲的字写在信封上，工整，克制，横平竖直。陆时寒把信封举到眼前看了好几遍，舍不得拆。他想猜里面写了什么，猜不出来。沈屿洲的心思像一道很难的物理题，题干很长，条件很多，他读了两年还没读懂。

　　他拆开了。里面是一张纸，折成三折。纸是清华的作业纸，上面印着红色的校名。

　　沈屿洲写的是：“陆时寒，你的信我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字，你的字比以前好看了，可能是因为用了我送的那支钢笔。第二遍看内容，你写了食堂的红烧肉太咸了，写了操场边的银杏叶黄了，写了宋辞说你又瘦了。第三遍看我没看字也没看内容，我在想你写这些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你写‘食堂的红烧肉太咸了’的时候，肯定皱着眉头。你写‘银杏叶黄了’的时候，可能在看着窗外。你写‘宋辞说我又瘦了’的时候，肯定在翻白眼。”

　　陆时寒读到这里，笑了。沈屿洲猜对了。他写“红烧肉太咸了”的时候确实皱着眉头，写“银杏叶黄了”的时候确实看着窗外，写“宋辞说我又瘦了”的时候确实翻了白眼。沈屿洲不在他旁边，但他知道他的表情。他记得他每一个表情，就像陆时寒记得他的耳朵什么时候会红。

　　沈屿洲接着写：“陆时寒，你说你不会写伤心的故事。但你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点伤心。不是故事伤心，是看故事的人伤心。我看的时候不伤心，因为你在信里说你很好。你很好我就不伤心。沈屿洲。”

　　陆时寒把这封信读了很多遍。读到“你很好我就不伤心”的时候，鼻子酸了。沈屿洲的“不伤心”不是因为他真的不伤心，是因为陆时寒说他很好。他说他就信。他信了就不伤心。

　　他把信放进抽屉里，和那支铅笔、那颗糖、那些明信片放在一起。抽屉快满了，他需要一个新的抽屉。但他不想换，因为这个抽屉已经装了很多东西，每一件都是沈屿洲给他的。它们挤在一起，像一家人。

　　十一月二十五号，陆时寒在食堂遇到了许则。许则已经很久没跟他一起吃饭了，因为他们的课表不一样。今天碰巧，两个人端了餐盘坐在一起。

　　“你最近在等信？”许则问。

　　“你怎么知道？”

　　“你每天去收发室，大爷跟我说的。他是我邻居。”

　　陆时寒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收发室的大爷是许则的邻居，许则是他的室友。他每天去收发室等沈屿洲的信，大爷看在眼里，回家跟许则说了。许则没问他等谁的信，因为他知道。

　　“他在北京。”陆时寒说。

　　“我知道。清华那个。”

　　“嗯。”

　　“你们经常写信？”

　　“有时候。也发消息。”

　　“写信比发消息好。消息看完了就没了，信可以留着。”

　　许则说得很对。消息存在手机里，手机会坏，会丢，会没电。信是纸做的，纸可以放很久。一封信可以放十年，二十年，一辈子。等他老了，他还能拿出这些信，看到沈屿洲的字。字不会变，还是工整、克制、横平竖直。

　　十二月一号，陆时寒收到了沈屿洲寄来的第四样东西。一条围巾，深蓝色的，羊毛的，摸着很软。围巾上挂着一张标签，写着“北京王府井”。沈屿洲在北京逛街的时候买的，不是他妈妈织的。他自己买的。

　　随围巾寄来一张纸条：“北京冷了，你那边也冷了。戴上。”

　　陆时寒把围巾围在脖子上，在镜子前照了照。深蓝色很衬他的肤色，他看起来白了一些。他把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垂下来的长度刚好到胸口。沈屿洲选围巾的长度都算过，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他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围巾收到了。好看吗？我戴上。”

　　沈屿洲：“没看到。”

　　陆时寒拍了一张自拍发过去。照片里他围着深蓝色的围巾，头发翘着，眼睛眯着。沈屿洲看了之后回了一个句号。

　　“句号是什么意思？好看还是不好看？”

　　沈屿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换了一个话题：“你期末什么时候考？”

　　“十二月二十几号。你呢？”

　　“差不多。”

　　“考完就放假了。你就可以回来了。”
　　“嗯。”

　　陆时寒开始倒计时。从十二月一号到放假，还有二十几天。二十几天不长，但他觉得很长。他在日历上把每一天都画了一个圈，画到放假那天。那些圈密密麻麻的，像一串糖葫芦。

　　十二月十号，陆时寒在校刊编辑室写期末复习计划。温静在旁边翻稿子，翻到一篇的时候停下来，递给他。

　　“你看看这篇。”

　　是一篇散文，写的是一个人在异乡过第一个冬天的感受。作者是大一新生，在北方上学，第一次看到雪。他写雪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安静了。他站在雪地里，想到南方的家，想到家里的人。他写到“原来冬天不是冷的代名词，是想家的代名词”。

　　陆时寒读完这篇，想到了沈屿洲。北京也下雪了，沈屿洲在雪地里走过吗？他会不会站在操场中间，仰头看着雪落下来？他会不会想到南方的家，想到妈妈，想到奶奶，想到陆时寒？他会想的，但他不会说。他只会说“雪下得不大”，或者“路上有点滑”。他把“我想你了”藏在天气里，藏在路况里，藏在他以为陆时寒听不出来的语气里。但陆时寒听得出来，他什么都听得出来。

　　陆时寒把那篇文章拍了下来，发给沈屿洲。

　　“你看看这篇。”

　　沈屿洲过了一会儿回：“看完了。”
　　“写得怎么样？”

　　“还行。”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沈屿洲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北京下雪了。昨天晚上下的，今天早上起来地上白了一层。我站在宿舍楼下看了一会儿，想到了你。你说过红色的围巾在雪里很好看。我的围巾不是红色的，是黑色的。你寄我的那条围巾是深蓝色的，你戴着应该好看。”

　　陆时寒看完了这条消息。沈屿洲写了“想到了你”，不是“下雪了”，是“想到了你”。他把“我想你了”藏在雪里，藏在围巾的颜色里，藏在“你戴着应该好看”的猜测里。他还是不会直接说，但他已经在学了。学得慢，但在进步。

　　十二月十五号，陆时寒收到了沈屿洲寄来的第五样东西。一包北京的特产，茯苓饼。薄薄的，甜甜的，夹着核桃仁。包装袋上印着天安门的图案。

　　“给你妈带的。她上次说想尝尝北京的糕点。”

　　陆时寒拿着那包茯苓饼，觉得沈屿洲已经把他妈当成自己妈了。他记得他妈说过的话，记得她爱吃甜的，记得她要尝北京的糕点。他不在北京逛街的时候，专门去买了，寄过来，让她尝尝。

　　陆时寒把茯苓饼带回家，递给他妈。“沈屿洲寄的，说是给你尝尝。”

　　他妈接过包装袋，翻过来看了看产地。“这孩子，有心了。”

　　她拆开一包，咬了一口。“好吃。你替我谢谢他。”

　　“你自己跟他说。他有你微信。”

　　他妈想了想，拿出手机给沈屿洲发了一条语音。“洲洲，茯苓饼收到了，很好吃。你在北京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沈屿洲回了一条语音。“好的阿姨，您也注意身体。”

　　陆时寒听着这两条语音，觉得他的两个最亲近的人之间，已经有了一条单独的通路。他们不需要通过他来传递消息了，他们可以直接说话。这是好事，意味着他妈真的把沈屿洲当成了自己家的人。

　　十二月二十号，陆时寒的期末考结束了。最后一科是语文，他提前半小时交卷了。作文题目是“远方”，他写了远方。远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那个人在北京，在清华，在物理系。他不远，也不近。坐火车要五个小时，坐地铁要换好几条线。但他会去的，坐火车也好，坐地铁也好，走也好。

　　考完试，他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考完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沈屿洲说：“二十三号。下午到。”

　　陆时寒算了一下，还有三天。三天，七十二个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等了很久，不差这三天。

　　十二月二十三号，陆时寒又站在了长途汽车站的出站口。他这次没有早到，也没有准时。他迟到了。因为公交车在路上堵了，堵了二十分钟。他到的时候，沈屿洲已经站在出站口了，手里拉着行李箱，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深蓝色的围巾。

　　陆时寒看着那条围巾，觉得眼熟。是他寄的那条。沈屿洲戴着它，站在风里。

　　“你迟到了。”沈屿洲说。

　　“堵车了。”

　　“你每次都找借口。”

　　陆时寒走过去，站在他面前。沈屿洲的头发又长了一些，刘海快要遮住眉毛了。他的脸瘦了一点，下巴更尖了。北京的伙食没有他妈做的红烧肉好，他瘦了。

　　“你瘦了。”陆时寒说。

　　“你也是。”

　　他们站在出站口，看着对方。风很大，吹得陆时寒的围巾飘起来。沈屿洲伸手帮他按住了。他的手是凉的，和以前一样。

　　“走吧。”沈屿洲说。

　　“去哪？”

　　“你家。你妈说做了红烧肉。”

　　陆时寒笑了。沈屿洲回来的第一站不是他家，是陆时寒家。他要吃红烧肉，吃陆时寒妈妈做的红烧肉。他想了很久了，从北京想到回来，从十一月想到十二月。他想了，现在能吃到了。

　　他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亮了，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陆时寒走在沈屿洲左边，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那颗葡萄味的糖，还没吃。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剥开，放进嘴里。糖纸是紫色的，皱了。糖还没有化，甜的，带着一点酸。

　　“你终于吃了。”沈屿洲说。

　　“留了半年了。再不吃就化了。”

　　“好吃吗？”

　　“好吃。”

　　陆时寒嚼着糖，走在沈屿洲旁边。风很大，但他的脖子很暖，因为围巾是深蓝色的，羊毛的，沈屿洲寄的。

　　他的口袋里有那支铅笔，咬痕很深。他的书包里有那本《黄金时代》，扉页上有沈屿洲的字。他的抽屉里有那些信、明信片、照片。他带着这些东西走了半年，等到了这一天。

　　沈屿洲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