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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ood mo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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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官洛澄没有化妆。
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短袖,圆领,面料是纯棉的,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logo。头发扎成低马尾,几缕碎发落在耳侧。耳朵上没有珍珠耳钉,脖子上没有祖母绿项链,手腕上没有翡翠戒指。她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年轻的、不施粉黛的女人。不是官家大小姐,不是霍聿怀的女伴,不是赛马会上那个让所有人侧目的美人——是一个可以消失在人群里、不会被任何人记住的普通人。
她从地下车库开出另一辆车。不是那辆火山灰的保时捷Panamera,是一辆白色的奥迪A4。低调,普通,满大街都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需要不被人记住的一天。
周医生所在的私立医院,叫“港安医疗中心”。不是那种街边的小诊所,也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公立医院——是港城达官贵人们最常去的私立医院之一。坐落在跑马地半山,一栋独立的八层建筑,外墙是浅米色的石材,大门是玻璃的,擦得锃亮,门口的接待台后面站着两个穿粉色制服的护士,笑容甜美而职业。停车场里停满了豪车——奔驰、宝马、奥迪,偶尔有几辆劳斯莱斯和宾利,车牌号都是那些经常出现在财经杂志封面上的名字。
私立医院坐落在太平山脚下,被一片浓密的绿荫包围着。白色的建筑群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像一座建在森林里的度假村。这里是达官贵人们最喜欢的医院——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因为它贵。贵到普通人不敢进门,贵到门口停的车最差也是奔驰宝马,贵到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觉得自己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
官洛澄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乘电梯上一楼。大厅很大,大到空荡。地面铺着米白色的大理石,光可鉴人,倒映着天花板上那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混合了鲜花和消毒水的香气,不刺鼻,反而让人觉得安心。前台接待处,几个穿着浅蓝色制服的护士正在低声交谈,声音轻柔得像在哄孩子。挂号窗口没有人排队——这里不需要排队,一个电话,什么都提前安排好了。
官洛澄走到挂号窗口,递上身份证:“精神科,周医生。”
窗口后面的护士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周医生今天的号已经满了。”
官洛澄没有说话。她把手袋放在台面上,从里面抽出一张卡——不是黑卡,是一张普通的信用卡。她把它压在台面上,推到护士面前。护士看了一眼那张卡,又看了一眼官洛澄,又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她的手指又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周医生下午三点有一个空档,可以给您加号。”
“多谢。”官洛澄收回卡,转身走到候诊区坐下。
候诊区的沙发是深棕色的真皮,宽大而柔软。茶几上摆着鲜花和杂志,杂志是英文的,The Lancet,Time,Forbes。她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着周围的声音——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压低了嗓音的窃窃私语,偶尔传来的手机铃声。她不是来治病的,她是来“看病”的。
下午三点,护士叫了她的名字。官洛澄站起来,走进走廊。走廊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挂着铜质的铭牌,刻着医生的名字和科室。周医生的诊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暖黄色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
诊室很大,大到空荡。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摆在落地窗前,桌上放着电脑、几本厚厚的医学书籍、一盆小小的绿植。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胖墩墩的男人。
周医生。大约五十岁出头,头发浓密而乌黑——染的,发根处能看到一小截灰白。脸圆圆的,肉嘟嘟的,下巴叠着两层,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两条缝,像一尊慈眉善目的弥勒佛。他穿着一件雪白的白大褂,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胸口的袋子里别着两支笔和一副金丝眼镜。他的手很白,很软,手指短而粗,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一看就是没有做过家务、没有干过重活、被养得很好的一双手。
他看起来很有福相。不是那种“生活幸福”的福相,是那种“吃得好、睡得好、拿钱拿到手软”的福相。
官洛澄在他对面坐下。诊室的椅子是黑色的皮质转椅,坐上去很舒服,靠背的角度刚刚好,扶手的高度刚刚好,一切都让人觉得放松、安全、可以被倾诉。她注意到诊室的灯光是暖黄色的,不刺眼,不冰冷,像黄昏的阳光。墙角放着一台加湿器,白色的水雾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薰衣草香气。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为了让病人放松警惕,为了让病人说出那些不愿意说的话。
她知道这些把戏。她站定在桌子面前,双手自然下垂,姿态放松而自然。她的脸上挂着一种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疲惫——不是演出来的,是真的疲惫。她的眼睛下面有一层薄薄的青黑,嘴唇微微发白,肩膀微微内收,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朵被风吹过太久的、快要凋谢的花。
“周医生。”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
周医生看起来颇有福相。像一个生意做得不错的商人,而不是一个医生。官洛澄在心里给他下了定义。
“坐,坐。”周医生抬起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热情而随和,“官小姐是吧?请坐。”
官洛澄坐下,把手袋放在膝盖上。
周医生从电脑后面抬起头,看着官洛澄。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只是一瞬。然后他的眼睛眯了起来,嘴角浮起一个职业性的、训练有素的微笑。“官小姐,你好。请问哪里不舒服?”他的声音很温柔,温柔得像在哄一个小孩。
官洛澄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交握,指尖微微发白。“我睡不着。”她说,“睡不好,总是做梦。梦到很高的地方,往下看,风很大。”她没有说谎。她确实梦到过。很多次。周医生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他拿起桌上的笔,在病历本上写了几个字。“持续多久了?”
“两个月。”母亲离开两个月了。
“有没有出现过想伤害自己的念头?”
官洛澄沉默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到只有她知道自己停顿了。然后她摇了摇头。“没有。但是——”她抬起头,看着周医生的眼睛,“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她学的是心理学。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它不是“我想死”,是“我活着没有意义”——在抑郁症的量表里,这句话的权重仅次于“我想死”。但它是可以解释的,是可以被归因于“压力大”“最近发生了不好的事”的。不像“我想死”那样触目惊心,也不像“我想跳楼”那样直接。
LSE的社会心理学专业,毕业论文研究的是“精英阶层的决策模式与心理弱点”。她知道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知道DSM-5里的每一条症状,知道怎么描述才能让一个精神科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抑郁症”的判断。她更知道,周医生不是一个难对付的人。一个会给十二个人开假抑郁症证明的医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周医生的笔停了。他看着官洛澄,目光里多了一丝——不是怀疑,是确认。他确认了她的“症状”。他拿起桌上的眼镜,戴上,凑近了一些,像是在观察她的瞳孔、她的表情、她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肌肉运动。然后他低下头,在病历本上写了很长一段话。
“官小姐,根据你的描述,我初步判断你有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症。”他的声音很温柔,温柔得像在宣布一个不太坏的坏消息,“我建议你做一个心理评估,然后我们再看需不需要用药。”
官洛澄点了点头。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冷了下来。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症。两个月。睡不着,做噩梦,觉得活着没意思。她没有说慌,但她也没有说全部的实话。她说的那些“症状”,和母亲病历上的一模一样。
她在来之前,把母亲的病历看了至少十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每一个数字。她把那些症状背了下来,然后一一复述给他听。他没有问“你有没有经历过创伤”,没有问“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变故”,没有问任何能把她和母亲区分开的问题。他只是在确认——确认她的“症状”和病历上写的一样。
官洛澄完成了心理评估。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份报告,周医生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官小姐,你的评估结果也支持抑郁症的诊断。”他顿了顿,摘下眼镜,看着她,“我建议你开始服药。我给你开一些抗抑郁的药,副作用不大,你先吃两周,再来复诊。”
官洛澄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不大,被脸上的肉挤得几乎只剩下两条缝。但那条缝里,有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不是贪婪,不是心虚,是——他很熟练。这些话,这些判断,这个流程,他做过很多次。熟练到不需要思考,熟练到不需要犹豫,熟练到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周医生,”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一个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病。”
周医生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官小姐的意思是——”
“病历上,能不能不写这个诊断?”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就写——一切正常。你给我开药,我按时吃,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周医生愣了一下。他看着官洛澄,嘴唇动了动,像在犹豫。然后他认出了她。
不是“官洛澄”,是“新闻上那个女人”。霍聿怀的女伴,赛马会上和霍聿怀十指紧扣的女人,那个让全港城的女人都嫉妒的女人。他的表情变了。不是害怕,是——兴奋。像一条闻到肉味的狗,尾巴已经开始摇了。
“官小姐,”他的声音更温柔了,温柔得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说话,“你放心。病人的隐私,我们医院是严格保护的。霍生那边——”他顿了顿,试探性地问,“霍生知道你来吗?”
官洛澄摇了摇头。她的表情是恰到好处的、带着一丝羞怯的、像做错事的小孩被大人发现的表情。“他不知道。我不想让他知道。”她低下头,声音更轻了,“他那么忙,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周医生的眼睛亮了。他懂了。他以为自己懂了。霍聿怀的女人,得了抑郁症,不想让霍聿怀知道。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可以拿来做人情的秘密。一个可以拿来巴结霍聿怀的秘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换一条命的秘密。
“官小姐,你放心。”他的声音更温柔了,温柔得像在哄一个婴儿,“你的病历,我会处理好的。诊断不写在病历上,只写‘精神状态正常’。药我给你开,你按时吃。霍生那边——”他笑了笑,眯起眼睛,“我不会说的。”
官洛澄看着他,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笑。那笑容很轻,像一片落在刀锋上的雪花,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融化了:“谢谢周医生。”
周医生摆摆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处方笺,低头写了起来。他的笔很快,刷刷刷的,像在签一份不痛不痒的文件。“官小姐,其实不瞒你说,”他一边写一边说,语气轻描淡写得像在聊今天天气不错,“像你这样的情况,我们医院见得多了。很多人的病例,都不是真的。不是他们没病,是——不方便有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官洛澄的手指微微蜷了蜷。她明白。不方便有病。比如,一个正在打遗产官司的富商遗孀,不能有抑郁症。比如,一个正在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母亲,不能有抑郁症。比如,一个被丈夫逼到绝路的女人,不能有抑郁症——因为抑郁症,是会被拿来当作“她精神状态不稳定,不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的。
“周医生,”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种‘不方便有病’的人,多吗?”
周医生的笔停了一瞬。只是一瞬。然后他继续写,语气依旧轻描淡写。“多,怎么不多。尤其是——”他顿了顿,像是忽然意识到自己说多了。他抬起头,看着官洛澄,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了一丝戒备。“官小姐,你的药开好了。去一楼药房拿药,两周后复诊。”
他没有再说下去。
官洛澄接过处方笺,站起来。“谢谢周医生。”她转身,朝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周医生,霍生那边——”
“放心放心,我不会说的。”周医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种“我懂”的殷勤。
官洛澄走出诊室。门在她身后关上。她站在走廊里,低头看着手中的处方笺。药名,剂量,用法。一切都很正常。她又看了看那张“病历报告”——精神状态正常,四个字,白纸黑字,盖着医院的章,签着周医生的名字。
她的嘴角浮起一个笑。那笑容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
精神状态正常。母亲的病历上,也写着这四个字吗?不,母亲写的是“重度抑郁症”。同一家医院,同一个医生,同样的症状,完全相反的诊断。白如水的是“重度抑郁症”,官洛澄的是“精神状态正常”。区别不是症状,不是病情,不是任何医学上的判断。区别是——白如水没有靠山,官洛澄有霍聿怀。
官洛澄走出医院大门。阳光落在她身上,暖洋洋的。她站在台阶上,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花香,有草香,有消毒水的味道。她睁开眼,看着手中那份“精神状态正常”的报告,笑了笑。
然后她把报告折好,收进包里,走下台阶,坐进那辆白色的奥迪A4,发动引擎,驶出医院。白色的车汇入车流,很快便消失在了港城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没有人记得她来过。没有人知道她做了什么。只有那份“精神状态正常”的报告,安安静静地躺在她的包里,像一个沉默的证人。
中环的早晨,是从铜锣湾的报摊开始的,是从上环的茶餐厅冒着白烟的蒸笼开始的,也是从霍氏集团顶楼那盏灯亮起的时候开始的。
那盏灯,每天清晨六点准时亮起。比维港的第一缕阳光早到整整一个小时。没有人知道霍聿怀几点起床,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几点工作。六点。当港城的金融精英们还在梦里数着昨日的盈亏,他已经坐在了那张黑色的皮椅上,面前是一整面落地窗。窗外,中环的摩天楼群还在沉睡,只有几盏零星的灯光,像未眠的眼睛。他端起咖啡——不是助理买的,是他自己煮的。他喝咖啡不讲究,但也不将就。豆子是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水温要刚好九十二度,手冲的流速要慢,慢到一滴一滴地数。他数到三十,放下手冲壶,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酸度刚好,果香刚好,苦味刚好。一切都刚好。
霍氏集团的大楼矗立在中环的心脏位置,面朝维港,背靠太平山。不是最高的,但一定是最贵的。整栋楼一百零八层,全部是霍氏的自有资产,不租不售。从外立面看,是深蓝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在阴天像一面沉默的海。没有巨大的logo,没有花哨的装饰,只有入口处门牌上刻着两个字——霍氏。字体不大,颜色不深,低调得像一个怕被人认出的明星。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在哪里。在中环,寸土寸金,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金子铺的。霍氏集团的大楼矗立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不可撼动的山。
IFC的顶层,它一共有一百零八层,整面墙都是玻璃。维港的全景在他脚下铺展开来,像一个微缩的模型。中环的摩天楼群变成了小小的积木,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变成了缓缓移动的玩具,远处的太平山像一道绿色的屏风,把整座城市环抱在怀中。
霍氏集团,是全港最强大的金融集团。不是“之一”,是“最”。它掌握着港城的经济命脉——股市、楼市、航运、能源、科技,每一个领域都有霍氏的影子。有人说,霍聿怀打个喷嚏,港城的经济就要感冒三天。这当然是夸张,但没有夸张太多。
早晨的股市发售会,是港城金融圈每天的头等大事。不是因为发售会本身有多重要,是因为霍聿怀会在那上面说话。他说的不是“我认为”“我觉得”“我建议”——他说的是“女士们先生们”或者“早上好”。如果他说“Ladies and gentlemen”,股市会跌。不是可能,不是大概率,是一定。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规律。也许是他的语调,也许是他的表情,也许是他选择用英文说“女士们先生们”的时候,意味着今天有不好的消息要宣布。如果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Good morning”,股市就会涨。不是暴涨,是稳稳地、慢慢地、像潮水一样地涨。全港城的投资者都在等他的那句“Good morning”,像信徒在等神父的祝福。
官洛澄每天早上都会看股市发售会的直播。不是因为她炒股,是因为她要了解他。了解他的情绪,了解他的判断,了解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今天,霍聿怀说了一句“Good morning”。慵懒的,随性的,发音却标准至极,像BBC的播音员不——比BBC更好听。
BBC太正了,他的英语里有一种港城独有的、东西方交融的味道,像一杯被调得恰到好处的鸳鸯——一半咖啡的苦,一半奶茶的醇。尾音微微拖长,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优雅。他没有看镜头,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对着麦克风说了几句,然后他走了。
直播结束。港城的股市开盘,恒生指数涨了。
官洛澄关掉手机,靠在沙发上。她想起今天早上看到的那个新闻标题——“霍聿怀一句‘Good morning’,港股应声上涨”。她想起评论区有人说:“全亚洲的金融中心,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有人说:“不是玩弄,是守护。港城的经济,因为他在,才风生水起。”
第一缕朝阳划破天际的时候,纽约的金融中心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交易员们收拾桌面,关掉屏幕,走进夜色中。伦敦的金融城还在午后的阳光里,咖啡机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交易员们端着纸杯,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东京的金融区已经进入下午,分析师们埋头整理报告,键盘声噼里啪啦。瑞士的世界银行里,黄金和外汇的交易一刻不停。每日创造无数财富。这些财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过纽约,流过伦敦,流过东京,流过苏黎世,最终汇入港城。但这条河不属于所有人。它属于少数人,属于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属于那些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属于霍聿怀。
他站在落地窗前,阳光洒满维港。海面被染成一片金色的碎屑,中环的摩天楼群在阳光下像一柄柄发光的长剑。天星小轮在海面上拖着金色的尾迹,缓缓划过,像一根缝纫针,把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一针一针缝进阳光里。他的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弧度。
“阿林,维港的早晨很美,是吧?”
林特助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他知道今天霍聿怀心情很好。霍氏集团的股票又涨了。不是因为他那句“Good morning”,是因为他昨晚做的一个决定。一个让整个市场都没想到的决定。林特助不知道那个决定是什么,但他知道那个决定会让霍氏赚很多钱,会让很多人跟着赚钱,会让更多人亏钱。这就是霍聿怀的游戏。他赢,你跟着他赢;你猜不透他,你就输。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霍聿怀没有回头。他的目光依旧落在维港的海面上,阳光在他眼底碎成金色的星星。“阿林,去买杯咖啡。”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拿铁,加燕麦奶。”
林特助微微躬身,退出办公室。
林特助乘电梯下到一楼。IFC二期的大堂很高,高到让人觉得渺小。地面是黑色的大理石,光可鉴人,倒映着天花板上那盏巨大的水晶吊灯。前台在大堂的正中央,一个弧形的白色台面,后面站着三个穿着制服的前台接待员。最中间的那个,今天画了很精致的妆。
她叫Tiffany,在这里工作了三年。每天都会精心打扮自己——不是因为她爱美,是因为她知道,霍氏集团的前台,是全港城最有价值的前台。每天都有无数人来这里,想见霍聿怀,想见林特助,想见任何一个能帮他们“搭上霍家这条线”的人。Tiffany是他们见到的第一张脸,也是他们见到的第一堵墙。她喜欢这个位置。喜欢那种“我可以说不行”的权力。喜欢那种“你们求我也没用”的优越感。喜欢那种“我是霍氏集团的人”的骄傲。
此刻,她正和一个女人对峙。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头发扎成低马尾,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妆容。她站在前台面前,手里没有包,没有手机,没有预约单,什么都没有。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Tiffany,表情平静而从容。
“小姐,没有预约不能进去。”Tiffany的声音不大,但很硬。她在霍氏集团工作了三年,什么人都见过——有哭着求的,有拍桌子骂的,有塞红包的,有搬出某某某名字的。她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流程,每一个流程都经过千锤百炼,每一个字都精准得像手术刀。眼前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不是那种“有钱人”的普通,是那种“真的普通”的普通。黑色的短袖,纯棉的,看不出牌子。低马尾,没有发饰。素颜,连口红都没涂。Tiffany在心里迅速做了判断:不是重要人物,不需要汇报,直接挡回去。
官洛澄看着Tiffany,没有说话。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不想说。她可以报霍聿怀的名字,可以报林特助的名字,可以拿出手机给他们看霍聿怀昨晚发的那条消息——“明天来公司找我”。但她不想。不是因为不能说,是因为不想。不想动不动就搬出霍聿怀的名字,不想让这些人觉得她是那种“靠着男人上位”的女人,不想在这个每一个细节都写着“我很贵”的大堂里,变成一个笑话。
尤其是不想在这个前台面前。因为她看得出,Tiffany每天都会精心打扮自己。她的妆很精致,睫毛刷得又翘又长,眼线画得又黑又翘,嘴唇涂着正红色的口红,连指甲都做了法式美甲。她的制服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钻石胸针,头发盘成一个低髻,用一根珍珠发簪别着。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说——我很贵,我是霍氏集团的人,你算什么?
Tiffany的声音很职业,不冷不热,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官洛澄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恶意,没有傲慢,只有一种训练有素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礼貌。她不想为难这个人。她能看得出这个前台每天都在精心打扮自己——指甲是新做的,裸粉色,上面贴着一颗小小的水钻;口红是正红色的,哑光质地,没有沾到牙齿上;睫毛刷得很翘,根根分明,像两把小扇子。她花了很多心思在自己的外表上,也许是为了这份工作,也许是为了某个人。官洛澄不想为难她。
但她需要进去。
“我找霍聿怀。”她说。不是“霍生”,是“霍聿怀”。三个字,很轻,很淡,像在叫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
Tiffany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瞬。她抬起头,重新打量了官洛澄一眼。香槟色的真丝裙,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但面料的光泽和垂坠感,不是便宜货。低马尾,没有戴任何首饰,但她的耳垂上有耳洞——说明她平时戴耳环,今天没有戴。她的皮肤很好,白到发光,不像是用粉底盖出来的,是天生的。
Tiffany在霍氏工作了三年,见过太多有钱人。她知道,真正的有钱人,不穿满身logo,不戴夸张珠宝,不喷浓烈香水。他们穿没有牌子的定制款,戴看不出年份的古董表,喷只有凑近了才能闻到的香水。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那种人。但她没有预约。Tracy咬了咬嘴唇,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屏幕上:“不好意思,没有预约真的不能进。这是公司的规定。”她的声音比刚才软了一点,但原则没有退让。
官洛澄没有说话。她从手拿包里拿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她没有打电话,没有发消息,只是看了一眼时间,然后把手机收回了包里。她没有说“我是霍聿怀的朋友”,没有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没有说任何“搬出霍聿怀”的话。她不是不能说,是不想说。尤其是在这个女人面前——这个看得出每天都在精心打扮自己、也许每天都在等某个机会、也许每天都在等某个人的女人面前。她不想用霍聿怀的名字压任何人。不是因为善良,是因为不屑。
“那我预约。”官洛澄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Tiffany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你赢了”的无奈:“最早的空档是下周四下午三点。”
官洛澄点了点头:“好。下周四下午三点,官洛澄。”
Tiffany低下头,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已预约。下周四下午三点,不见不散。”
林特助站在电梯口,看着前台方向的那一幕,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悬了很久。他在犹豫。跟了霍聿怀五年,他学会了不替霍聿怀做决定,也学会了不把那些“不值得”的事带到霍聿怀面前。眼前这件事,值不值得?官洛澄站在前台面前,没有报霍聿怀的名字,没有报他的名字,没有打电话,没有发消息。她只是站在那里,和那个前台老老实实地预约。
林特助看着她的背影——黑色的短袖,低马尾,素面朝天,手里什么都没有。她没有生气,没有焦急,没有那种“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的恼怒。她只是站在那里,平静地、从容地、不卑不亢地,等着。等什么?等前台放她进去?不可能。等霍聿怀下来?霍聿怀不知道她来了。等她转身离开?她快走了。林特助看到官洛澄微微侧了侧身,像是准备离开了。他拿起手机,拨通了霍聿怀的电话。
响了两声,接通了:“阿林,没有拿铁了?”霍聿怀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慵懒而随意,带着一丝调侃。
林特助的喉咙滚了一下:“不是。霍生,官小姐在楼下。”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前台不让进。她没有报您的名字,也没有给我打电话。现在她准备走了。”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电话挂了。
官洛澄转身,准备离开。她的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转了个方向,黑色的裙摆轻轻荡了一下。她的脸上没有失望,没有愤怒,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是淡淡的,像她来时一样。也许今天不该来。也许应该先给林特助打个电话。也许应该换一身衣服,化个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霍聿怀的人”。不,她不想那样。她就是她,不是霍聿怀的附属品。如果进不去,那就进不去。她可以走另一条路。
她抬起脚,准备迈出第一步。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骚动。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急促的,杂乱的,像一群人突然开始跑动。然后是低低的一声——“霍生。”那一声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更多声。“霍生。”“霍生。”“霍生——”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带着恭敬,带着惊讶,带着一种“霍生怎么下来了”的不知所措。
官洛澄的脚步停了。她转过头。
阳光从IFC的玻璃幕墙倾泻进来,整面墙都是透明的,金色的光芒铺满了整个大堂,把黑色的大理石地面照得像一面发光的镜子。霍聿怀站在光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剪裁利落得像一把出鞘的刀。衬衫是白色的,领口系着一条深灰色的领带,温莎结打得精致而克制。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没有一根是乱的。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镀上一层金色的光。他的表情依旧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样子。但他的眼睛——没什么情绪,却好看的惊心动魄的眼睛正看着她。
官洛澄站在光影的交界处,一半在阳光里,一半在阴影中。阳光从她身后的玻璃幕墙涌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皮肤照得近乎透明,像一块被光穿透的玉石。她的头发在阳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几缕碎发从耳侧垂下来,在微风中轻轻拂过她的脸颊。她的眼睛——那双和母亲一模一样的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深邃,像两汪被光点亮了的潭水,里面有碎金在闪烁。
阳光赋予了她一种不真实的、近乎神圣的美。不是赛马会上那种精心打扮的、让人移不开眼的惊艳——是一种自然的、干净的、像清晨第一缕阳光落在白瓷上的温柔。她的脸上没有妆容,没有任何修饰,但那种素净,反而让她的五官更加分明——眉骨的弧度,鼻梁的高度,唇形的轮廓,每一处都像是被上帝用最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来的。
她站在那里,转过头,看着他。逆光中,他的轮廓被光晕包裹着,像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像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圣像,像一个从光里走出来的人。
官洛澄愣了一瞬。那一瞬很短,但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惊讶,不是感动,是一种她也没有预料到的、心跳漏了一拍的、来不及掩饰的、真实的悸动。
霍聿怀站在大堂的中央,周围的人都弯着腰,低着头,像被风吹弯的麦田。他没有看任何人。他的目光穿过那些低垂的头颅、穿过那些恭敬的眼神、穿过那片被阳光铺满的大堂,落在她身上。然后他抬起手,朝她的方向伸出来。那只手,修长的,骨节分明的,在阳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张开,像在等一朵花落下来。
“过来。”
他的声音不大,但整个大堂都听到了。那个词,不是“请进”,不是“上来吧”,不是任何礼貌的、客套的、保持距离的用语。是“过来”。像一个在等某个人的人,看到那个人终于出现了,伸出手,说——过来。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那些弯着的腰忘了直起来,那些低着的头忘了抬起来,那些张着的嘴忘了合起来。Tiffany坐在椅子上,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怕。她的脑子里在飞速运转——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霍生亲自下来接她?为什么霍生对她说“过来”?为什么霍生看她的眼神——不,霍生没有看任何人,霍生只看了她。她刚才做了什么?她把霍生的人挡在了门外。她让他亲自下来接人,她让他在所有人面前等了不止一秒。她的腿在发软,她的手指在发抖,她的嘴唇在发白。
她瘫在椅子上,像一株被太阳晒蔫了的草。她想说点什么,想解释点什么,想为自己辩解——但她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官洛澄看着霍聿怀伸出的那只手,看了两秒。然后她笑了。那笑容很轻,像风吹过湖面,只泛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涟漪。不是受宠若惊的笑,不是诚惶诚恐的笑,是一种“他还挺会来事”的、带着一点点无奈、一点点好笑、一点点“好吧我配合你”的笑。
她走过去。高跟鞋踩在黑色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声一声,像心跳。她走到他面前,停下,伸出手,把手放进他的掌心里。他的手合上了,握住她的。不紧不松,刚好把她包住。
霍聿怀转身,朝电梯走去。她跟在他身边,步伐从容而优雅。两个人的背影在阳光中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投在黑色的大理石地面上,一高一矮,一宽一窄,像一对被光画出来的剪影。周围的人自动让开一条路,没有人敢跟上来,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声音。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
电梯门开了。他们走进去。门关上了。
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他们的手几乎同时松开。霍聿怀的手指从官洛澄的手背上滑过,那触感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他没有看她,目光落在电梯门上方跳动的数字上,表情依旧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样子。
官洛澄也没有看他。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里还有他留下的温度,温热的,像一枚被捂了很久的硬币。她把手收回去,垂在身侧。
电梯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官洛澄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雪地上的羽毛,但里面藏着的东西很重——是好笑,是无奈,是一种“霍生你可真会演戏”的调侃。
“霍生真给我面子。”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不是感谢,不是恭维,是一种平等的、不卑不亢的、像在跟一个老朋友开玩笑的语气。你在下面给我撑了这么大的场面,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亲自下来接我,让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关系匪浅。这个面子,给得够大。
霍聿怀的嘴角弯了一下。那弧度太小了,小到如果不是她一直在盯着他的脸,根本不会察觉。不是得意,不是满意,是一种——他听出了她话里的调侃,并且觉得有趣的、不动声色的笑。他的声音很低,很轻,像一片落在雪地上的羽毛。
“合作伙伴嘛。”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电梯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像两口看不见底的井。但那井底,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发光——不是感情,是确认。确认他们是同一种人,确认她懂他在做什么,确认她不会因为这点“面子”就昏了头:“我的投资,必须成功。”
官洛澄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轻,像风吹过湖面,只泛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涟漪。这一次不是调侃,不是无奈,是一种她也确认了的、心照不宣的、两个猎手在黑暗中互相点了下头的笑。
电梯停了。门开了。他走出去,她跟在他身后。走廊很长,铺着深灰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走廊的尽头,是他的办公室。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把整条走廊照得通亮。他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一臂的距离,不远不近,像一道看不见的界线。但那道界线,比刚才薄了一些。
官洛澄把那份病历报告放在霍聿怀面前。牛皮纸袋,封口处还压着她今早拆开时留下的折痕。她从里面抽出那张盖着医院红章的报告,精神状态正常,四个字,白纸黑字,周医生的签名龙飞凤舞地落在右下角。
“我今早去见了周医生。”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挂了号,说了症状,做了评估。他诊断我为轻度到中度抑郁症。”她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讽刺。“然后我告诉他,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他立刻就明白了——病历上不写诊断,只写‘精神状态正常’。药照开,但病不存在。”
霍聿怀靠在椅背上,看着那份报告,没有拿起来。他的目光落在“精神状态正常”那四个字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是早就猜到了。
“白如水的病历,也是这么来的。”官洛澄的声音更轻了,“一样的症状,一样的评估,一样的诊断。区别是——她写的是‘重度抑郁症’,我写的是‘精神状态正常’。不是病情不同,是背景不同。”她看着霍聿怀的眼睛,“她没有靠山,我有。”
霍聿怀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点了一下,嗒。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低,很轻,像在说一件不用商量的事:“周医生,我来搞定。”
四个字。不是“我帮你查查”,不是“我让人去处理”,是“我来搞定”。像接过一份已经拆封的文件,看了一眼,说“我来回”。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感谢,不需要任何多余的对话。官洛澄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他说“搞定”,就是真的搞定。不是敷衍,不是拖延,不是“再看情况”。是搞定。
门被敲响了,三声,不轻不重。
“进来。”霍聿怀的声音不大,但门外的人听到了。林特助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白色的陶瓷杯,两杯,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咖啡的香气从杯口袅袅升起,在晨光中像一缕缕透明的丝线。他把托盘放在茶几上,一杯放在霍聿怀面前,另一杯——他看了一眼官洛澄,犹豫了零点几秒,然后放在了她的方向。
“官小姐,不知道您喜欢喝什么,就按霍生的口味多买了一杯。”林特助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官洛澄低头看着那杯咖啡。白色的陶瓷杯,没有logo,没有标识,杯壁上什么图案都没有。但杯子上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手写的,字迹潦草得像医生开的处方——A latte, with oat milk。
她愣住了。不是因为这杯咖啡有多特别,是因为它太特别了。拿铁,加燕麦奶。她在伦敦喝了三年。不是因为她喜欢赶时髦,是因为她 lactose intolerance,喝不了普通的拿铁。上次她参加林殊宴的晚宴,那一小块蛋糕,她只吃了一口,就放到了一边。
燕麦奶是最接近牛奶口感的替代品,不甜,不腻,有一点淡淡的坚果香。她试过豆奶,试过杏仁奶,试过椰奶,最后固定在了燕麦奶。三年,同一个配方,同一家咖啡店,同一个点单方式。
她想起大学时的自己。那时候她每天背着电脑和厚厚的参考书,从出租屋走到LSE的图书馆,路过那家小小的咖啡店,推开门,咖啡机嗡嗡作响,空气中弥漫着咖啡豆和燕麦奶混合的香气。她会对店员说:“A latte, with oat milk, please.”店员会点点头,刷刷地在杯子上写几个字,然后递给她一杯冒着热气的拿铁。她端着那杯咖啡,走在伦敦灰蒙蒙的天空下,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那时候她以为未来很远,以为母亲会一直在,以为她会有足够的时间——毕业,赚钱,回港,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未来来了,母亲不在了。
她自嘲地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轻,轻得像风吹过湖面,只泛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涟漪。不是伤感,不是怀念,是一种“那时候的我真傻”的、淡淡的、对自己说的笑。
她抬起头,看向霍聿怀面前的那杯咖啡。白色的陶瓷杯,杯壁上贴着一模一样的标签,一模一样的字迹。拿铁,加燕麦奶。她的目光在那杯咖啡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到霍聿怀脸上。
她以为他会喝纯的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越苦越好。像他这个人——冷的,硬的,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中和。但他喝的是拿铁,加燕麦奶。甜的,柔的,带着谷物香气的。和她一模一样。
她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没想到霍生居然喝这个咖啡。”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不是调侃,是一种“这世界真小”的、带着一点点好奇的意外。
霍聿怀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杯沿在他唇边停了一瞬,他放下杯子,看着杯中的咖啡,像在看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弧度很小,但官洛澄看到了。不是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笑,是一种——放松的、随意的、像卸下了什么东西的笑。
“这是你最喜欢的咖啡吗?”他问。声音很低,很轻,像在问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他的目光从咖啡杯上移开,落在她脸上。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温和——不是温柔,是温和。像冬天的阳光,不烫,但暖。
官洛澄愣了一下。她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不是“你喜欢什么咖啡”,是“这是你最喜欢的咖啡吗”。他在确认。确认她是否和他一样,确认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不期而遇的巧合。她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试探,没有算计,只有一种很单纯的、像小孩子发现了“你也喜欢这个”时的好奇。
“是。”她说。一个字,很轻,很真。
霍聿怀的嘴角弯了一下。这一次弧度大了一些,大到她可以确定——他在笑。“真巧,”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雪地上的羽毛,“我也喜欢。”
办公室安静了一瞬。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落在他们之间的茶几上,落在两杯冒着热气的拿铁上,落在杯壁上那两行龙飞凤舞的字迹上。
A latte, with oat milk。两杯,一模一样。
官洛澄看着他,他也看着她。两个人隔着茶几,隔着两杯咖啡,隔着晨光中那些飞舞的微尘,谁也没有说话。但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变了。不是心动,不是暧昧,是一种——像两个陌生人发现彼此喜欢同一种咖啡时的、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共鸣。像两根平行的线,在无限接近,但还没有相交。
官洛澄收回目光,端起自己那杯咖啡,抿了一口。燕麦奶的香气在舌尖上弥漫开来,温热的,顺滑的,带着一点点天然的甜。她闭上眼睛,想起伦敦,想起那家小小的咖啡店,想起那些灰蒙蒙的早晨。然后她睁开眼,看着窗外维港的晨光。阳光很亮,天很蓝,港城很美。和伦敦不一样。
她把杯子放下,看着霍聿怀:“霍生,周医生那边,你打算怎么处理?”
霍聿怀端着咖啡杯,靠进椅背里。他的表情恢复了那种惯常的、淡淡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样子。但他的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晨光中微微发亮:“让他自己把吃进去的,吐出来。”
官洛澄没有追问。她知道,从今天起,周医生的名字已经从“需要她操心”的名单上划掉了。她端起咖啡杯,又抿了一口。A latte, with oat milk,真好喝。
周医生下班的时候,心情好得像中了彩票。
今天又是顺风顺水的一天。挂了十几个号,每一个病人都对他千恩万谢,开了几十张处方,每一张都为他带来丰厚的提成。最重要的是——他居然认识了霍聿怀的绯闻女友。那个女人的脸,他认得。赛马会那天全港城的新闻头条,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霍聿怀,港城最有权势的年轻人,从不传绯闻的霍聿怀,居然在赛马会上和一个女人十指紧扣。整个港城都在猜她是谁,只有他知道——她来过他的诊室,求他保密,求他不要在病历上写诊断。他为霍聿怀的女人保密了。这件事,值多少钱?他不敢想,但他已经在想了。他开车回家的路上,车子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车窗外的晚霞很美,他哼着不成调的歌,手指在方向盘上打着节拍。
他住在太平山脚下的一栋独立别墅里。不是半山那种豪门巨富的宅邸,是山脚下那种中产阶级顶层的“小豪宅”——三千多尺,带花园,带车库,门口有两棵修剪整齐的罗汉松。这是他十年的积蓄,加上那些“不方便有病”的人给他的“感谢费”堆出来的。他把车停进车库,熄火,拔钥匙,下车。车库的门在他身后缓缓落下,发出低沉的嗡鸣声。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轻快得像在跳舞。
然后,黑暗里出现了几个身影。
路灯的光被遮住了,像有人在天上拉了一块黑布。周医生的脚步停了,他的心跳漏了一拍,然后开始疯狂地加速。咚,咚,咚,像有人在敲一扇关不上的门。他想跑,但腿不听使唤。他想喊,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他想看清那些人的脸,但光线太暗,什么都看不到。他只看到几个黑色的轮廓,高矮不一,但每一个都站得笔直,像几把插在地上的刀。
领头的那个人,身材挺拔,气质不凡。他站在最前面,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的脸隐在阴影里,看不清五官,但能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像一座山压下来,不需要说话,你已经知道自己在它面前什么都不是。他抬起手,轻轻挥了一下。那动作很轻,轻得像在赶一只苍蝇。身边的人立刻动了。周医生甚至没有看清他们是怎么动的——几双手同时伸过来,有人捂住他的嘴,有人按住他的肩膀,有人扭住他的胳膊。他的手被反剪到身后,塑料扎带勒进手腕的肉里,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他拼命挣扎,脚在地上乱踢,皮鞋蹭掉了,袜子被磨破了,脚趾头磕在水泥地上,指甲盖翻了起来。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那只捂着他嘴的手,大得像一只熊掌,把他的口鼻死死封住,他只能从指缝间发出呜呜咽咽的、像小动物被踩住尾巴时发出的声音。
领头的人走过来,手里多了一支手电筒。白光打在他脸上,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透过那层白光,隐约看到一张脸——年轻的,英俊的,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没有温度,像两口枯井。那个人看着他,看了两秒。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刀锋上的雪花,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融化了。
“没错,就是你。”
他挥了挥手:“带走。”
周医生被塞进了一辆车的后备箱。他的头撞在金属板上,嗡的一声,眼前一阵发黑。后备箱盖关上了,黑暗吞没了一切。引擎发动,车子开始移动。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开了多远。他只知道,他完了。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不,现在是晚上。但在港城,在这个法治社会的港城,居然有人敢当街绑架。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恐惧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所有理智。他的仇人?他得罪过谁?他想来想去,怎么都想不出来。他在医院里做医生,每天就是看看病人、开开药、写写报告。他能得罪谁?顶多就是那些不听话的病人,他多开了几盒药,多收了几次挂号费。
不,不是病人。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那些假报告。他帮那些“不方便有病”的人开过假病历,伪造过抑郁症诊断,帮他们在法庭上争夺财产、抢夺抚养权、逃避法律责任。那些人,有的是富商,有的是名媛,有的是政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能力雇人绑架他。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昨天?不是明天?他想不通。
车停了。后备箱盖被掀开,白光再次刺进他的眼睛。他被拖了出来,脚在地上拖着,鞋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袜子磨破了,脚底板冰凉,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像踩在冰面上。他被蒙上了头,什么都看不到。只闻到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像地下室里特有的气味。他的脚下是水,冰凉的,漫过他的脚踝,浸湿了他的裤腿。他被推搡着往前走,跌跌撞撞的,好几次差点摔倒。
门开了。他被推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扯下头上的布袋,看到自己身处一个地下室。不大,十几个平方,墙壁是粗糙的水泥,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混凝土,墙角有一滩积水,水面上漂浮着不知名的垃圾。头顶有一盏灯,白炽灯,瓦数很低,发出嗡嗡的声响,像一只濒死的蚊子在挣扎。光线昏黄,照得整个地下室像一座坟墓。
他喊了,拼命地喊:“救命!救命!有没有人——”没有人回答。他喊到嗓子哑了,喊到喉咙像被火烧过一样疼,喊到最后只能发出嘶哑的气音。没有人来。他用脚踹门,铁门纹丝不动。他用拳头砸墙,水泥墙把他的指关节砸得皮开肉绽,血顺着手指往下流,滴在地上,和积水混在一起,变成淡红色的水渍。
没有人理他。
第一天,他还在喊。第二天,他喊不动了。第三天,他开始喝水——墙角那滩积水,脏的,浑的,飘着不知名的垃圾。他趴在地上,像一条狗一样舔着水面,喝到肚子里,胃开始翻涌,吐了,吐完继续喝。
第四天,他没有力气动了。他躺在地上,蜷缩着,像一只被踩扁的虫子。他的嘴唇干裂出血,喉咙像被砂纸磨过,胃里空空的,只能感觉到胃酸在灼烧他的胃壁。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眼前出现幻觉——他看到了白如水。白如水穿着那件香槟色的旗袍,站在环球贸易广场的观景台上,风很大,吹乱了她的头发。她转过头,看着他。那双眼睛——那双和官洛澄一模一样的眼睛——里面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种淡淡的、像看陌生人一样的平静。她问他:“你为什么要害我?”他想说“我没有害你”,但喉咙发不出声音。他想跑,但腿动不了。他就那么躺着,看着白如水从三百米的高空跳了下去。
第五天,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他的意识在消散,像雾气在阳光下慢慢蒸发。他想起了他的儿子,还在读小学的儿子,每天放学都会扑进他怀里喊“爸爸”。他想起了他的妻子,每天早上都会帮他打好领带,在他出门前亲一下他的脸颊。他想起了他的母亲,八十岁了,还在老家等他过年。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他的身体已经连流泪的力气都没有了。
门开了。光线涌进来,刺得他睁不开眼。他听到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整齐的、有力的声响。那些人走进来,自动分成两路,站在两侧,像仪仗队一样笔直。中间空出一条路。
一个人走了进来。他没有穿西装,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他的面容清俊,眉眼疏淡,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神平静而冷淡,像一潭没有波澜的湖水——林特助。周医生不认识他,但他看到那些人对他恭敬的态度,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
“白如水。”林特助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她的病历,是你开的。”
周医生的瞳孔紧缩。不是疑问,是陈述。林特助不是在问他,是在告诉他——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他的心脏像被人猛地攥住了,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拼命摇头,嘴里发出嘶哑的、含混不清的声音:“不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特助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那双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但周医生觉得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衣服,所有的秘密、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见不得光的东西,都被那双眼睛看穿了。
周医生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他想到了一个筹码——一个可以让他活着离开这里的筹码。他抬起头,看着林特助,眼睛里闪过一线垂死挣扎的光,他几乎可以认定,行事如此干脆的人,肯定是霍聿怀的人:“你们……是霍生的人吧。”
“官洛澄,”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她真的有抑郁症。我给她做过评估,我给她开过药。如果我把这件事传出去,霍生的名声就完了。你想想,霍生的女朋友,有抑郁症。霍生连自己的女人都照顾不好,他还有什么资格——”
林特助没有说话。他只是微微侧了侧身,让出了一个位置。地下室的光线很暗,周医生眯着眼,看向林特助身后那片阴影。一个人从那里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剪裁利落得像一把出鞘的刀。衬衫是白色的,领口系着一条深灰色的领带,温莎结打得精致而克制。他的皮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走得很慢,不急不躁,像在走一条他走过无数次的路。他走到周医生面前,停下。灯光落在他脸上,照亮了他的五官。
霍聿怀。
周医生的瞳孔骤然紧缩。他的身体开始发抖,从手指到手臂,从手臂到肩膀,从肩膀到全身。他的牙齿在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像冬天里被冻僵的人。他认识林特助,但林特助只是一个助理。他不怕林特助。但他认识霍聿怀。霍聿怀——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把刀。一把全港城最锋利、最冷、最不讲情面的刀。
他曾经在新闻里看过霍聿怀的照片,在赛马会的头条上,在财经杂志的封面上。那些照片里的霍聿怀,是英俊的、高贵的、让人仰望的。此刻,他站在周医生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地下室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五官照得格外深邃——眉骨的弧度,鼻梁的高度,下颌线的锋利,每一处都像是被上帝用尺子量过的。他很英俊,英俊得像一幅画。但周医生此刻看着他,只觉得他像一个魔鬼。一个从地狱里走出来的、穿着黑色西装的、英俊到让人毛骨悚然的魔鬼。
霍聿怀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周医生觉得自己快要被那双眼睛看穿了,看透了,看成了灰烬。
“还不说实话?”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问“今天天气不错”。但那个“还”字里,藏着一种不耐烦——像猫在玩老鼠,玩得有点腻了,准备下口了。
周医生的嘴唇在发抖。他想说话,想说“我说,我什么都说”,但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只是瞪着眼睛,看着霍聿怀,像一只被蛇盯住的青蛙,动不了,也跑不掉。
霍聿怀看着他那副样子,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雪地上的羽毛。不是开心,不是满意,是一种——他给了对方机会,对方没有抓住,他不再给了的笑。
“撬开他的嘴。”他说。然后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嗒,嗒,嗒。一声一声,像倒计时。他走进黑暗中,黑色的西装融进了黑色的背景里,像一滴墨落进了墨水里,无迹可寻。
周医生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喉咙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像野兽受伤时发出的哀鸣:“不——不要——我说——我什么都说——霍生——霍生——”
没有人回头。
门关上了。
有血溅到墙上,绽放出一道美丽的血花。艳丽迷人,危险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