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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断头饭 进行一个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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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个断头饭大放送！
谨以此断头饭悼念我胎死腹中的谍战年代文。
但我又真心很喜欢小程和沈瞎子的故事，如果有精力可能还是会尝试写出来。
瞎子的人设表面上是个汗煎……所以就算我贫瘠的大脑真能把勾心斗角的谍战情节完整写出来大概率也没办法发出来。
本文叙事性较强，基本是回忆录+走马灯，角色们的故事活全在我脑子里，可能会看得云里雾里。
断头饭主打一个以虐为本。
d点稀少且d点都·比·较·重·口·（受的眼睛都萎缩了很严重那种）请谨慎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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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长椅上落了几片香樟叶，刚下过雨，空气里有股湿漉漉的青草味。几个孩子在草坪上疯跑着放风筝，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姑娘跑得太急，被草根绊了一跤，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泥，又笑着追了上去。
程昼安坐在长椅上，看着那个小姑娘跑远的背影，把口袋里那封信又拿了出来。信纸已经被反复折叠过太多次，折痕处磨出了毛边，字迹也有些模糊了。但他不需要再看，每一个字他都能背出来。组织对沈渡川的复查结论，认定他在抗战期间以特殊身份从事抗日情报工作，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他把信重新折好，放回胸前的口袋，用手掌在胸口按了一下。隔着那层旧布料，他能感觉到信纸的棱角抵在肋骨上的触感。一九八二年了。他六十一岁，头发白了大半，腿脚还算利索，就是膝盖在阴雨天会隐隐作痛。小孩们叫他程爷爷，说他笑起来像弥勒佛。
他不知道弥勒佛长什么样，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杀过的人比这些孩子见过的死耗子都多。他当过程安之，当过夜莺，当过周长生。如今他是离休干部，住在西城区的一栋灰砖楼里，每天早上打太极，下午去公园遛弯。他这辈子换了太多名字，多到有时候半夜醒来，要想好几秒才能记起自己本来叫什么。
风筝飞得很高，是一只蝴蝶形状的纸鸢，橘红色的翅膀在灰白的天幕上翻飞。他想，现在的孩子大概想象不出杀人是什么感觉了。他们觉得杀人是罪大恶极的事，觉得杀人的人会做一辈子噩梦。这样很好。他靠在长椅上，闭上眼睛。阳光透过新发的香樟叶洒在脸上，温温热热的，像一只手。
一九四六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天。梧桐树刚抽了新叶，阳光从嫩绿的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地上像碎金子。
上海法租界的春天总是来得比别处早一些，街边的面包房飘出黄油和糖霜的香气，穿旗袍的女人挎着竹篮从菜市场回来，篮子里装着春笋和荠菜。那是最好的春天，也是最坏的春天。
沈渡川死在了提篮桥监狱里。
他被捕的时候程昼安不在场。那天上午他去苏州河边的联络站送一份情报，回来的时候裁缝铺的老裁缝站在门口等他，脸色白得像一张纸。老裁缝说，沈先生被宪兵队带走了，是国民政府直接下的令。程昼安的反应比他想象中平静，他只是知会一声，然后走进里屋，在程念禾旁边坐下来，问她今天学了什么课文。小姑娘乖巧地坐在凳子上，把书念给他听。他听着妹妹背书，手指把裤腿上的布料攥出了五个指头印。
他去提篮桥探监的那天穿了最好的一件衬衫。白底细蓝条纹，是沈渡川去年过年时让吴妈给他做的，他一直没舍得穿。他从枕头底下把那只被他反复擦拭的手枪摸出来别在腰间，去了提篮桥。
提篮桥的探监室是一个狭长的房间，中间隔着铁栅栏，栅栏的间距窄得连伸手都格外困难。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作响，空气里有股消毒水混着铁锈的味道。他站在栅栏这边等，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慢，不像是沈渡川的脚步声。沈渡川走路是稳的，手杖点在瓷砖上，每一声都落在同一个节奏上。但这个脚步声磕磕绊绊的，每走两步就要停一下，像是在用脚试探前方有没有障碍。
然后他看见了沈渡川。
那个人被狱警带到铁栅栏前，没戴墨镜，没有手杖。他的探路棍被没收了，囚服是灰蓝色的粗布，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他沿着墙摸摸索索地走到门口，手指在粗糙的水泥墙面上划出一道道浅浅的痕迹，然后在铁栅栏旁边挨着门坐了下来，像是走这一段路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程昼安盯着他的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瘦得脱了相。脸颊凹下去，颧骨凸出来，下巴上冒着一层青灰色的胡茬。但最让程昼安移不开视线的，是他的眼睛。那只曾经灰蒙蒙的、不停震颤的、像困兽一样在虚无中寻找他位置的左眼，已经完全萎缩了。眼皮深深地陷了下去，和他的右眼一样，变成了两个幽暗的窟窿。眼角的皮肤松弛地耷拉着，因为失去了眼球的支撑，眼睑无法闭合，露出里面暗红色的、已经永远无法愈合的黏膜。
他在狱中一定没有条件清洁眼窝。程昼安看见他的眼角残留着淡黄色的分泌物，已经干涸结痂，粘在睫毛根部。那两条他每天都要用手撑开才能擦拭的眼睑，此刻只是无力地垂着，像两扇再也关不紧的门。
他想起沈渡川还住在法租界小洋楼里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在浴室里待很久。他有一次无意中推开浴室的门，看见沈渡川站在水池前，用手指撑开眼皮，另一只手拿着棉签探进去。沈渡川的动作很熟练——先把棉签在生理盐水里蘸一下，再用两根手指撑开上下眼睑，探入眼窝深处，沿着内壁转一圈，然后抽出棉签，扔在旁边的纸篓里。他看见了沈渡川的后背——那个永远挺得笔直的人在那一刻微微弓着腰，肩胛骨透过薄薄的衬衫凸出来，衬出他消瘦的身形。
他没有出声，轻轻把门带上了。后来他再也没有在沈渡川清洁眼睛的时候进过浴室。
但此刻的狱中，没有人会替他做这些。
程昼安沉默了很久。栅栏那边的人没有开口，只是微微偏着头，用耳朵对着程昼安的方向，像是在辨认他的呼吸。然后那个人伸出手，在空中摸索了一下，碰到了铁栅栏，手指沿着冰冷的铁条滑下来，重新落在膝盖上。
“先生。”程昼安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他说，“你瘦了。”
沈渡川的嘴角弯了一下，还是程昼安熟悉的弧度。他在无数个黄昏和深夜里见过这个弧度——处务会上轻描淡写地化解危机的时候，在沙发上被他调侃到无奈的时候，除夕夜接过那颗麦芽糖的时候。
然后沈渡川伸出手，穿过铁栅栏，摸到程昼安的脸，拇指一下一下描摹他颧骨都轮廓。他说，“你也是。”
他的声音没有变。在狱中待了那么久，他的声音依然是那种温和的、平稳的、像一杯温热的白水一样的调子。提篮桥的审讯没有撬开他的嘴，就像当年山崎的刀子没有撬开他的嘴一样。
“你的眼睛还疼吗。”
沈渡川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到像是被探监室里惨白的日光灯一照就会化掉。“不疼了，”他说，“就是痒。”
痒。他的眼睛还在分泌液体，那些淡黄色的、混着血丝的、带着炎症的液体。
程昼安摸到腰间的枪。那是一把德制毛瑟，他曾经在裁缝铺外面那条弄堂的老槐树洞里藏了很久，枪管还带着体温。他的手指搭在扳机上，心跳很平稳。他在脑子里迅速推演了一遍——走廊里有两个狱警，探监室门口有一个，院子里的巡逻路线他进来的时候已经记下了。他可以在十五秒内击倒这三个人，然后用枪托砸坏栅栏门的锁。只要出了提篮桥，他就可以带着沈渡川消失在法租界那些迷宫般的弄堂里。
“先生，”他说，“我可以把狱警毙了，可以把门锁打坏，我们一起跑。你相信我。”
沈渡川愣了一下，他微微偏了偏头，然后把那双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眼睛对着程昼安的方向。他大概是在判断程昼安的语气是不是认真的。然后他笑了。那种笑和他当年被程昼安调侃到无奈时的表情一模一样，好像程昼安说了什么极其荒唐又极其有趣的话，让他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认了。
“我是个瞎子，”他说，语气很温和，像在跟一个孩子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下雨天出去放风筝，“你带着我跑不远。”
程昼安的呼吸越来越压抑，胸口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堵在喉咙口，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那些他一直不愿意去想的事——徐州城外的野地、阿禾在他怀里闭上眼睛的那个雨夜、松本的军靴踩在他后背上的触感、冯婉珍死前平静的目光——全都涌了上来，混着沈渡川手把手教他盲文时指尖微凉的触感，混着那些他以为已经忘掉的东西。
“沈渡川我讨厌你，王仁敬和郑撼都跑了你为什么要留在76号，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下场，你为什么不给你自己留一条路？”
他说不下去了。他把额头抵在冰冷的铁栅栏上，两只手攥着铁条，指节泛白。
他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被松本踢到角落的时候他没哭，阿禾死的时候他没哭，冯婉珍死了的时候他没有哭，和沈渡川在那栋小洋楼的书房里告别的时候他也没哭。他是个天生的猎手，猎手不会哭。
但现在他哭了。眼泪淌过脸颊，流进嘴里，咸得像他爹杂货铺里卖的那种粗盐。
他说，“沈渡川，你个骗子，说好了等胜利了就一起去法国爬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去看整个巴黎。你骗我。”他语无伦次，带着哭腔，声音里全是愤懑和委屈。他恨他在最后一刻还在替别人着想，恨他把所有的退路都让给了别人而自己坐在黑暗里等死。
沈渡川沉默了很久。他坐在铁栅栏那边，灰蓝色的囚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两个深陷的眼窝对着程昼安的方向。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依然温和，只是嘴角那抹笑容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
一种很淡很淡的、像是被春风吹化的薄冰一样的温柔。
“小程，”他说，“你傻吗，我看不见。”
他的眼睛在1939年被山崎捅坏之后就没再真正看清过任何东西，他的右眼早就缩成了一颗豆子大小的干核。但他的确去过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塞纳河的风很大，钟楼上的石栏杆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整个巴黎在他眼前铺展开来，红色的屋顶、灰色的街道、远处蒙马特高地上白色的圣心教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站在巴黎的最高处，以为世界是可以用理性理解的，以为正义是可以用法律捍卫的，以为光会永远照在他身上。后来他失去了一切——学生、父母、战友、眼睛、信仰。但他从来没有失去过那个站在钟楼上俯瞰巴黎的年轻人。他只是把他藏起来了，藏得很深，藏在法国梧桐的树影里，藏在圣经发黄的纸页间，藏在至死不渝那四个字里。
那个年轻的沈渡川会记得巴黎的样子。
程昼安没有说话。他没有力气说话了。他把手从栅栏缝隙里伸过去，伸到他能伸到的最远处。栅栏太窄了，他的手指徒劳地在空气中张开，指尖离沈渡川的肩膀还有一寸。
这一寸是上海到徐州的距离，是民国二十七年到三十五年的距离，是他们从认识到现在的每一次靠近和每一次退开的距离。他救不了他。他可以杀了松本，可以杀了那九个目标，可以杀了任何挡住他路的人。但他杀不了栅栏这头他们之间的距离，杀不了栅栏那头即将夺走沈渡川的命运。
他们就这样在栅栏两边坐了很久。日光灯管嗡嗡响着，远处传来狱警换岗时的哨声。窗外梧桐树的影子在墙上慢慢移动。沉默里过了好一会儿，沈渡川往栅栏这边靠了靠，开口了。
“小程。”
“嗯。”
“你抱抱我吧。”
程昼安抬起头，看着那排冰冷的铁条，和他在同一年发间就已经刻在脑子里的那张脸。他站起来，把手从栅栏缝隙里收回来，然后重新伸出手，穿过栅栏，捧住了沈渡川的脸。
他们都清楚，隔着狭窄的栏杆，拥抱是一个不可能被完成的动作。
他用拇指轻轻擦拭沈渡川的眼角，把那些已经干涸的淡黄色分泌物一点一点地擦干净，动作很轻，轻得沈渡川的眼皮都没有被拉动。他看着那两个无法闭合的窟窿，俯身在沈渡川的眼皮上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触到了那些凹凸不平的疤痕，触到了眼睑边缘因为长期发炎而微微增生的组织，触到了那两颗眼球曾经存在过的位置。
“先生，我抱了。”
沈渡川闭着那双已经死了的眼睛，嘴角弯起来。
“好，”他说，“那就好。”
第二天，沈渡川死在了监狱里。狱警发现的时候他靠在墙上，面朝着窗户的方向。窗户很小，很高，透进来的光照不到他，但他还是朝着那个方向。那颗□□胶囊他藏了很久——每个被军统训练出来的特务都知道怎么藏。他在审讯室里被捅瞎眼睛的时候没有用它，在76号半夜被疼痛折磨醒的时候没有用它，在法租界那栋小洋楼里独自面对黑暗的时候也没有用它。
他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把所有还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把情报传出去了，把人保住了，把那个莽莽撞撞闯进他家的小杀手教会了盲文，也教会了怎么收敛那团心口的野火。现在他累了。他靠在墙上，朝着窗户的方向，安安静静地走了。
程昼安赶到提篮桥的时候，尸体已经被人从牢房里抬出来了。太平间里没有灯，只有走廊里透进来的一点光。沈渡川躺在铁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白布。他走过去把白布掀开，看见沈渡川的两只已经萎缩的眼窝仍然半张着。他没有尝试合拢他的眼睛，只是把白布重新盖好，退后一步，然后转身走了。他没有哭，只是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把地面踩实了才肯迈下一步，怕自己如果不这样走，就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崩溃。
当晚，他回到法租界沈渡川的住所。小洋楼早已被76号查封，他翻过那道熟悉的后墙，从楼道一处松动的木板下面找到了一个铁盒。他知道沈渡川总在这里藏些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以前是备用钥匙，后来多了一些旧信件和日记本，还有过年给程念禾买糖葫芦剩下的一些零钱。铁盒里放着一副墨镜，一沓盲文纸。底下压着一张老照片，三个年轻军人站在梧桐树下，最右边那个是沈渡川，眼睛完好无损，目光清亮得像山泉水。他曾经用指尖一遍遍描摹过这个沈渡川的面孔，好像那是他永远无法触及的过去。他把照片翻过来——是那行熟悉的“至死不渝”，照片下面还压着一张盲文纸。
他知道沈渡川曾在失去视觉的情况下，用盲文板夹住这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扎下去。他扎得很慢，也许比那天教程昼安盲文密码时还慢，因为他的手指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他扎完最后一个字，把盲文笔放下，靠在墙上，朝着窗户的方向闭上眼睛。
程昼安把那张纸放在桌上，伸出手指，轻轻摸了上去。他的指尖从第一个凸点滑到最后一个凸点，触感是那种盲文纸特有的粗糙和凹凸，在黑暗中像一串无声的密码。他解了出来。
“沈渡川。民国二年生。民国三十五年殁。”
他把照片放回铁盒，盖上盖子，坐在地板上，靠着沈渡川曾经坐过的那个沙发，把铁盒抱在怀里。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和一九四二年那个冬夜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裁缝铺。他一夜都坐在那张沙发里，右手插在怀里，握着那把毛瑟手枪，左手搭在膝上，指尖还残留着盲文纸的粗粝感。窗外的梧桐树沙沙响了一整夜，他不知道那是风，还是沈渡川在跟他说话。第二天早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把那副墨镜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去接程念禾上学。
他还活着。沈渡川也还活着，活在他指尖的触觉里，活在那些他还没解完的盲文密码里，活在他每次给程念禾买糖葫芦时口袋里的零钱里。
春天又来了。梧桐树换了几十次叶子，塞纳河上的游船来来去去，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每个整点响起，和十年前沈渡川站在钟楼上听到的一模一样。只是钟楼顶层那个俯瞰巴黎的年轻人已经不在了，他死在了春天，埋在春天里。
程昼安睁开眼睛。香樟树的叶子在微风里沙沙地响，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膝盖上，和几十年前落在沈渡川书页上的光斑一模一样。放风筝的孩子已经散了，草坪上空荡荡的，只剩那只橘红色纸鸢还挂在树梢上，随风轻轻晃动。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封信，然后站起来，慢慢地往公园门口走。树梢上那只纸鸢还在风里翻飞，像一只橘红色的蝴蝶，像大年初四那天他解开的第一道盲文密码。他仿佛听见那句温和的、平稳的、像一杯温热的白水一样的声音：“小程，你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