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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生 我站在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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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公园的入口,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远了,蝴蝶也飞走了。
重新开始。找一份工作,租一个房子,过正常的生活。
林南帮我租了房子,找了工作。修电器,城南一家小店,老板姓刘。
我坐过十三年牢。没有人知道,除了林南和刘老板。但这不是什么秘密,迟早会被人知道。我想好了,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实话。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懒得撒谎。撒谎太累了,要记住每一个细节,要圆每一个漏洞。我已经累了十三年,不想再累了。
城南,城中村,一栋自建房的二楼。房子不大,一室一厅,有厨房和卫生间。窗户朝南,阳光很好。林南给我添了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得发亮。我每天给它浇水,和它说话。它不会回答,但它的叶子会微微颤动,像在听。
我在墙上贴了一张海报。不是我的直播海报,是一张风景照——西湖的日出。苏晚在杭州。我想看看她看的太阳是什么样的。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看一眼那张海报。太阳从湖面上升起来,把水染成金色。我想象苏晚也看着同样的太阳,心里就会平静一些。
修电器的店在楼下。老板姓刘,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手指被电焊烫得全是疤。他听说我是从监狱出来的,多看了两眼,但没有多问。刘老板话不多,但人实在。他每天比我早开店,晚关店,一个人撑了二十多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一次。他把这家店当成自己的孩子,每一个零件、每一台机器都记得清清楚楚。
“会修什么?”
“电视机、收音机、电风扇、微波炉。冰箱还不太熟。”
“冰箱回头我教你。先修小家电。”
第一天上班,我修了三台电风扇、两台收音机。手很稳,焊点很圆。刘老板看了,说:“你以前干什么的?”
“做手术的。”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了笑。我没有解释。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时间会证明一切。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早上七点起床,下楼开店,修东西,中午吃盒饭,下午继续修,六点关门,上楼做饭,吃饭,看电视,九点睡觉。和在监狱里差不多。只是没有人管你几点起床。但我还是六点就醒了。生物钟改不了。也许这是一件好事,早起的人有更多的时间。
第三个月,我收到了第一笔正式的工资。三千二百块。我留了一千二做生活费,剩下的两千块捐给了一个器官捐献公益组织。匿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捐给这个组织。也许是因为我想用这种方式,还一点债。虽然还不完,但总比不还强。
刘老板知道了,说:“你自己都不宽裕。”
“我用不着什么钱。”
“那你攒着娶媳妇啊。”
我没接话。娶媳妇?谁会嫁给一个坐过十三年牢的器官贩子?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第五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陌生号码,杭州的。
“林北?”
“是我。”
“我是苏晚。”
我握紧了手机。她的手机关机了十三年,突然打通了。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别说话,听我说。”她的声音没变,还是那种轻轻的、慢慢的调子,“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我不恨你了。很早就不恨了。我现在过得很好,有老公,有孩子。我希望你也过得好。就这样。挂了。”
电话断了。我坐在修电器的台子前,手里拿着一个拆了一半的收音机。焊锡的烟袅袅升起,在灯光里打转。我没有打回去。她说得对。不需要说什么。就这样。但我把那个号码存了下来,存了很长时间。从来没有拨出去过,但知道它在,心里就踏实一点。
第八个月,刘老板把冰箱维修的业务交给了我。“我老了,眼睛花了,焊不了那么细的东西了。你手稳,你来。”
我开始学修冰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温控器——这些名词和大脑的解剖结构完全不同,但学习的方式是一样的。看图纸、拆机器、找故障、换零件。一个月后,我修好了第一台冰箱。一台老式双门冰箱,不制冷了。我换了启动器,加了制冷剂,它嗡嗡地响了起来。
刘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你出师了。”
第二年,我的生活已经完全稳定了。每天修电器,偶尔有老客户点名找我。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只知道“那个修东西很厉害的小伙子”。我给他们修电视机、修冰箱、修电饭煲。修好了,他们给钱,说谢谢。我点点头,走了。有时候他们会多给几块钱,说“不用找了”。我不收,找给他们。我不需要施舍,我需要的是工作本身。
有一天,一个老太太来修收音机。她说这台收音机是她老伴留下的,坏了很久了,跑了好几家店都没修好。我拆开收音机,发现是电容老化了。换了一个电容,焊上,通电——收音机响了。里面传出一个老男人的声音,在唱京剧。老太太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是他!是他唱的那段!”
她握着收音机,眼眶红了。
“谢谢你,小伙子。”
“不客气。”
她走了之后,刘老板说:“你看到没有,你帮了她一个大忙。”
“修个收音机而已。”
“对她来说,不是收音机。是她老伴的声音。”
我沉默了。我想起了小鹿。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说话。但在梦里,她说过。她说:“我不疼了。”那个声音很轻,很甜,像糖。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也许这就是我余生要做的事。不是杀人,不是救人,而是修东西。把坏掉的东西修好,让别人高兴。这不算什么伟大的事。但这比做手术好。
出狱后的第二年秋天,林南带着老婆孩子来看我。那孩子会走路了,会叫“伯伯”,会在我修电器的时候把螺丝刀递给我。我教他认螺丝刀的种类——十字的、一字的、内六角的。他听不懂,但很认真地点头。
“伯伯,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林南的脸色变了。
我摸了摸孩子的头。
“伯伯以前是做坏事的。但现在不做了。现在修东西。”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跑开了。
林南看着我,说:“哥,你不怕他知道?”
“他迟早会知道。但我希望他知道的是,我做错事之后,改了。”
林南没有接话。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啤酒,看着城南的夜空。星星很多,不是因为空气好,是因为这里偏,光污染少。啤酒是凉的,喝下去很舒服。
“哥,”林南说,“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做那些事。”
我想了很久。啤酒罐在手里被捏得咯吱响。
“后悔。但如果我不做那些事,我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我。”
“现在的你是什么样?”
“一个修电器的人。一个会捐钱的人。一个等着赎完罪的人。”
林南看着我,眼眶红了。
“哥,你已经赎完了。”
“没有。”我说,“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