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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九章:木兰县丞 洪武十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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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的春天,将乐县的桃花开疯了。
从县城往北三十里,沿金溪一路向上,两岸的山坡上,野桃树一棵接一棵,粉白的花云绵延不绝。风一吹,花瓣如雪,落在溪水里,顺流而下,一直漂到张琳的衙署后院。
她正在批阅公文。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桌上堆着高高的卷宗——田赋簿册、刑案记录、水利图纸、驿站呈报。墨干了,她重新磨,一圈,两圈,砚台里的墨汁重新变得浓黑发亮。
到将乐县已经八个月了。八个月来,她每天都是这样:天不亮起床,束胸,裹得紧紧的,穿上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县丞是正八品,穿青袍),戴好乌纱帽,然后去前衙点卯,处理公务,审案,下乡,直到天黑。
累。真累。比读书累,比考试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虽然身体也累,每天束胸十多个时辰,勒得喘不过气,肋骨都隐隐作痛——是心累。要装,要演,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张林,是男子,是县丞大人。
“大人。”门外传来书吏的声音。
张琳抬起头:“进来。”
书吏姓周,四十多岁,瘦高个,背有点驼,是衙门里的老吏了。他捧着一叠新的卷宗进来,轻轻放在桌上。
“这是今日收到的,”周书吏说,“三桩田土纠纷,两桩盗窃,还有……一桩命案。”
“命案?”张琳皱眉,“怎么回事?”
“城西寡妇王氏,昨夜被人发现死在屋里。邻居报的案,仵作已经去验了。”
张琳放下笔:“带我去看看。”
王氏的家在城西一条窄巷里。房子很旧,土墙,茅顶,院子里有口井,井边有棵老槐树,还没发芽。门开着,几个衙役守在门口,见张琳来了,赶紧让开。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尸体已经移开了,放在门板上,盖着白布。仵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吴,正蹲在墙角检查什么。
“怎么样?”张琳问。
吴仵作起身,行礼:“大人。死者王氏,四十二岁,脖颈有勒痕,是被人勒死的。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夜子时到丑时之间。屋里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完好,应该是熟人作案。”
张琳掀开白布看了一眼。王氏的脸已经青紫,眼睛半睁着,里面还有惊恐。脖颈上有一道深深的淤痕,像一条黑色的蛇。
“有什么财物丢失?”她问。
“箱柜被翻过,”周书吏说,“王氏的儿子说,少了十几两银子,还有一对银镯子——那是他母亲唯一的首饰。”
张琳在屋里走了走。屋子很小,只有一间,家具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两个箱子,一个灶台。地上有凌乱的脚印,但看不清形状。
“她儿子呢?”
“在外面。”周书吏说,“哭得不行。”
张琳走出屋,院子里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瘦瘦的,眼睛红肿,正抹着眼泪。旁边还有个中年妇人,是邻居。
“你母亲最近有没有和人结仇?”张琳问少年。
少年摇头,声音哽咽:“没有……我娘人好,从不和人吵架……”
“那有没有人来过?特别是昨天晚上?”
少年想了想:“昨天傍晚……李二狗来过,说是来借锄头。我娘借给他了,他就走了。”
“李二狗是谁?”
“隔壁巷子的,”邻居妇人抢着说,“是个混混,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前阵子还来纠缠王氏,说要娶她,被王氏骂走了。”
张琳记下了这个名字:“还有谁?”
“还有……”少年犹豫了一下,“还有我舅舅。前天来过,和我娘吵了一架。”
“为什么吵架?”
“为……为田。”少年低下头,“我娘有三亩水田,在城外。舅舅想买,我娘不卖,说那是爹留下的,要留给我。”
张琳点点头。动机有了——财,或者田。
她让衙役去找李二狗和王氏的哥哥,自己回到屋里,重新仔细检查。墙角,床底,灶台后……每一寸都不放过。
在床脚,她发现了一小片碎布。蓝色的粗布,边缘有撕裂的痕迹。她捡起来,对着光看——布很新,没怎么洗过,上面还沾着一点泥土。
“吴仵作,”她问,“王氏的衣服,有没有破损?”
吴仵作检查了尸体上的衣物:“没有,都是完整的。”
那么这片碎布,可能是凶手的。
张琳把碎布收好,又检查门窗。窗台上有半个模糊的脚印,很浅,但能看出是成年男子的尺码。她让人拓下来。
这时,衙役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是李二狗,二十多岁,流里流气,眼睛滴溜溜转;一个是王氏的哥哥王大山,四十多岁,粗壮,脸上有道疤。
“大人,”李二狗一进来就喊冤,“我可没杀人!我就是来借锄头,借完就走了!”
“什么时候借的?”张琳问。
“昨天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借了多久?”
“就一会儿,我拿了锄头就走了,王氏还站在门口呢。”
张琳转向王大山:“你呢?前天为什么和王氏吵架?”
王大山脸色涨红:“那是我家的事!你管得着吗?”
“王氏死了,”张琳盯着他,“就是公事。说,为什么吵架?”
王大山低下头,声音小了些:“我想买她那三亩田,她不卖。我说她一个寡妇,守着田有什么用,还不如卖给我,拿钱给外甥娶媳妇。她就骂我,说我想霸占田产……我们就吵起来了。”
“你昨晚在哪?”
“在家!我老婆孩子都能作证!”
张琳不说话,只是看着他们。李二狗眼神闪烁,不敢看她;王大山虽然强作镇定,但手在发抖。
她走到李二狗面前,忽然问:“你脚上的鞋,什么时候买的?”
李二狗一愣:“上……上个月。”
“脱下来。”
“什么?”
“脱下来。”张琳重复,声音不大,但不容置疑。
李二狗不情愿地脱下鞋。张琳接过,翻过来看鞋底——是普通的麻鞋,底子磨得很平,没什么花纹。
“不是这双。”她自言自语。
她又走到王大山面前:“你的鞋。”
王大山脸色变了:“凭什么……”
“脱。”张琳只说一个字。
王大山咬着牙,脱下鞋。张琳接过,翻过来——鞋底有特殊的纹路,是稻穗图案,中间缺了一小块。
她掏出那片碎布,对着鞋底比了比。缺口完全吻合。
“这布,”她举起布片,“是从你裤脚上撕下来的吧?在床脚找到的。”
王大山的脸瞬间惨白。
“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张琳的声音冷了下来,“昨天夜里,你翻窗进来,想偷地契,被你妹妹发现。你怕她声张,就勒死了她。然后翻箱倒柜,拿走银子和镯子,制造盗窃的假象。对不对?”
王大山腿一软,跪在地上:“大人……大人饶命!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找地契,她醒了,喊人,我一时害怕……”
“害怕?”张琳盯着他,“你妹妹养了你外甥十七年,你就这样对她?”
王大山说不出话,只是磕头。
衙役上前,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李二狗在旁边,吓得浑身发抖。
张琳转身,对周书吏说:“记录口供,画押,收监。等知府衙门复核后,按律处置。”
“是。”
处理完命案,已经傍晚了。张琳回到衙署,累得几乎虚脱。她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王氏青紫的脸,王大山磕头的画面,还有那个少年哭泣的声音。
这是她到将乐县后处理的第一桩命案。她做到了,找到了真凶,给了死者一个交代。可是为什么,心里这么空,这么冷?
“大人,”周书吏又来了,“还有件事……城外金溪村的人来了,说水渠的事。”
张琳睁开眼:“让他们进来。”
进来的是三个老农,都六七十岁了,皮肤黝黑,手像枯树皮。他们见了张琳,跪下就要磕头。
“快起来,”张琳赶紧扶起他们,“有什么事,慢慢说。”
为首的老汉姓杨,颤巍巍地说:“大人,金溪村那三条水渠,去年就坏了,今年春耕在即,再不修,几百亩田就没水浇了。我们求了前任县丞大人好几次,他都说没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可我们……我们哪来的钱啊!”
说着,老汉老泪纵横。
张琳知道这事。金溪村在县城北边,靠山,田地都在山坡上,全靠三条水渠从金溪引水灌溉。去年夏天发大水,冲垮了水渠,秋收就减了大半。如果今年春耕前还不修,真会绝收。
“修水渠要多少钱?”她问。
“我们算过,”杨老汉说,“材料加人工,最少要三百两银子。”
三百两。对几个村子来说是天价,对县衙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将乐县一年的税赋才两千多两,除去上缴和开支,能动的银子不到五百两。
“我去看看。”张琳说。
第二天,张琳带着周书吏和几个衙役,骑马去了金溪村。
路不好走,都是山道,颠得人骨头疼。但风景很好——桃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像下雪。溪水清澈,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和小鱼。
金溪村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墙茅顶。听说县丞大人来了,全村人都出来迎接,跪了一地。
张琳赶紧下马:“快起来,我是来看水渠的,不是来受礼的。”
杨老汉带着她去看水渠。确实坏得厉害——三条水渠,两条完全垮了,石头和泥土堵住了河道;一条勉强能用,但到处漏水,水流细细的,像眼泪。
“这水渠修了多少年了?”张琳问。
“快五十年了,”杨老汉说,“还是前朝的时候修的。这些年小修小补,还能用。去年那场大水,实在撑不住了。”
张琳沿着水渠走了一段,仔细看地形、材料、损坏程度。她想起父亲教她的东西——父亲不只懂医,也懂些水利,常说“治水如治病,要察其源,通其阻”。她也读过《水经注》,读过历代治水的记载。
看完了,她心里有了数。
回到村里,她召集几个村老,在祠堂里说话。
“水渠要修,”她说,“而且要尽快修,不能误了春耕。”
村老们眼睛亮了,但随即又黯淡:“可是钱……”
“钱的事,我想办法。”张琳说,“但光靠官府不够,你们也要出力。”
“怎么出力?”
“出人工。”张琳说,“每户出一个壮劳力,轮班修渠。材料钱官府出,人工钱没有,但管饭——县衙出粮食。”
村老们面面相觑。管饭,这已经很好了。往年修渠,都是各村自己凑钱凑粮,官府最多给点补贴。
“还有,”张琳继续说,“水渠不能照原样修。原来的设计有问题——渠道太陡,水流急,容易冲垮;转弯太多,容易淤塞。要改。”
她让周书吏摊开纸笔,自己画草图:“这里要改直,这里要放缓坡度,这里要加护坡……还有,要在上游修个小水坝,旱时蓄水,涝时泄洪。”
她画得很仔细,讲得很明白。村老们听着,眼睛越来越亮——这位年轻的县丞大人,是真懂啊。
“大人,”杨老汉激动地说,“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好。”张琳站起身,“明天我就让人送粮食过来。你们先准备工具,清理河道。等材料到了,就开工。”
回到县城,张琳直接去了县衙的银库。
管银库的是个老吏,姓钱,胖胖的,笑起来像尊弥勒佛。听说县丞要支三百两银子修水渠,他的笑容僵住了。
“大人,”钱老吏搓着手,“不是小的不给,是……是账上没这么多银子啊。”
“有多少?”
“能动用的……不到一百两。”
张琳皱眉:“去年的税赋呢?”
“都上缴了,”钱老吏说,“留下的,要发俸禄,要维持衙门运转,要应付各种开支……真的没余钱了。”
张琳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将乐县是个穷县,山多地少,税赋本来就少。前任县丞又是个庸官,只知道收钱,不知道办事,库房里早就空了。
“那怎么办?”她自言自语。
钱老吏凑过来,压低声音:“大人,其实……有个办法。”
“说。”
“城里的几个大户,这些年欠了不少税。尤其是陈家,做木材生意的,去年该交的商税,拖到现在还没交。要是能收上来……”
张琳明白了。大户逃税,这是常见的事。前任县丞不敢得罪,就拖着,拖到后来,不了了之。
“欠了多少?”
“光是陈家,就欠了二百两。其他几家加起来,也有百来两。”
三百两,够了。
“好,”张琳说,“明天我去陈家。”
陈家是做木材生意的,在将乐县是数一数二的大户。宅子在城东,高墙大院,门口两尊石狮,气派得很。
张琳只带了周书吏一个人,穿着官服,直接上门。
陈家的家主陈百万亲自迎出来,五十多岁,圆脸,富态,笑容可掬:“张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陈老爷客气。”张琳拱拱手,开门见山,“本官今日来,是为去年的商税。”
陈百万的笑容不变:“商税?不是交了吗?”
“账上显示,还欠二百两。”周书吏拿出账本。
陈百万看了一眼,摆摆手:“哦,这个啊。去年生意不好,一时周转不开,就拖了拖。张大人放心,我这就让人去取。”
他吩咐管家去取银子,自己请张琳到客厅喝茶。茶是上好的龙井,点心是精致的江南糕点。
“张大人年轻有为,”陈百万笑着说,“一来就将乐县,就破了命案,真是青天大老爷啊。”
“分内之事。”张琳说。
“听说大人还要修金溪的水渠?”陈百万忽然问。
“是。”
“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事。”陈百万拍手,“金溪村那几个村子,年年为水发愁。修好了水渠,几百亩田就有救了。”
张琳看着他,等着下文。
“这样,”陈百万说,“修水渠是大事,光靠官府不够。我陈家愿意捐……五十两银子,略尽绵薄之力。”
五十两,不少了。但张琳没接话。
陈百万又说:“还有,修水渠要用木材吧?我家的木材行,可以成本价提供,要多少,给多少。”
这倒是实在的帮助。水渠要用的木料不少,如果能成本价买到,能省不少钱。
“陈老爷有心了,”张琳说,“本官代金溪百姓,谢过陈老爷。”
“应该的,应该的。”陈百万笑着,忽然压低声音,“不过……有件事,想请张大人行个方便。”
来了。张琳心里冷笑,面上不动声色:“什么事?”
“城西有块地,我想买下来扩建仓库。但那地现在是个义庄,住着几个孤寡老人。我想请张大人……帮忙疏通疏通,让那些老人搬走。”陈百万说,“当然,我会给他们补偿,一人十两银子,足够他们租房子住了。”
十两银子,听起来不少。但那些老人七八十岁了,无儿无女,离开义庄,能去哪里?租房子?谁愿意租给快死的老人?
张琳放下茶杯:“陈老爷,义庄是官府设的,收容无依无靠的老人。让他们搬走,于理不合。”
“可是那地……”
“那地是官地,”张琳打断他,“不能卖。陈老爷还是另找地方吧。”
陈百万的笑容淡了:“张大人,这就不够意思了。我捐钱捐物,你就不能行个方便?”
“捐钱捐物是善举,本官感谢,”张琳站起身,“但公是公,私是私,不能混为一谈。陈老爷欠的税银,还请尽快补上。至于义庄的事,不必再提。”
说完,她拱拱手,转身就走。
周书吏赶紧跟上,手里捧着刚取来的二百两银子。
走出陈府,周书吏擦擦汗:“大人,您……您这样得罪陈百万,不怕他报复?”
“怕,”张琳说,“但更怕对不起那些老人,对不起金溪的百姓。”
周书吏看着她,眼神复杂。这位年轻的县丞大人,和以前那些官,真的不一样。
水渠工程开工了。
张琳几乎每天都去金溪村。她穿着粗布衣服,戴着斗笠,和村民一起抬石头,挖泥土。手上磨出了水泡,破了,结成茧。脸晒黑了,嘴唇干裂。但她不在乎。
村民们开始时还有些拘谨,不敢和她说话。后来见她真干活,不摆架子,就慢慢熟了。杨老汉教她怎么垒石墙,怎么拌三合土;年轻人教她怎么用撬棍,怎么打木桩。
她学得很快。不只是学技术,也学这些人——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坚韧,他们的智慧。她听他们讲怎么根据云彩看天气,怎么根据水流辨土质,怎么根据鸟叫知时节。这些都是书里没有的学问。
晚上,她住在村里,和村老们商量第二天的工程,修改图纸,调整计划。她发现原来的设计确实有问题——太依赖经验,缺乏计算。她重新测量了坡度、流速、流量,重新设计了渠道的宽度和深度。
有时她会想起在金陵时读的那些书,《水经注》《河渠书》《治水筌蹄》。那些文字,此刻变成了眼前的石头、泥土、水流。理论结合实际,原来是这样。
一个月后,第一条水渠修好了。
通水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张琳站在渠首,亲手打开了水闸。清澈的溪水哗啦啦流进渠道,沿着新修的渠道奔流而下,一直流到干渴的田地里。
村民们欢呼起来,有人跪在地上,捧起水喝;有人跑到田里,看着水流进田埂,咧着嘴笑;有人流泪,说“有救了,今年的庄稼有救了”。
张琳站在那儿,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骄傲,不是成就,是一种……踏实。她做了件事,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帮了实实在在的人。
杨老汉走过来,老泪纵横:“大人,您是我们金溪村的恩人啊!”
“别这么说,”张琳扶起他,“这是大家一起干的。”
“不一样,”杨老汉摇头,“以前的官,只会收税,不会办事。您不一样,您是真为我们着想。”
张琳鼻子一酸,赶紧转过头。
那天晚上,村里摆了简单的宴席——野菜,糙米,自家酿的米酒。张琳被推在上座,村民们轮流来敬酒。她喝了一点,脸红了,头有点晕。
月光很好,照在山村里,照在刚刚修好的水渠上,水面泛着银光,像一条玉带。
张琳走到渠边,蹲下,掬起一捧水。水很凉,很清,能照见月亮。
她想起夏李村的木兰溪,想起母亲,想起父亲,想起陆先生,想起陈文启。想起这一路走来,所有的艰难,所有的欺骗,所有的坚持。
值得吗?
看着眼前奔流的水,看着远处欢庆的村民,她想:值得。
至少这一刻,值得。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周书吏,拿着一件披风。
“大人,夜深了,回去吧。”
张琳站起身,接过披风:“周先生,你说……我做官,做对了吗?”
周书吏沉默了一会儿,说:“小的在衙门三十年了,见过五任知县,七任县丞。有的贪,有的庸,有的只顾往上爬。像大人这样,真心为百姓做事的……您是第一个。”
这话说得朴实,但真诚。
张琳笑了笑:“谢谢。”
两人往回走。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大人,”周书吏忽然说,“有件事……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陈百万那边,最近在到处说您的坏话。说他好心捐钱,您不领情,还训斥他。还说您……您来历不明,一个兴化人,怎么对将乐县的事这么上心,是不是别有企图。”
张琳的脚步顿了顿。她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得罪了地头蛇,就会有流言蜚语。
“让他说去。”她淡淡道。
“可是……”
“周先生,”张琳停下,看着他,“我做官,不是为了讨好谁,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想……做点事,对得起这身官服,对得起百姓,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至于别人怎么说,随他吧。”
周书吏看着她,月光下,这位年轻的县丞大人眼神清澈,坚定,像这山里的溪水,看似柔软,却能穿石。
“小的明白了。”他深深一揖。
那晚,张琳在笔记上写道: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金溪水渠初成。见水流奔涌,百姓欢欣,余心甚慰。此来将乐八月,审命案,修水利,得罪豪强,然初心不改。陈文启来信,言南京官场复杂,劝余谨慎。余回信曰:既已至此,当勇往直前。纵前程艰险,亦要为民请命,不负此生。母亲在天有灵,当含笑矣。”
写到这里,她停笔。窗外月光如水,静静地照着将乐县,照着这个不眠的夜,照着这个女扮男装的县丞,和她选择的、艰难而坚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