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烬余星火》孙曦月

10、三载春秋，咫尺天涯 三年。

　　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两万六千二百八十个小时。

　　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一座城市改头换面——丹阳老城区的筒子楼被拆迁围挡圈了起来，红色的“拆”字喷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一道结了痂的伤口。它能让少年褪去青涩——眉骨的棱角更锋利了，肩膀更宽阔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有细细的纹路，不再是当年那种没心没肺的、天真的、什么都不怕的笑。

　　它也能让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意，被时光一层一层地掩埋，变成心底最深处、最柔软、最不敢触碰的一道疤。

　　江逾白坐在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的图书馆里，窗外的梧桐叶正在变黄，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地上，落在路过的学生肩头。阳光透过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书页上，落在他握着笔的手指上，落在他低垂的睫毛上。

　　他变了很多。

　　三年过去，他长高了一些，身形依旧清瘦，但不再是当年那个瘦到脱相的、像是随时会被风吹倒的少年。他在食堂里学会了好好吃饭，在操场上学会了跑步，在无数个独自度过的深夜里，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他的肩膀比从前宽了一点，脊背挺得很直，走路的时候不再低着头，目光平视前方，步子不快不慢，沉稳得像一潭深水。

　　眉眼间褪去了青涩，多了几分疏离的淡漠。那种淡漠不是刻意的，是慢慢长出来的，像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壳，把内心所有的柔软和脆弱都包裹在里面，不让任何人看见。他的眼睛还是很好看，黑白分明，瞳色很深，像是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但他很少跟人深交，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不远不近，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能看见轮廓，看不清细节。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

　　扬州大学宠物医疗专业，这是他三年前拼了命想要够到的地方。如今他坐在这里，成绩单上的数字是对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最好的回答——连续六个学期，专业排名第一，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荣誉拿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导师说他是近十年来最好的学生，他的同学说他是一个“怪物”——不是在骂他，是真的觉得他不像一个正常人，永远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实验室，周末和寒暑假全泡在宠物医院做义工，好像除了学习，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他们不知道的是，他只是需要把自己填满。

　　填到没有缝隙，填到没有时间胡思乱想，填到累到沾到枕头就能睡着——这样就不会在深夜里想起某个人的脸，不会在梦里听到某个人的声音，不会在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是湿的。

　　他在扬州的宠物医院做了两年义工，从最基础的给笼子消毒、换尿垫开始，到后来可以独立给流浪动物做基础检查、打针、换药。他对待每一只动物都耐心得不像话，哪怕是脏兮兮的、满身是病的流浪猫，他也会轻轻地托着它们的身体，用最温柔的手法检查，嘴里念叨着“没事了没事了，不怕不怕”。医院里的护士姐姐们都说，江逾白这个人啊，对人对事都冷冷的，一碰到小动物就化了，眼底的冰全碎了，露出底下软乎乎的、温热的东西。

　　只有在面对这些毛茸茸的小生命时，他眼底的淡漠才会稍稍融化，露出一点从前的影子——那个会为了一只小奶猫眼睛发亮的、干净的、柔软的江逾白。

　　他刻意删掉了所有跟江景然有关的联系方式。

　　换了手机号，注销了旧的社交账号，把高中同学群设成了免打扰，从不点开。他避开了所有可能遇见江景然的途径，像是要把这个人从自己的生命里彻底抹去。他把那段年少的爱恋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从不提及，也从不触碰。如果有人问起他的高中，他会说“在丹阳读的”，然后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如果有人问他有没有喜欢过什么人，他会沉默两秒，然后笑着说“没有”。

　　笑是假的。沉默是真的。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刻意的遗忘，不过是在给记忆加固牢笼。笼子越坚固，里面的东西就越疯狂。

　　无数个深夜，他会从梦中惊醒。梦里永远是丹阳那个闷热的六月，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梧桐树在风里剧烈地摇晃。梦里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笑着说“纯黑的，跟你一样乖”。梦里有一只温暖的手牵着他的手腕，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校服袖口传来，安稳又有力。然后画面一转，暴雨倾盆而下，那个背影在雨幕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他怎么追都追不上，怎么喊都喊不应。

　　醒来的时候，枕头是凉的，心口是密密麻麻的、钝钝的疼。那种疼不剧烈，但很持久，像一根很细很细的针扎在心脏最深处，拔不出来，也忽略不了。他会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躺很久，等心跳慢慢平复，等呼吸慢慢恢复正常，然后翻身起床，倒一杯凉水，站在窗前喝完。窗外是扬州的夜，安静、陌生、没有江景然。

　　他还是会习惯性地，在看到白色衬衫时驻足。

　　那是在学校食堂里，一个男生穿着白衬衫从门口走进来，阳光正好落在他肩上，衬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江逾白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目光追着那个背影看了好几秒，直到那人转过来——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他低下头，继续吃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他还是会，在闻到柑橘味洗衣液时失神。

　　那是超市里最普通的一个牌子，他路过时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站在货架前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拿起一瓶放进购物车里。回到宿舍才发现，他根本不需要洗衣液，上个月买的还没开封。他把那瓶洗衣液塞进柜子最深处，和其他不需要的东西一起，藏起来。

　　他还是会，在看到黑色的小奶猫时，想起那个未曾接回家的约定。

　　那是医院里送来的一窝流浪猫，四只，三只橘色的，一只纯黑的。纯黑的那只最小，蜷在纸箱的角落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发出细细的、奶声奶气的叫声。江逾白把它托在掌心里，它那么小，那么轻，像一团黑色的棉花，体温透过掌心传上来，温热的，带着心跳。他的眼眶突然就红了。旁边的护士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眼睛进东西了”，然后低下头，把脸埋进手臂里，很久很久都没有抬起来。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从未随着时光消散，反而像树根一样，越扎越深，越扎越密，从心脏的每一根血管里延伸出去，长进了骨头里，长进了灵魂里。它们不痛不痒地存在着，像呼吸一样自然，像心跳一样恒定。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瞬间——一件白衬衫、一种气味、一只小猫——它们会突然收紧，勒得他喘不过气。

　　他听说过江景然的消息。

　　从高中同学偶尔的只言片语里，从班级群他偶尔扫过的那几眼消息里，从一些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偷偷搜索过的新闻里。

　　高中毕业后，江景然被父母送去了国外。不是他心仪的那所学校，不是他想读的那个专业。他读的是金融，在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商学院，穿西装、打领带、听讲座、做实习，活成了父母想要他活成的样子。学成归来后，他接手了家族企业的一部分业务，成了江氏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管。财经杂志上他的名字和照片并排印在一起，照片里的他穿着深灰色的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眼凌厉，气场强大，嘴角挂着一个淡淡的、礼貌的、却看不出情绪的微笑。

　　评论区里有人说他是“天选之子”，有人说他是“人生赢家”，有人说“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家里有矿吧”。江逾白看到最后一条评论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很浅，很快又压了下去。是有矿。但不是普通的矿，是那种普通人几辈子都挖不完的、深不见底的矿。是那种只要他想，可以买下整座城市的矿。

　　如今的他们，一个是底层打拼的普通大学生，靠着奖学金和课余时间打工赚的钱勉强维持生活，住在月租六百块的学生宿舍里，吃食堂最便宜的套餐，出门坐公交车，手机用了三年屏幕碎了也舍不得换。一个是高高在上的集团总裁，出入有专车接送，住在扬州市中心最贵的公寓里，西装是定制的，手表是限量版的，随手一笔投资就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数字。

　　真正的，咫尺天涯。

　　江逾白常常想，这样也好。

　　江景然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花园洋房、私人司机、海外资产、家族信托。那个世界里的人穿定制西装、喝进口红酒、谈论股票和并购。那个世界里不会出现一个父亲酗酒、母亲失踪、住在漏雨平房里的穷小子。

　　他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也许是他大学同学，也许是某个合作方的女儿，总之一定是那种从小在国际学校读书、会骑马会弹钢琴、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女孩子。他们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在某个海岛的度假酒店，请几百个宾客，穿定制的婚纱和西装，交换戒指的时候全场鼓掌。他们会生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住在大房子里，周末去郊游，假期出国旅行。

　　他会过光鲜亮丽的生活，彻底忘掉那个满身泥泞的人。

　　各自安好，互不打扰。这是最好的结局。

　　江逾白这样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句话变成一个咒语，一个他必须相信、必须遵守、必须用全部意志力去维护的咒语。

　　可命运，却偏偏不肯放过他们。

　　大三暑假，七月的扬州热得像蒸笼。

　　江逾白收到了一个消息——他获得了进入扬州瑞鹏宠物诊疗中心实习的机会。

　　瑞鹏是扬州最顶级的宠物医疗机构，没有之一。它在扬州西区的核心地段独占一栋三层小楼，外墙是整面的落地玻璃，门口有专门的宠物专属通道和私家停车位。里面配备了核磁共振、CT、血液透析等只有在三甲医院才能见到的高端设备，手术室的无菌标准达到了人类医院的级别。在这里接诊的宠物，身价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主人非富即贵，随手办一张会员卡就是六位数起步。

　　对于一个宠物医疗专业的学生来说，瑞鹏是殿堂级的存在。能在这里实习，意味着毕业后的简历上会多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加分项，意味着有极大的概率被国内任何一家宠物医疗机构录用，意味着——人生的路，从此不一样了。

　　江逾白拿到这个名额的时候，指尖是凉的。

　　不是因为兴奋。是因为他看到了实习通知书最底下一行小字：

　　“特别鸣谢：江氏集团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

　　江氏集团。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久到打印纸上的字迹在视线里变得模糊又清晰，清晰又模糊。那三个字像三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他的视网膜上，怎么都移不开。他想起来了，他在新闻里看过——瑞鹏宠物诊疗中心的背后投资方，正是江氏集团。或者说，是江景然在回国后主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被媒体称为“江氏集团向消费医疗领域进军的标志性举措”。

　　江逾白把实习通知书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走回来，坐下，又站起来。他拿起手机，想打一个电话拒绝这个机会，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拒绝的机会。

　　他知道，瑞鹏每年只招收两个实习生，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十几所开设宠物医疗专业的高校，每所学校推荐最优秀的两到三个学生，经过简历筛选、笔试、面试三轮淘汰，最终只录取两个人。他是在几十个全国顶尖的学生里杀出来的，他的导师为了帮他争取这个名额，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反复跟瑞鹏的院长沟通了三次。他的同学们知道他拿到这个名额后，都来恭喜他，说“逾白你太牛了”“以后发达了别忘了我们”。

　　他没有资格拒绝。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是他的导师对他的期望，是他三年努力的结果，是他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如果因为一个“可能”遇见的旧人，就放弃这一切——那不是深情，是愚蠢。那不是为爱牺牲，是在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封通知书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他告诉自己：江景然是集团总裁，事务繁忙，根本不会来这种地方。瑞鹏只是江氏集团旗下众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可能他连这家医院的具体位置都不知道。就算他偶尔来视察，也轮不到一个实习生去接待。他们不会遇见的。

　　不会的。

　　他抱着一丝侥幸，把这个理由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遍，直到自己几乎要相信了。

　　实习的日子，忙碌而充实。

　　瑞鹏的工作节奏比学校附属医院快得多。每天早上的晨会从八点开始，院长带着所有医师和实习生过一遍当天的预约病例，讨论疑难杂症的诊疗方案。然后是一整天的接诊、检查、手术、住院护理，中间穿插着各种突发状况——急诊送来的中毒的狗、难产的猫、被车撞伤的兔子——忙起来的时候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江逾白在这里如鱼得水。

　　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是因为他足够用功。大学三年，他把所有能看的专业书都看了不止一遍，把所有能练的操作都练了无数遍。当别的实习生还在手忙脚乱地找器械的时候，他已经能熟练地配合主刀医师完成一台复杂的骨科手术。当别的实习生面对情绪激动的宠物主人手足无措的时候，他能用最平静的语气、最专业的表述，把病情和治疗方案解释得清清楚楚。

　　带教他的林医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宠物医疗行业干了二十年，出了名的严格，带过的实习生没有一个不被她骂哭过。但她在江逾白面前，难得地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有一次做完一台急诊手术，她在手术室里摘下手套，对江逾白说了一句：“你是这些年我带过的最好的实习生。”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就是太安静了，不爱说话。”

　　江逾白笑了笑，没接话。

　　他确实不爱说话。在诊疗中心，他跟同事交流的内容仅限于工作，从不聊私人话题。中午吃饭的时候，别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聊天，他一个人端着餐盘坐在角落里，边吃边看手机上的专业文献。团建活动他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就去了也不怎么说话，坐在角落里当透明人。同事们在背后议论他，说他“高冷”“不合群”“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他听到了，也不解释。

　　他只是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跟这些人建立太深的联系，没必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去，没必要把自己的脆弱和伤口摊开给任何人看。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裹在一层厚厚的壳里，壳外面是得体的、专业的、滴水不漏的实习医师江逾白，壳里面是一个谁都不认识、谁都不需要的空洞。

　　他每天小心翼翼，避开所有可能跟江氏集团高层接触的场合。他知道医院二楼有一间专门的VIP接待室，是留给投资方和重要客户用的，他从来不上二楼。他知道每周五下午院长会去参加江氏集团的投资项目汇报会，他刻意把那天下午的手术排得满满的，让自己忙到没时间去想任何多余的事情。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手套，把自己藏在工作服和防护装备后面，低调得像一个透明人。

　　他以为，只要足够小心，就能安然度过这三个月的实习期。

　　他以为，只要足够低调，就能彻底避开那个刻在心底的人。

　　他忘了。他忘了命运从来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东西。他忘了有些人，有些事，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的。他忘了——缘分这种东西，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你以为你已经剪断了，其实它一直都在，只是打了个结，绕了个弯，在某个你以为最安全的时候，突然收紧。

　　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

　　七月的扬州闷热得像一口蒸锅，蝉鸣声从医院外面的梧桐树上传来，聒噪又绵长，像是永远都不会停。医院里的中央空调开得很足，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宠物香波混合的气味，让人莫名地安心。

　　江逾白刚刚结束一台绝育手术，正在后台的处置室里整理病例。他把手术器械一件一件地清洗干净，放进消毒锅里，然后在电脑前坐下，开始写手术记录。窗外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地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一道细长的光影，灰尘在光束里缓慢地浮动。他戴着耳机，放着白噪音，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很轻很快，神情专注而平静。

　　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没有病人的催促，没有同事的交谈，只有键盘的敲击声和空调的嗡嗡声，还有窗外那没完没了的、像海浪一样的蝉鸣。

　　突然，处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江逾白！快快快！”

　　前台的小周冲了进来，声音急促，语速比平时快了至少一倍，脸上的表情介于紧张和兴奋之间，像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她的工牌歪了也没顾上扶，白大褂的扣子只系了两颗，显然是跑过来的。

　　江逾白摘下耳机，转过头看她，眉头微微皱起：“怎么了？”

　　“前台有急诊！江总的宠物突然发病了，情况很急，点名要最好的医师接诊！”小周一口气说完，喘了一下，又补充道，“院长让你马上过去！”

　　江逾白手里握着的笔，在这一刻，掉在了地上。

　　不是滑落的，是掉落的。是手指突然失去了所有力气，像断了的弦，笔从指间直直地坠落下去，砸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嗒”的一声，然后骨碌碌地滚到了桌子底下。

　　他没有去捡。

　　他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是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脸色在几秒钟之内从正常的肤色变成了一种近乎透明的惨白，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他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从心脏开始，一点一点地冻住，蔓延到四肢，蔓延到指尖，蔓延到每一个毛孔。他的手开始发抖，不是那种明显的剧烈的颤抖，是那种细微的、持续的、像琴弦在风中震动的颤抖。

　　江总。

　　江氏集团。

　　江景然。

　　三个词，三个身份，同一个人。

　　他不敢相信。他不敢相信命运真的会这么残忍。他不敢相信在自己小心翼翼地躲了这么久之后，在他以为最安全的时候，那把悬在头顶的刀，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我……”他的声音在发抖，他用力清了清嗓子，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我不行。我只是实习生，让林医师去吧。林医师经验比我丰富，她——”

　　“林医师今天下午门诊排满了，走不开。”小周打断了他，语速更快了，显然不理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磨叽，“院长特意点了你的名，说你的专业能力没问题，让你赶紧过去。江总的猫情况不太好，你别耽误了，快跟我来！”

　　她走过来，一把抓住江逾白的手臂，不由分说地往外拽。她的力气比他想象的大，他被拽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脚步虚浮地跟在她身后，整个人像一具被提线操控的木偶，被动地往前走着。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突然变得刺鼻起来。头顶的日光灯管发出的白光刺得他眼睛发疼。他听到自己的心跳，砰砰砰砰，又快又重，像是有人在他胸腔里擂鼓，每一下都砸在耳膜上，震得他头脑发昏。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脸上的口罩——还好，戴着。白大褂——穿着。他把自己裹得很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也许，也许江景然认不出他。也许三年过去了，江景然已经忘了他长什么样。也许他低着头，不说话，把检查做完就走，一切就结束了。

　　也许。

　　他攥紧了白大褂的口袋边缘，指甲嵌进掌心，疼痛让他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把心跳压下来，把呼吸调匀，把脸上的表情调整到一个专业、平静、滴水不漏的状态。

　　他可以的。他可以做到。他是实习医师江逾白，他是一个专业的宠物医疗从业者，他不会因为任何私人原因影响工作。

　　他反复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

　　前台的大厅里，气氛紧绷得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

　　江逾白从走廊拐角走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的声音都像是被调低了音量。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前台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没有实感。他低着头，目光落在地面上——水磨石的地面擦得很亮，能映出模糊的倒影。一双黑色的定制皮鞋，鞋面锃亮，没有一丝灰尘。笔挺的深色西装裤，裤线笔直，像刀裁的一样。再往上，他不敢看了。

　　他的目光停在那个模糊的倒影上，心跳快得几乎要窒息。

　　前台的小周在用最专业的语气跟客人沟通：“江总，我们最优秀的实习医师已经到了，请您稍等——”

　　“实习医师？”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来。

　　那个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刻意营造的压迫感。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一瞬。

　　江逾白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浑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

　　他认得这个声音。

　　他太认得这个声音了。

　　三年前，这个声音在他耳边说过无数句话——“逾白，加油”“逾白，你真好”“逾白，我喜欢你”。每一句话都带着笑意，带着温度，带着那种让人心尖发颤的、温柔到极致的尾音。他曾经在每个深夜里反复回想这个声音，用它来对抗那个破败的、漏雨的、充满暴力的家。他把这个声音刻进了骨头里，刻进了血液里，刻进了灵魂最深处。他以为他已经忘了，可这个声音响起的瞬间，所有的“以为”都碎了，像一面被重锤击中的玻璃，哗啦啦地碎了一地。

　　那个声音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更低沉了，更沉稳了，少了几分少年时的张扬和轻快，多了几分成年人的克制和内敛。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那种天生的、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的磁性，还在。

　　江逾白强迫自己抬起头。

　　他的视线从地面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上移动。黑色的皮鞋，深色的西装裤，深灰色的定制西装外套，白色的衬衫，领口没有打领带，解开了一颗扣子，露出一小截锁骨。再往上，是线条凌厉的下颌线，微微凸起的喉结，薄削的嘴唇，高挺的鼻梁。

　　然后，是那双眼睛。

　　江景然站在前台的大理石服务台前，身形比三年前更高大了一些，肩膀更宽了，腰线却依旧窄瘦，西装穿在他身上，像是量身定做的盔甲，每一处线条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身体的轮廓。他的头发不再是高中时那种随意的、被风吹乱的刘海，而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侧分，露出饱满的额头和锋利的眉骨。他的眉眼比三年前更深邃了，眉弓的弧度更明显，眼窝微微凹陷，衬得那双眼睛更深、更沉、更让人看不透。

　　他怀里抱着一只德文卷毛猫。

　　那只猫不大，看起来只有五六个月的样子，通体黑色——纯黑，没有一丝杂色。它的毛是德文卷毛猫特有的那种短短的、卷卷的、像烫过一样的质地，在灯光下泛着一层缎子般的光泽。它蜷在江景然的臂弯里，浑身剧烈地颤抖着，呼吸急促而微弱，小小的胸口快速地起伏，鼻子和眼睛都有分泌物，状态显然很不好。它的小爪子紧紧地抓着江景然的西装袖口，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江逾白的目光落在那只猫身上，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了一下。

　　黑色的德文卷毛猫。

　　纯黑的。

　　他想起三年前，丹阳那棵梧桐树下，江景然笑着说“纯黑的，跟你一样乖”时的样子。他想起那个从未被接回家的约定，想起那个空荡荡的、铺着灰色绒布的宠物笼，想起那句被暴雨冲散的“我们去接一只真的小猫”。

　　原来，这三年，他还记得。

　　这个认知像一把刀，狠狠地捅进了江逾白的心脏。不是疼，是比疼更可怕的东西——是酸涩，是涨痛，是千丝万缕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想哭又想笑的复杂情绪。它们从心脏里涌出来，涌上喉咙，涌上眼眶，堵在那里，上不去下不来，憋得他几乎要窒息。

　　他用力地咬住了下唇，咬到发白，咬到疼，用疼痛把那些情绪压回去。

　　江景然的目光原本紧紧盯着怀里的猫，眉头紧锁，眼底满是焦急和心疼。他的周身散发着一股低气压，那种气场不是刻意的，是一种自然而然散发的、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威严。周围的工作人员都不自觉地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连说话的音量都比平时低了几分。

　　他感受到了一道目光。

　　那道目光像一片落在皮肤上的羽毛，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却带着一种奇异的、让人无法忽视的温度。他从猫身上抬起头，顺着那道目光的方向看过去——

　　四目相对。

　　时间在这一刻，彻底静止了。

　　江逾白站在走廊的出口，逆着光。午后的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涌进来，在他周身镀上一层金色的轮廓。他穿着白色的短袖白大褂，里面是一件浅蓝色的刷手服，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

　　江景然看到那双眼睛的瞬间，瞳孔猛地收缩了。不是慢慢收缩的，是猛地——像相机的快门，在百分之一秒内完成了一次剧烈的、不受控制的物理反应。他的瞳孔先是缩成了一个针尖大小的点，然后缓缓地、缓缓地放大，像是在努力地辨认什么，又像是在努力地确认自己没有在做梦。

　　他脸上的表情，在这一刻，经历了无数次快速的、肉眼可见的变幻。

　　先是错愕。那是一种“这不可能是真的”的、近乎本能的否认。他的眉头皱起来，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是震惊。那种震惊不是被吓到了的震惊，是“我找了三年的人此刻就站在我面前”的那种、灵魂被击穿的震惊。他的下巴绷紧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

　　然后是欣喜。那种欣喜太复杂了，它不是单纯的快乐，它里面裹着痛苦、裹着委屈、裹着愤怒、裹着三年里所有说不出口的东西。他的眼眶在那一刻红了，红得很突然，像是一层薄冰下面涌上来的滚烫的水，瞬间就漫过了堤坝。

　　然后是痛苦。那种痛苦太深了，深到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下撇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胸口碎了。他的眼神从欣喜变成了近乎哀求的、无声的询问——你怎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是不是……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见我？

　　最后，所有这些情绪都被他压了下去。他用一种惊人的、令人心疼的自制力，把所有的表情都收了回去，只剩下一种——一种深深的、浓烈的、近乎灼烧的凝视。

　　他定定地看着江逾白，看着这个他找了三年、念了三年、恨了三年、也爱了三年的人。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怀里的小猫感觉到了他的颤抖，不安地动了动，发出了一声细小的、虚弱的叫声。但他没有低头去看猫，他的目光像是被钉住了一样，死死地锁在江逾白身上。

　　三年了。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

　　他被父母软禁在家里的那个夏天，他把那张拍立得照片夹进英语词典的那个夜晚，他被送上飞往国外的飞机的那一刻——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他托了所有能托的人，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他查过江逾白的高考志愿，发现他的手机号已经注销了，他的社交账号全部停用了，他的高中同学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江逾白像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里，彻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以为自己会像父亲说的那样，“时间会冲淡一切”，他会慢慢忘记那个人的脸，忘记那个人的声音，忘记那种心动的感觉。他以为自己会在异国他乡的某个清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想他了。他以为这段感情最终会变成一个模糊的、褪色的、可以被轻易翻过去的旧相册。

　　可他没有忘记。一天都没有。

　　在国外的那些夜晚，他一个人住在宽敞到空旷的公寓里，窗外是曼哈顿的万家灯火，可他总觉得冷。他会在深夜翻出那张拍立得照片，看了又看，直到照片的边缘被磨得发白。他会反复读江逾白最后发来的那条消息——“对不起。忘了我吧。祝你幸福。”——读得多了，那些字好像失去了意义，变成了一些陌生的、扭曲的符号，可他依然记得它们出现的那一刻，他蹲在房间里，哭得像个傻子。

　　他恨过江逾白。他恨他凭什么替自己做决定，凭什么说走就走，凭什么一句“各自安好”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他恨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找了三年，念了三年，对方却根本不想要被他找到。

　　可他更恨自己。恨自己当年不够强大，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恨自己在那场暴雨里，没有追上去。

　　如今，三年过去了。

　　他以为他已经把这些情绪处理好了，压下去了，翻篇了。可此刻，江逾白就站在他面前——隔着三米的距离，隔着一千零九十五天的时光，隔着一道他以为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鸿沟——所有的情绪在一瞬间全部涌了上来，像决堤的洪水，冲垮了他三年里辛辛苦苦筑起的所有防线。

　　他的眼眶红了。他没有躲，也没有掩饰，就那么红着眼睛，直直地看着江逾白。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看到了岸，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水，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光。

　　江逾白低下头。

　　他的动作很快，快到像是被烫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江景然脸上弹开，落在自己的鞋尖上，落在白大褂的纽扣上，落在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唯独不敢再去看那双眼睛。他怕自己看一眼就会崩溃，怕自己多看一眼就会忘记所有不该忘记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差距，他当初离开的理由，他说过的那些“各自安好”。

　　他攥紧了白大褂的口袋边缘，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疼痛让他的头脑保持清醒。他深吸了一口气，把所有的情绪压进胸腔最深处，然后用一种他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平静到近乎冷漠的语气，开了口。

　　“江总，您好。”

　　他的声音很轻，很平，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听不出任何情绪。像是客服人员念出标准话术，像是机器人播放预先录好的音频。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音调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

　　“我是实习医师江逾白。”

　　他停顿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那一瞬里，他的睫毛颤了一下，像是蝴蝶扇了一下翅膀，露出底下一点点没有藏好的脆弱。

　　“现在帮您的宠物做检查。”

　　他说完这句话，微微侧了一下头，目光落在那只黑色的德文卷毛猫身上。他的视线在猫的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没有多看，没有多停，像是那只猫的毛色、它的品种、它和某个人的某个约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一句“江总”，一句“实习医师”，一句“您的宠物”。

　　三个称呼，三道墙。

　　他把他们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成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投资方的高层，一个医院的实习生。一个有身份的尊贵客人，一个负责做事的普通员工。一个应该被恭敬对待的“江总”，一个只能自称全名的“实习医师江逾白”。

　　没有“好久不见”，没有“你怎么在这里”，没有“这三年你过得好吗”。

　　什么都没有。

　　好像他们从未在丹阳的那棵梧桐树下并肩而立，从未在深夜的教室里共享一盏台灯，从未在暴雨里哭着说再见。好像那些年少的爱恨纠缠，那些隐秘的温柔守护，那些刻进骨头里的记忆，从未存在过。

　　江景然看着他。

　　看着他低着头不敢看自己的样子，看着他微微发红的耳尖，看着他攥紧白大褂口袋边缘、指节泛白的手。他听着那句“江总”，听着那句“实习医师”，听着那句“您的宠物”，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割在他心上。

　　他找了三年的人，此刻就站在他面前，却用这样陌生的态度对待他。不是惊喜，不是感动，不是“好久不见”。是推开。是划清界限。是把他们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当成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些压抑了三年的思念、委屈、愤怒、不甘，在这一刻，像被点燃的火药，轰地一声炸开了。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着，每一下都撞在肋骨上，撞得生疼。他的手在发抖，怀里的小猫感受到了他的情绪，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发出了一声细小的、虚弱的叫声。

　　他没有低头看猫。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江逾白，盯着那双藏在口罩上方的、躲闪的、泛红的眼睛。他的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沙哑的、低沉的、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

　　“江逾白。”

　　三个字。不是“江总”，不是“实习医师”，不是“您的宠物”。是他的名字。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是江景然念过无数遍的、在每个深夜里反复咀嚼的、刻在舌尖上的三个字。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要被空调的嗡嗡声和蝉鸣声淹没。但他的语气很重，重到像是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激起巨大的、久久不能平息的涟漪。

　　“三年了。”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吞咽什么东西。他的声音更哑了，带着一种近乎痛苦的、克制到极致的情绪。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空气像是凝固了。前台的小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退到了几米外，其他工作人员也都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假装在忙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敢出声，没有人敢抬头看。整个大厅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和那只小猫微弱的、急促的呼吸声。

　　江逾白站在原地，手指攥得更紧了，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的肉里。

　　他听到了那句话。

　　每一个字都听到了。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

　　他想说不是。他想说不是的，我想见到你，我想了三年，每一天都在想，每一个深夜都在想，我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告诉你这三年我过得很不好，我想告诉你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我想告诉你那些刻意删掉的联系方式是我亲手删的但每一个数字我都记得。我想扑进你怀里，把脸埋在你的胸口，告诉你我后悔了，我不想各自安好，我不想互不打扰，我想跟你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天，哪怕要付出一切代价。

　　他想说这些。

　　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只是低着头，站在原地，像一棵被暴风雨连根拔起的树，所有的枝叶都碎了，所有的根都断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千疮百孔的躯干，还在努力地、倔强地、不肯倒下地站着。

　　沉默了很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有一个世纪。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飘忽的空洞感。

　　“江总，请您先把宠物放下来。”

　　他说的是“宠物”，不是“猫”。

　　他说的是“放下来”，不是“给我看看”。

　　他把自己缩进了那个叫“实习医师”的壳里，缩得严严实实的，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露在外面。那个壳很硬，很厚，很安全。壳里面是他碎了一地的心，壳外面是一个专业的、得体的、滴水不漏的陌生人。

　　江景然看着他。

　　看着他强装镇定的样子，看着他微微颤抖的睫毛，看着他攥紧的、指节泛白的手。他看到了那个壳。他看到了壳上面的裂缝。他看到了裂缝下面渗出来的、温热的、鲜活的、属于江逾白的东西。

　　他突然就不生气了。

　　不恨了。不委屈了。不愤怒了。

　　他只是觉得心疼。

　　心疼这个人三年了还是这样，明明疼得要死，却偏要装得什么都不在乎。明明想得要命，却偏要把人推得远远的。明明心里有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只剩下一句冷冰冰的“江总”。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怀里的小猫轻轻地、小心地放在了前台的服务台上。他的动作很轻很轻，像是在放一件易碎的、珍贵的、摔不得的东西。小猫落在台面上，四只小爪子软软地撑了一下，又缩了回去，整个身体还是蜷成一团，抖得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江景然把手收回来，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着。他后退了半步，给江逾白留出足够的操作空间。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江逾白，从他的眼睛到他的手，从他的动作到他的呼吸。

　　“好。”他说。

　　只有一个字。但他把这个字说得很轻，很柔，像是在跟一只受了惊的小动物说话。不是命令，不是要求，是——我把我的猫交给你了，我信任你。

　　江逾白走上前去。

　　他的手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抽出来，指尖还在微微发抖，他用力地握了一下拳头，又松开，让血液回流到指尖。他的动作看起来很专业、很从容，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才让自己的手不要抖得那么明显。

　　他走到服务台前，站在江景然刚才站的位置。这个位置还残留着江景然身上的气息——一种很淡的、很干净的香水味，木质调的，带着一点点柑橘的清甜。和高中时不一样了。高中时的江景然用的是超市里买的柑橘味洗衣液，味道很直接，很少年，像是阳光晒过的白衬衫。现在的味道更复杂了，更深沉了，像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才会选择的气味。

　　他在这个气味里站了一秒，然后低下头，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那只猫身上。

　　他轻轻地伸出手，先让猫闻了闻自己的手背，让它熟悉自己的气味。他的动作很慢，很耐心，像是对待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孩子。猫抖了一下，但没有躲开，鼻尖在他的手背上碰了碰，冰凉的、湿湿的。他的指尖轻轻地落在猫的头顶，顺着毛发的方向，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抚摸。

　　“没事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没事了，不怕。”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他自己都愣了一下。他有多久没有用这种语气说过话了？这种温柔的、带着温度的、像是对待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的语气。他在医院里面对所有动物都是这样的，但此刻，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到底是猫，还是别的什么，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他垂下眼，开始做检查。翻开眼皮看结膜的颜色，掰开嘴巴看口腔黏膜，用听诊器听心肺的声音，触诊腹部检查有没有异常。他的手法很专业，很熟练，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多余的动作。但他的指尖始终是温热的，他的力道始终是轻柔的，他托着猫身体的那只手，稳得像一座山。

　　检查的过程中，他没有抬头看过江景然一眼。

　　一次都没有。

　　江景然就站在旁边，离他不到一米的距离。他垂着手，安静地站着，像一尊沉默的雕塑。他看着江逾白的手在猫身上移动，看着他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看着他口罩上方露出的那一小截皮肤——比三年前白了，也瘦了，颧骨下方的阴影比从前更深了。

　　他看着他的耳朵。

　　江逾白的耳朵很好看，轮廓分明，耳垂小小的、圆圆的，像一颗白色的珍珠。高中的时候江景然最喜欢看他的耳朵，因为这个人太容易害羞了，一害羞耳朵就会红，从耳尖一直红到耳根，藏都藏不住。此刻，那对耳朵是白的。不是正常的白，是一种微微发凉的、失去了血色的白。但他的耳尖，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粉色，很淡很淡，淡到几乎要凑近了才能看到。

　　江景然看到了。

　　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表情。像是在说——你还是没变。

　　检查持续了大概三分钟。对江逾白来说，这三分钟像是三年。每一秒都被拉得很长很长，他能感觉到江景然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从头顶到肩膀，从手指到耳尖，那种目光不是普通的注视，是一种带着重量的、灼热的、几乎要把人看穿的凝视。他感觉自己像被放在显微镜下的玻片标本，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在那种目光下无处遁形。

　　他终于做完了所有的检查，收回了手，直起身。他的动作很自然，但在直起身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往远离江景然的方向偏了一点点，幅度很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注意看，你会发现他整个人都像是一根被拉弯的竹子，在努力地、拼命地、不让自己倒向那个方向。

　　他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初步判断是猫瘟。”他的语速不快不慢，语调不高不低，像是在对一个普通的宠物主人交代病情，“精神萎靡、食欲废绝、呕吐、体温升高、眼鼻分泌物增多，这些都是猫瘟的典型症状。需要做进一步的血常规和猫瘟病毒检测来确认。”

　　他停顿了一下，把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医生在面对病人家属时会做的动作。但对他而言，这个动作还有另一层含义——他在掩饰自己还在发抖的手。

　　“如果是猫瘟，越早治疗越好。猫瘟病毒的致死率很高，尤其是幼猫。但只要及时干预，支持治疗跟上，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他的语气依然很平，很专业，像是在念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每一个字都是对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少了什么东西——少了那种真正关心一个生命的时候，语气里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温度。

　　江景然没有回应。

　　他站在那里，目光依然锁在江逾白身上。他的猫病了，可能很严重，可能会死。任何一个正常的宠物主人在听到“猫瘟”“致死率很高”这些词的时候，都会紧张、会追问、会要求医生尽全力救治。但江景然没有。他甚至没有低头看猫一眼。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江逾白身上。

　　“好。”他说。

　　还是只有一个字。还是那种很轻很柔的语气。像是在说——你说什么都好，你做什么都好，你治得好治不好都好，只要你在这里，只要你跟我说话，只要你没有消失。

　　江逾白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

　　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这种目光，这种语气，这种沉默的、浓烈的、几乎要把他淹没的东西。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泡在温水里，水一点一点地漫上来，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漫过喉咙，马上就要漫过头顶了。他需要呼吸，他需要离开，他需要找一个没有江景然的地方，把自己关起来，把所有的情绪全部倒出来，然后再把那个壳重新穿好。

　　“我马上安排检测。”他说，声音比刚才快了一点，“检测结果大概需要四十分钟。这期间猫需要在住院部留观。您可以在我们的休息区等候，也可以先回去，结果出来我会通知前台，前台会联系您。”

　　他转过身，准备走。

　　“江逾白。”

　　那个声音又在身后响起来了。这一次，不是质问，不是“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这一次，是叫他的名字。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情绪，但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情绪”，反而暴露了太多——因为如果真的没有任何情绪，他应该说“江医师”或者“你好”或者什么都不说。他叫的是名字，是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叫这个名字。

　　江逾白的脚步顿了一下。

　　不是停下了，是顿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又稳住了。他顿住的时间大概只有零点几秒，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刻按下暂停键，你会看到他的脊背僵了一瞬，他的肩膀微微缩了一下，他的后颈上有一层细密的、看不见的鸡皮疙瘩。

　　然后他继续走了。

　　他的步伐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模一样。他走过走廊，拐进处置室，关上门。门关上的瞬间，他的后背抵住了门板，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顺着门板一点一点地滑下去，蹲在了地上。

　　他把脸埋进膝盖里，双手抱住自己的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颤抖，像一台失控的、正在自我毁灭的机器。

　　口罩还戴着。白大褂还穿着。手套还没有摘。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只受了伤的、躲进壳里的蜗牛。壳外面是完整的世界，壳里面是一团糟。

　　他蹲在那里，抖了很久。

　　久到消毒柜发出了“嘀”的一声，提示消毒程序已完成。久到窗外的蝉鸣声换了一个调子，从高亢变成了低沉的嗡鸣。久到他的腿蹲麻了，膝盖酸了，眼泪干了，眼眶涩了。

　　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冰凉的水冲在他的手背上，冲走了猫毛和消毒液的味道，冲不走的是残留在指尖的、属于那只黑色德文卷毛猫的体温。他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人。

　　镜子里的人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泛红的、微微肿了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很深的、很浓的、化不开的疲倦。

　　他摘下口罩，镜子里露出一张苍白的、消瘦的、看不出表情的脸。三年的时间在这张脸上留下了痕迹——眉骨的棱角更分明了，颧骨更高了，嘴唇的线条更薄了。不是变丑了，是变硬了。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铁，所有的杂质都被锤了出去，只剩下最坚硬的部分。

　　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轻，轻到连他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江逾白，你可以的。”

　　然后他戴上口罩，整理好白大褂，拉开门，走了出去。

　　检测结果出来了。

　　是猫瘟。

　　江逾白拿着化验单走进住院部的时候，江景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不知道是前台告诉他结果出来了，还是他自己找过来的。他站在住院部的玻璃窗外，透过透明的隔断，看着里面那些关在笼子里的、生病的、正在接受治疗的动物。他的侧脸在白色的灯光下显得很冷，下颌线绷得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

　　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

　　这一次，江逾白没有躲。

　　他拿着化验单走过去，把单子递到江景然面前。他的手很稳，没有抖，目光落在化验单上，像是在对一张纸说话。

　　“确诊了，是猫瘟。白细胞计数很低，只有1.2，正常值应该在5.5到19.5之间，情况比较严重。”他的语速依然不快不慢，语调依然不高不低，每一个医学名词都说得标准而清晰，“需要立刻住院治疗。治疗方案包括抗病毒、补液、止吐、抗继发感染，以及支持治疗。住院周期一般是一到两周，具体要看猫对治疗的反应。”

　　他说完了，抬起头，第一次——今天第一次——对上了江景然的眼睛。

　　只对了一秒。

　　那一秒里，他看到了很多东西。他看到那双眼睛里的红血丝，看到眼底的青黑色，看到那种只有在极度疲惫和极度思念的交界处才会出现的、浑浊的、潮湿的光。他看到了三年前那个站在暴雨里的少年，和此刻这个站在他面前的、穿着定制西装的、沉默寡言的男人，在某一瞬间重合在了一起。

　　然后他移开了目光。

　　“需要您签一份住院同意书。”他说。

　　江景然接过同意书，没有看，直接从口袋里掏出笔，签了。他的字迹和三年前不一样了，不再是从前那种潦草的、带着少年气的连笔字，而是变成了一种沉稳的、内敛的、每一笔都落得很重的字体。江逾白无意中扫了一眼，看到了“江景然”三个字，笔画之间的间距比以前大了，像是在刻意地拉开距离，又像是在克制着什么。

　　签完字，江景然把同意书递回来。江逾白伸手去接，两个人的指尖在交接的那一瞬间，碰了一下。

　　不是故意的。是纸张太小了，是两个人的动作太快了，是命运又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江景然的指尖是凉的，不知道是因为在空调房里站了太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江逾白的指尖也是凉的，但他的凉里面带着一点微微的、细微的湿意——是汗，是刚才在处置室里洗手时没擦干的水，还是别的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碰触的时间不到半秒。两个人的手指像是被电击了一样，同时缩了一下。那张同意书在两人之间悬了一瞬，然后飘飘悠悠地往下坠。江逾白反应更快一些，伸手抓住了它，抓住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他把同意书攥在手心里，攥出了一个褶皱。

　　“猫叫什么名字？”他问。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前面的“江总”“实习医师”“您的宠物”，都是最标准的、最安全的称呼。但“猫叫什么名字”不一样。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点点私人的、不属于医疗范畴的东西。这个名字可能是随便取的，可能是“咪咪”“小黑”“宝贝”之类的普通名字。也可能是……

　　“景逾。”

　　江景然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江逾白的大脑在这一刻，空白了。

　　不是短路，不是宕机，是空白。是完全的、彻底的、什么都没有的空白。像是有人在他脑子里按下了删除键，所有的思维、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反应，全部被清空了。他就那么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被他捏出褶皱的同意书，眼睛盯着江景然的嘴唇，好像还在等他把剩下的话说完。

　　但江景然说完了。

　　两个字。景逾。

　　景。逾。

　　他的名字和江景然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拼在一起。

　　不是“咪咪”，不是“小黑”，不是“宝贝”。是“景逾”。是把他和自己，放在同一个名字里，放在同一个生命里，放在同一个屋檐下。

　　江逾白站在那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碎掉了。不是咔嚓一声，是无声的、慢慢的碎裂，像冰块在水里融化，像沙堆在风里散开，像一个人花了三年时间筑起来的、坚不可摧的城墙，在这一刻，轰然倒塌。

　　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不是慢慢地红，是“一下子就红了”。像是有人拧开了一个水龙头，温热的液体从眼底涌上来，迅速地盈满了整个眼眶。他拼命地睁大眼睛，不让它们掉下来，睫毛飞快地扇动着，像两只被困住的蝴蝶。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这个名字很好”，想说“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想说“你是不是还没有忘了我”。他想说很多很多话，可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这一次，他走得很慢。步伐不再是从前那种沉稳的、不紧不慢的节奏，而是一种失重的、漂浮的、像是在梦游一样的步伐。他走过走廊，走过处置室，走过手术室，走到了住院部的深处。他把那张同意书放在桌上，然后双手撑在桌面上，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呼吸。

　　景逾。

　　景逾。

　　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反复地回响，像回声，像咒语，像一首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悲伤的歌。他想起了三年前那个从未被接回家的约定，想起了那个空荡荡的宠物笼，想起了那句“纯黑的，跟你一样乖”。他以为江景然已经忘了。他以为三年的时间和半个地球的距离，足够让一个人忘掉另一个不重要的人。他以为自己在江景然的人生里，不过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微不足道的插曲。

　　可那只猫的名字叫景逾。

　　它是一只纯黑色的德文卷毛猫。是三年前江景然说要和他一起去接的那只猫的翻版。它病了，病得很重，被它的主人抱在怀里，像抱着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它的名字，是两个人名字的拼写，是一个刻在时光里的、从不曾褪色的秘密。

　　江逾白蹲了下来，蹲在住院部的地板上，把脸埋进手臂里。

　　这一次，他没有哭。

　　他只是觉得累。很累很累。累到不想再撑了，累到不想再装了，累到想把那个穿了三年、磨破了皮、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壳，脱下来，扔在地上，然后蹲在壳旁边，好好地、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但他没有哭。

　　因为这里是医院，因为他还穿着白大褂，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得体的、不会因为私人情绪影响工作的实习医师。

　　他站起来，走到水池边，洗了一把脸。冰冷的水打在脸上，激得他打了个哆嗦。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睛还是红的，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他整理了一下白大褂的领子，拉平了上面的褶皱，然后走出去。

　　住院部的走廊里，江景然还站在那里。他靠在墙上，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着。他没有看手机，没有打电话，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只是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个人。

　　看到江逾白从里面走出来，他的目光追了过来。

　　江逾白没有看他。他走到猫的笼子前，蹲下来，透过笼子的栅栏看着里面那只小小的、蜷成一团的黑猫。猫已经打了留置针，正在输液，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顺着输液管流进它的身体里。它不再像之前那样剧烈地颤抖了，但还是在微微地、细细地抖着，小小的胸口一起一伏，像是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

　　江逾白伸出手指，从栅栏的缝隙里伸进去，轻轻地碰了碰猫的小爪子。猫的爪子很凉，很小，肉垫软软的，像一颗小小的、粉色的棉花糖。猫没有睁眼，但它的爪子轻轻地、无意识地握了一下江逾白的手指，像是在抓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

　　江逾白的手指顿了一下。

　　然后他轻轻地、慢慢地，把自己的手指抽了出来。

　　他站起来，转身，对站在身后的江景然说：“住院期间我们会二十四小时监护，每天会跟您通报病情变化。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其他时间非特殊情况不建议探视，以免影响猫的休息和恢复。”

　　他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专业的、平静的、滴水不漏的状态。像是刚才那个在处置室里蹲在地上发抖的人不是他，像是刚才那个听到“景逾”两个字时眼眶泛红的人不是他，像是那个在住院部地板上蹲了很久、累到不想再撑的人不是他。

　　他是实习医师江逾白。

　　只是一个实习医师。

　　江景然看着他。看着他红红的眼眶，看着他微微泛红的鼻尖，看着他白大褂袖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的那一点点水渍。他看到了所有的裂缝，所有的破绽，所有那些“专业的、平静的、滴水不漏”下面的东西。

　　他没有拆穿。

　　他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

　　“好。”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他的背影很高大，肩膀很宽，步伐很稳。定制西装的布料在灯光下泛着内敛的光泽，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沉稳的声响。他走得很快，快到一个正常步速的人需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但他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很短的一下。

　　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回头。

　　他没有回头。

　　他走进了走廊尽头的阴影里，然后消失不见。

　　江逾白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很久。

　　住院部的灯光很白，很亮，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影子的末端落在走廊的尽头，落在江景然消失的那个方向，像是在追，又像是在送。

　　他收回目光，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指上还残留着那只小猫爪子的触感，软软的，凉凉的，小小的，用力地握了他一下。那种感觉像是一个无声的请求——别走。

　　他握了握拳，把那种触感攥在手心里。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住院部。

　　那天晚上，江逾白没有回宿舍。

　　他在住院部值夜班。本来不是他值班，但林医师家里有事临时请假，他就主动顶上了。不是因为他多热爱工作，是因为他不想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宿舍，不想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今天下午的每一个瞬间。

　　住院部的夜晚很安静。

　　白天的喧嚣散去了，走廊里没有了来来往往的宠物主人和匆忙的医护人员，只剩下空调的嗡鸣声和输液泵发出的细微的嘀嘀声。走廊尽头的灯关掉了，只留下住院部这一片区域的灯还亮着，暖黄色的光晕笼罩着几排笼子，笼子里是各种正在接受治疗的动物——一只做完手术还在昏睡的金毛，一只上了年纪的、正在打点滴的橘猫，还有那只小小的、蜷成一团的、纯黑色的德文卷毛猫。

　　江逾白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那只黑猫的笼子旁边。

　　他没有开手机，没有看专业书，没有做任何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事情。他只是坐着，看着笼子里那只小小的、正在输液的黑猫。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坠，很慢很慢，像沙漏里的沙子，像正在流逝的时间，像某些再也回不去的东西。

　　他伸出手，把手指从栅栏的缝隙里伸进去，轻轻地碰了碰猫的头顶。猫的耳朵动了一下，没有睁眼，但它的身体微微地往江逾白手指的方向靠了靠，像是在寻找温度。

　　“景逾。”他轻轻地念了一声。

　　这是他第一次念这个名字。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不能被任何人听见的秘密。两个字，音节很短，从舌尖到上颚，再到嘴唇的闭合，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但就是这一秒钟，他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疼得他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肩膀。

　　景逾。景和逾。

　　他把这两个字放在舌尖上，翻来覆去地咀嚼，像是在品尝一颗很酸的糖。酸到牙根发软，酸到舌头发麻，酸到眼泪又要涌上来。

　　他想起三年前，丹阳的那个夏天。想起江景然靠在梧桐树下等他的样子，穿着白衬衫，手里拎着宠物笼，风吹起他的刘海，他的眼睛里有光。想起他说“纯黑的，跟你一样乖”时那种得意的、宠溺的、让人心尖发颤的语气。想起他说“我们去接一只真的小猫”时，那种对未来的、明亮的、毫无保留的憧憬。

　　他以为那些都过去了。

　　他以为三年的时间和半个地球的距离，足够把那些东西冲刷干净，变成一段模糊的、褪色的、可以被轻易翻过去的旧回忆。他以为江景然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穿定制西装、开投资会议、谈并购案的人，一个不会再去想什么“纯黑的小奶猫”的人。

　　可那只猫的名字叫景逾。

　　这个事实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江逾白锁了三年的那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感、所有他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触碰的东西。它们从箱子里涌出来，像潮水一样，铺天盖地地涌出来，淹没了他的理智，冲垮了他的防线。

　　他趴在笼子旁边，把脸埋进手臂里。

　　这一次，他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压抑的、把所有声音都吞进肚子里的哭。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白色的地板上，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他哭得浑身发抖，哭得喘不上气，哭得胸口疼得像要裂开。他把所有的声音都压在了喉咙里，压成了一个很小的、细碎的、像小动物一样的呜咽。

　　住院部里很安静。

　　输液泵还在发出细微的嘀嘀声。空调还在嗡嗡地吹着暖风。笼子里的黑猫还在沉沉地睡着，不知道梦里有没有一个叫“景逾”的故事。

　　江逾白哭了很久。

　　久到眼泪流干了，久到肩膀不再抖了，久到喉咙里那个细碎的呜咽声变成了干涩的、沙哑的喘息。他慢慢地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肿肿的，鼻尖红红的，嘴唇上还有眼泪的咸味。他用白大褂的袖子胡乱地擦了一把脸，然后低下头，看着笼子里的黑猫。

　　猫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睁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看着他。

　　那双眼睛是黄绿色的，在暖黄色的灯光下闪着亮亮的光，像两颗小小的、发光的琥珀。它歪着头，看着江逾白，瞳孔微微放大，像是在辨认他是谁。然后它伸出小舌头，舔了舔自己的鼻子，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细细的叫声。

　　“喵。”

　　那声音很小，很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挤出来的。但就是这一声，让江逾白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他伸出手，把手指从栅栏的缝隙里伸进去，轻轻地挠了挠猫的下巴。猫舒服地眯了眯眼睛，喉咙里发出了一串小小的、断断续续的呼噜声。那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但江逾白听到了。他听到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很浅。很淡。但那是他三年以来，第一次真正地、发自内心地笑了一下。

　　“景逾。”他又念了一声。这一次，声音不再发抖了。这一次，他把这两个字念得很稳，很轻，像是一种承诺，“你要好起来。”

　　猫看着他，眨了眨眼睛，然后把小爪子从笼子的缝隙里伸了出来，肉垫软软地贴上了他的指尖。

　　江逾白没有抽开。

　　他就那么坐着，手指搭在猫的爪子上，坐在住院部安静的、暖黄色的灯光里，坐了一整夜。

　　窗外的天，慢慢地亮了。

　　接下来的几天，江逾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景逾的治疗中。

　　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医院，先去住院部看景逾的情况，记录它的体温、食欲、精神状态，然后参加晨会，汇报当天的治疗计划。白天他正常接诊、做手术、处理各种病例，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探视时间，他会有意无意地避开前台和住院部，把这段时间排给其他的工作。晚上值完班，他会再去住院部看景逾，确认它的各项指标，调整输液的速度，陪它待上一小会儿。

　　景逾的情况在慢慢好转。

　　第三天，它开始主动舔水了。第五天，它吃了一小口罐头。第七天，它的白细胞计数回升到了正常范围。第九天，它可以在笼子里站起来了，虽然摇摇晃晃的，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小猫。第十天，它发出了第一声响亮的、有精神的“喵”，不是之前那种细弱的、虚弱的声音，而是一种中气十足的、带着一点小脾气的叫声。

　　江逾白听到那声响亮的猫叫时，正在隔壁的笼子前给一只橘猫换药。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转过头，透过笼子的缝隙，看到景逾正站在笼子里，尾巴高高地翘着，两只黄绿色的眼睛亮亮地看着他，像是在说——“你看，我好啦。”

　　他的嘴角弯了一下。

　　这一次，他没有压下去。

　　他走过去，蹲下来，把手指伸进笼子里。景逾立刻凑过来，用脑袋蹭他的手指，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尾巴尖微微地卷着，像一个小小的问号。

　　“你好了。”江逾白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柔软的、近乎宠溺的笑意，“你好了，景逾。”

　　他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已经不会发抖了。

　　十天的朝夕相处，十天的“景逾”“景逾”“景逾”，这个名字已经从一个尖锐的、扎心的刺，变成了一个柔软的、温暖的、带着小猫体温的日常。他给猫喂药的时候会说“景逾乖，张嘴”，给猫量体温的时候会说“景逾别动，很快就好”，给猫梳毛的时候会说“景逾你看你，毛都打结了，像不像一只小拖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很随意，像是对一个老朋友说话，像是对一个家人说话。

　　他不知道的是，这些时刻，江景然都看到了。

　　江景然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都会来探视。他来得准时，走得也准时，像一个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他走进住院部，在景逾的笼子前站一会儿，看看猫的状态，然后离开。全程不超过十五分钟。他从不跟江逾白说话，江逾白也从不主动跟他说话。两个人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你在的时候我走开，我在的时候你来，我们永远不在同一个空间里停留超过三秒。

　　但江景然看到了。

　　他看到了江逾白蹲在笼子前，一边给景逾喂药一边轻声说“景逾乖”的样子。他看到了江逾白嘴角那个小小的、弯弯的弧度，看到了他眼底那种柔软的、温暖的、只属于这只小猫的光。他看到的时候，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又酸又胀，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想起三年前。三年前，江逾白也是这样看着那只想象中的小奶猫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弯弯的，像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生活亏待过的、干干净净的人。三年的时间，把这个人磨得更锋利了，更沉默了，更不容易让人靠近了。可当他蹲在猫笼前，当他轻声念着“景逾”，当他露出那个小小的、弯弯的弧度——他还是三年前那个少年。一点都没变。

　　江景然站在住院部的门口，远远地看着那个蹲在笼子前的、穿着白大褂的背影，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第十二天，景逾达到了出院标准。

　　江逾白在出院小结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内容包括出院后的护理注意事项、饮食建议、复诊时间，还有紧急情况的处理办法。他写得很仔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写到“建议主人多陪伴，避免猫咪产生分离焦虑”的时候，他的笔尖顿了一下，在纸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墨点。

　　他盯着那个墨点看了两秒，然后继续写。

　　写完出院小结，他拿着单子走出处置室，去前台找江景然。

　　江景然今天来得比平时早。他没有穿西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和一块低调的腕表。他的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梳得一丝不苟，有几缕碎发搭在额前，让他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几岁，更像是三年前那个少年。

　　他站在前台的窗边，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正看着窗外的街道。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他的侧脸在光里显得很柔和，下颌线的弧度不再是之前那种冷硬的、凌厉的角度，而是带着一种微微的、放松的温柔。

　　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

　　江逾白站在几步之外，手里拿着出院小结，目光落在江景然身上，又迅速移开。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刷手服，外面套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口袋里别着几支笔和一个手电筒。他的头发比十天前长了一点，刘海快要遮住眼睛了，他偶尔会用手把刘海拨开，露出光洁的额头。

　　“景逾可以出院了。”江逾白把出院小结递过去，声音平稳，但比十天前少了几分刻意的冷漠，“这是出院小结，上面写了注意事项。回去之后注意观察它的食欲和精神状态，如果有什么异常随时联系我们。一周后回来复查。”

　　江景然接过出院小结，低头看了一眼。

　　他看到了那行被墨点标记过的字——“建议主人多陪伴，避免猫咪产生分离焦虑”。他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一秒，嘴角不自觉地动了一下。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江逾白。

　　“谢谢。”他说。两个字，很轻，很真诚，不是那种社交场合里的客套，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江逾白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转身准备走。

　　“逾白。”

　　身后的声音变了。不再是“江逾白”，不再是“江医师”，不再是那些隔着一层东西的、礼貌而疏离的称呼。是“逾白”。是去掉姓氏之后的、亲密的、私人的、只属于亲近的人的名字。是三年前，江景然每天都要叫上几十遍的、叫顺了口、叫到了骨子里的名字。

　　江逾白停住了。

　　他站在原地，背对着江景然，脊背僵得像一根绷紧的弦。他的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着，指甲掐进掌心里。他没有转身，也没有说话。他在等。等江景然把后面的话说完。

　　江景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大，但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很长时间的犹豫、很长时间的挣扎，才终于被说出口的。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他的语气不是质问，不是命令，不是三年前那种带着愤怒和不甘的“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他的语气是请求。是一个成年人放下了所有的骄傲、所有的体面、所有的防备之后，最朴素的、最卑微的、最真诚的请求。

　　江逾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的手在发抖。不是那种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颤抖，是那种明显的、剧烈的、整个人都在微微晃动的颤抖。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着，每一下都撞在肋骨上，撞得生疼。他的喉咙发紧，鼻子发酸，眼眶发烫。

　　他想说“好”。

　　他太想说了。他想说“好，我们谈谈，我想跟你谈谈，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我憋了三年了，我快憋死了”。他想转过身，想扑进江景然的怀里，想把脸埋在他的胸口，想把这三年的所有委屈、所有痛苦、所有思念全部倒出来。

　　可他做不到。

　　他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他的身体像是被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控制住了。那种力量叫“恐惧”。他害怕。他害怕如果这次谈了，他就再也回不去了。他害怕如果他转过身，他就会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一样，死死地抓住江景然，再也不肯放手。他害怕如果他答应了，他会再一次陷入三年前那种无法自拔的、撕心裂肺的、痛不欲生的境地。

　　他怕的不是江景然。他怕的是自己。他怕自己不够坚强，怕自己不够理智，怕自己会在感情和现实之间，选择感情，然后万劫不复。

　　他深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很深很深，像是在往一个快要被抽空的身体里灌入最后一点氧气。他的肩膀随着这口气抬起来，又慢慢地落下去。他的手停止了颤抖。他的脊背从僵硬的、绷紧的状态，慢慢地松弛下来，变成了一种微微佝偻的、像是背负着很重很重的东西的姿势。

　　然后他开口了。

　　“江总。”他的声音很轻，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您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然后他走了。

　　这一次，他走得很快。快到几乎是在逃。他走过走廊，走过处置室，走过手术室，走到住院部的最深处，走到那个没有人的、安静的、只有猫笼和输液泵的地方。他推开了住院部的后门，走进了医院后面的小院子。

　　院子里种着一棵很大的桂花树，还没有到开花的季节，叶子密密匝匝的，遮住了头顶的天空。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角落里堆着几个空的猫笼和几袋猫砂，墙上爬满了藤蔓，空气里有泥土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

　　江逾白走到桂花树下，蹲了下来。

　　他抱着自己的膝盖，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这一次，他没有忍住。一声很轻的、很碎的、像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从他的喉咙里溢了出来。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它们连成了一片，变成了一种压抑的、克制的、却怎么都止不住的呜咽。

　　他哭了很久。

　　久到阳光从桂花树的这一边移到了那一边，久到院子里的影子从短变长又变短，久到他的腿蹲麻了、膝盖酸了、眼泪流干了。他抬起头，用袖子胡乱地擦了一把脸，然后站起来，拍了拍白大褂上的灰尘，走回了住院部。

　　他走到景逾的笼子前，蹲下来。

　　猫已经被主人接走了。笼子是空的，里面只剩下那张被猫抓得皱巴巴的尿垫，和几根黑色的、卷卷的猫毛。江逾白把手伸进笼子里，摸了摸那张尿垫，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点小猫的体温，和它身上特有的、淡淡的、奶猫的气味。

　　他把手收回来，把笼子的门关好，然后在病例本上写下了一行字：

　　“景逾，已出院。预后良好。”

　　写完之后，他盯着“景逾”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病例本，把它放回了档案柜里。

　　那天晚上，江逾白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了。

　　他没有开灯，摸黑走到床边，坐下来，然后躺了下去。床板很硬，枕头很低，被子很薄。一切都是他熟悉的样子，一切都是他习惯的样子。可今天，他觉得这个房间格外的大，格外的空，格外的安静。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课程表，和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上去的便签纸，上面写着“加油”两个字，是舍友写的。他的目光落在那两个字上，看了很久，然后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全是今天下午的画面。

　　江景然穿着深灰色的薄毛衣，站在阳光里，手里拿着咖啡，转过头来看他的样子。他说“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时，那种放下了所有骄傲的、卑微的、真诚的语气。他说“逾白”的时候，舌尖抵住上颚又松开，那个轻而短的音节，像一颗种子，落进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江逾白睁开眼睛，从枕头底下摸出了手机。

　　他打开通讯录，翻到最底下，看到了一个没有备注名字的号码。那串数字他记得很熟——不是刻意背的，是看了太多遍，手指输入了太多遍，肌肉记忆帮他记住了。他从来没有拨出过这个号码，但他在无数个深夜，输入过这串数字，然后一个一个地删掉。

　　他的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几秒。

　　然后他锁了屏，把手机塞回了枕头底下。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他脸上，凉凉的，像一片薄薄的霜。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听着舍友均匀的呼吸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夜鸟的叫声，听着自己的心跳。

　　咚。咚。咚。

　　每一下都在说同一个名字。

　　他不知道的是，在城市的另一端，江景然坐在公寓的落地窗前，怀里抱着刚出院的景逾，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景逾蜷在他的腿上，呼噜呼噜地打着小呼噜，尾巴尖偶尔动一下，像是在梦里追蝴蝶。

　　江景然低下头，看着景逾。景逾的毛色是很纯很纯的黑，在灯光下泛着一层幽蓝的光。它的耳朵很大，立得很高，眼睛是黄绿色的，此刻眯成了一条缝，舒服得快要睡着了。

　　他伸手摸了摸景逾的头，景逾咕噜了一声，蹭了蹭他的掌心。

　　“景逾。”他轻轻地念了一声。

　　猫没有反应，继续打着呼噜。

　　“你说，”江景然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猫说话，又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还会再躲我吗？”

　　猫当然没有回答。

　　江景然笑了一下，把景逾往怀里拢了拢，然后拿起手机，翻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拍了三年了，画质已经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清照片里的两个少年——一个搂着另一个的肩膀，两个人站在天台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被搂着的那个微微侧着头，脸颊泛红，嘴角弯着一个很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搂着他的那个笑得肆无忌惮，眼睛里有光。

　　江景然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手机放下，把景逾举到面前，跟它额头抵着额头。

　　“他会回来的。”他说，语气很轻，很笃定，像是在说一个已经知道了答案的事实，“他会的。”

　　景逾被他举着，四只小爪子在空中蹬了蹬，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然后“喵”了一声。

　　那声音很大，很响，中气十足，像是在说——“你烦不烦，我要睡觉。”

　　江景然笑了。

　　这一次，是真的笑了。从嘴角到眼底，从眉眼到心尖，整个人都像是被点亮了一样，在落地窗的玻璃上，映出一个温暖的、明亮的、和三年前一模一样的笑容。

　　窗外，扬州的夜很安静。万家灯火一点一点地熄灭，城市慢慢地沉入了梦乡。而在某个宿舍的床上，一个少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在黑暗中无声地念着一个名字。

　　景然。

　　景然。

　　景然。

　　他念了无数遍，念到嘴唇发干，念到喉咙发紧，念到眼眶发烫。然后他闭上眼睛，把自己蜷成一个很小的、很紧的、像那只叫景逾的小猫一样的姿势，抱着被子，在黑暗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沉入了梦乡。

　　梦里，有一只纯黑色的小猫，蹲在一棵很大的梧桐树下，歪着头看着他，黄绿色的眼睛亮亮的，尾巴尖微微地卷着。

　　它开口了。不是猫叫，是一个人的声音，很轻，很柔，带着笑意：

　　“你来啦。”

　　江逾白在梦里笑了。

　　这一次，他没有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