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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离 分别是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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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他们没有在一起,也没有不在一起。北京和沈阳之间的距离不是一条盘山公路,而是一千二百公里。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工作,各自的圈子。他们会打电话,会发消息,会说“我想你了”,会在深夜里对着手机屏幕发呆。
但他们没有见过面。
不是不想,是不能。不是因为外界的压力,不是因为家庭的反对,不是因为任何宏大的、戏剧化的障碍。只是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今天有事,明天有安排,后天要出差,大后天要开会。时间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出去,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漏完了。
付辛博有时候会在深夜翻出井柏然的朋友圈。井柏然不怎么发动态,偶尔发一张画的照片,或者一段简短的文字。最近的一条是一个月前的,一张画着山的图,配了一行字:“雾又起了。”
付辛博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他知道井柏然在说什么。
他们约好了明年冬天再去那个小镇。但“明年”是一个很狡猾的词——它永远不会来,来的永远是“今年”。
冬天又来了。
付辛博买了去小镇的车票,收拾了行李,在出发前一天给井柏然发了一条消息:“我去小镇了,你来吗?”
消息发出去,已读,没有回复。
他在小镇上住了一个星期。陈老板娘果然给他们留了最好的房间——东边和西边那两间。他每天早上一个人去老张的早餐店吃包子,每天下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每天晚上一个人裹着棉被看星星。
井柏然没有来。
第八天的时候,他收到了井柏然的消息。
“对不起。”
就三个字。
付辛博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他打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删了。又打了一段,又删了。最后他发了两个字:
“没事。”
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走廊里很安静,隔壁房间里没有声音——因为没有人在。他闭上眼睛,想起井柏然说过的话:“我怕你等不到人。”
现在他等到了。等到了一个“对不起”。
??
————————————
??
井柏然知道自己会死的那天,是一个很普通的秋天。
沈阳的银杏叶刚刚开始变黄,阳光还是暖的,风吹在脸上不带刀子。他从医院走出来,手里攥着一纸诊断书,站在路边等红灯。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车里的小孩正咿咿呀呀地啃着自己的拳头。井柏然低头看了那个小孩一眼,小孩冲他笑了,露出两颗米粒大小的乳牙。
绿灯亮了,人群开始过马路。井柏然跟着往前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停下来,站在斑马线正中间,仰头看了一会儿天。后面的人绕着他走,有人嘟囔了一句“有病吧”,他听见了,但没有生气。
他想,是啊,有病。
有病的字面意思。
诊断书上写的是“恶性淋巴瘤”,中晚期。医生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他的表情,大概在等一个常见的反应——震惊、崩溃、哭泣、或者歇斯底里。但井柏然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安静地坐在诊室的塑料椅上,听完了医生说的每一句话,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还能活多久?”
医生犹豫了一下:“如果积极治疗的话——”
“大概多久?”
“一到两年。”
井柏然点了点头,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走出了医院。
他没有哭。
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不值得哭。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死,区别只是有些人知道确切的时间,有些人不知道。他不过是提前拿到了一张时刻表,仅此而已。
那天晚上他坐在出租屋的画架前,对着空白的画布发了很久的呆。他拿起笔,蘸了颜料,在画布上画了一条线——灰色的,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山路。
他想起那个小镇。
想起雾,想起石板路,想起早餐店的蒸笼,想起走廊上吱嘎作响的木地板,想起付辛博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时后背上被阳光照亮的绒毛。
想起付辛博。
他把画笔放下,双手捂住了脸。
他没有哭。但他的肩膀在发抖。
他没有告诉付辛博。
不是因为不信任,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因为他知道付辛博会做什么。付辛博会放下一切赶来,会陪他去医院,会握着他的手看他做化疗,会在深夜里听见他呕吐的声音时从隔壁房间跑过来,会在他掉头发的时候笑着说“我陪你一起剃光头”。
付辛博会做所有这些事。
然后呢?
然后他会死。付辛博会看着他死。会看着他从一个活生生的、会笑会画画会吃包子的人,变成一张床上一具越来越轻的躯壳。会看着他闭上眼睛,摸到他逐渐变凉的皮肤,听到监护仪上那一声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滴——”
他不要付辛博看到这些。
他不要付辛博的记忆里,最后关于他的画面是一间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病房、一根根从他身体里穿过的管子、一张白得刺眼的床单。
他要付辛博记住的是那个小镇。是雾中的石板路,是雪后的银蓝色月光,是除夕夜那桌难以下咽的年夜饭,是长途车上靠着肩膀假装睡着的午后。
他要付辛博记住他活着的样子。
所以他选择消失。
不是一下子消失——那样太刻意了,付辛博会来找他,会翻遍每一个角落,会在沈阳的街头喊他的名字直到嗓子哑掉。他了解付辛博,知道这个人有多固执。
他选择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失。像退潮,每天退一点点,等你发现的时候,沙滩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消息回得越来越慢。从秒回到几分钟,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从几小时到一两天。电话越来越少,从每天一通到每周一通,从每周一通到再也没有拨出过。付辛博发来的消息他都会看,但很多条都没有回复。他盯着屏幕上的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把手机扣在胸口上,闭上眼睛。
“今天沈阳降温了,你那边冷不冷?”
——“冷。但我烧了暖气,不用担心。”
“我最近在写一个关于小镇的稿子,想起好多事。”
——“我也是。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
“井柏然,你是不是不想理我了?”
——“不是。我比你想理我还要想理你。但我不行。”
他没有发出去任何一条。
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白天画画,晚上坐在窗边看月亮。化疗让他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枕头上有,衣领上有,画架上有,到处都是。他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脸颊凹下去了,眼眶深了,嘴唇干裂起皮,皮肤苍白得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
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难看。但他还是笑了,因为他想起付辛博说过的话——“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月牙。”
“月牙没了。”他对着镜子说,“现在只剩月食了。”
他去了那个小镇。
最后一次。
不是冬天去的,是秋天。十月底,山上的树叶红了,远远看去像一片燃烧的火。他背着画架,一个人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在镇口下了车。
陈老板娘看见他的时候,愣了很久。
“你……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减肥呢。”
“减什么肥,你都皮包骨了!”陈老板娘皱着眉,上下打量他,目光里有一种他熟悉的、但又承受不起的怜惜,“付辛博没来?”
“没有。我一个人来的。”
“你们吵架了?”
“没有。就是……各自有事。”
陈老板娘没有多问,把钥匙递给他。还是西边那间房。
他上楼的时候,在走廊上停了一下。他看了一眼东边那间房的门,门关着,锁着,没有人的气息。他伸出手,摸了摸那扇门的木纹,指尖从粗糙的漆面上滑过去。
“明年冬天还来啊。”
他在心里说:对不起,不来了。
他在小镇上住了五天。每天早上一个人去老张的早餐店吃包子,老张看见他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他笑了笑,说“减肥”。每天下午他背着画架去山脚下画画,画山,画树,画雾,画那些和从前一模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的风景。
第三天的时候,他在画架的夹层里翻出了从前的那个画本。画本已经旧了,边角卷起来,封面上沾着颜料,红的绿的黄的,混在一起,像一幅抽象画。他翻开第一页,是付辛博坐在院子里低头写字的样子。第二页,是付辛博站在走廊上抽烟的样子。第三页,是付辛博蹲在路边系鞋带的样子。第四页,是付辛博在夕阳下转过头来的侧脸。
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翻到最后,翻到那张画——小镇被大雾笼罩,左下角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肩膀挨着肩膀。
他拿起笔,在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
写完之后他把画本合上,放在床头柜上。走的时候没有带走。
他把它留给了陈老板娘。
“这个,帮我保管好。”他说。
“你不要了?”
“要。会有人来取的。”
陈老板娘接过画本,看了一眼封面,又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眶红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井柏然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转身走了,走出民宿的大门,走过石板路,走过老张的早餐店,走过镇口的车站。他上了长途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子发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小镇在雾气中渐渐模糊,像一幅正在被擦掉的画。
他没有哭。他只是看着窗外,看着一座又一座山从车窗外面掠过,想起很多年前,有一个人背着他爬上山,对他说“山的那边是你”。
那个人在山的那边。他在山的这边。
而山,是不会动的。
付辛博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知道消息的。
不是井柏然告诉他的——井柏然再也没有给他发过消息。是一个共同的朋友,在一次聚会上无意间提起的。
“你还记得井柏然吗?就那个画画的,以前跟你关系挺好的那个。”
付辛博端着一杯啤酒,愣了一下:“记得。怎么了?”
“他走了。去年冬天的事。”
付辛博的酒杯悬在半空中,没有放下来,也没有送到嘴边。
“走了?去哪儿了?”
朋友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让付辛博的手指开始发凉。
“走了就是走了。去世了。淋巴瘤,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听说最后几个月瘦得不成人形,但一直没跟任何人说,就自己一个人扛着。”
酒杯从付辛博手里滑落,砸在地上,啤酒溅了一地。周围的人看过来,他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里只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像有人在他脑子里放了一把蜂。
“你……确定?”
“确定啊。他家里人办的葬礼,没通知什么人,就几个亲戚。我也是听另一个朋友说的。”
付辛博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去,发出刺耳的声响。他没有扶,没有回头,直接走了出去。他走到酒吧外面的巷子里,靠着墙,慢慢蹲下来。
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初春的寒意。他蹲在墙根底下,双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他没有发出声音,但他的指甲嵌进了掌心的肉里,掐出了四个深深的血印。
他想起很多事。
想起井柏然说“我怕你等不到人”。想起井柏然说“我好像有点信了”。想起井柏然说“付辛博,你想清楚了吗”。
想起井柏然最后发来的那条消息——“对不起”。
原来那个“对不起”,不是“我不能去见你了”,而是“我要走了”。
不是离开这个城市,不是离开这段关系,是离开这个世界。
而他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
付辛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他一次又一次地拿起来,打开井柏然的对话框,翻看他们以前的聊天记录。
几千条消息,他一条一条地翻,从后往前翻,像在倒着走一条很长的路。
“今天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山,觉得不像你帮我看看。”
“包子吃多了胃疼,下次不逞能了。”
“沈阳下雪了,你那边呢?”
“付辛博,你说山的那边是什么?”
“你这个人真没意思。”
“那我在山的那边等你。”
“新年快乐。”
“付辛博,你想清楚了吗?”
“明年冬天还来啊。”
“对不起。”
他翻到最后一条“对不起”,盯着看了很久。然后他往上翻,翻到更早以前的、那些还没有开始“消失”的日子。
“今天降温了,多穿点。”
“画了一整天,手都僵了。”
“你什么时候来沈阳?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付辛博,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人,背影特别像你。”
“我想你了。”
最后那四个字,井柏然发过很多次。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付辛博把手机扣在胸口上,像井柏然曾经做过的那样。他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温热的,带着盐的味道。
他想: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拿诊断书,一个人做化疗,一个人在深夜里呕吐,一个人掉头发,一个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变瘦、变苍白、变透明?
你为什么到最后都不让我陪你?
你为什么让我从别人嘴里听到你已经不在的消息?
你为什么——
付辛博猛地坐起来。
他想起一件事。
那个画本。
井柏然曾经说过的,他的每一幅画都有一个副本,画完之后会装订成画本,一年一本。如果井柏然去了那个小镇——如果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去了那个小镇——他一定会留下什么东西。
付辛博当天就买了去小镇的车票。
他到小镇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有亮,镇子沉在黑暗里,只有远处山脚下有几点零星的灯光。他拖着行李箱走在石板路上,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空气冷得像冰水,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在面前散开。
他敲了敲民宿的门。敲了很久,陈老板娘才来开门。她披着一件棉袄,眯着眼睛看清是他,表情在一瞬间变了——从困倦变成惊讶,从惊讶变成心疼,从心疼变成一种复杂的、欲言又止的悲伤。
“你来了。”她说。
“嗯。”
“进来吧,外面冷。”
他跟着陈老板娘走进堂屋。炉子没有生火,屋里冷得像冰窖。陈老板娘打开灯,昏黄的光线下,付辛博看见堂屋的桌上放着一个布包,灰蓝色的,洗得发白。
“他走之前留下的。”陈老板娘说,“他说会有人来取。我等了你快半年了。”
付辛博的手在发抖。他解开布包的系带,里面是那个画本。画本的封面已经磨损了,边角卷起来,封面上沾着干涸的颜料。他翻开第一页。
付辛博坐在院子里低头写字的样子。
他翻到第二页。
付辛博站在走廊上抽烟的样子。
第三页。付辛博蹲在路边系鞋带的样子。
第四页。付辛博在夕阳下转过头来的侧脸。
他一张一张地翻过去,翻到最后。最后一页是那张画——小镇被大雾笼罩,左下角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肩膀挨着肩膀。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铅笔写的,淡得几乎看不清。
他把画本凑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山的那边是你。但我走不到山的那边了。付辛博,对不起。”
付辛博的手指攥紧了画本的边缘,指节泛白。他把画本抱在怀里,弯下腰,额头抵在桌面上。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喉咙里发出一种压抑的、破碎的声音,像什么东西在里面碎裂。
陈老板娘站在旁边,没有说话。她只是把炉子生着了,把水壶放上去,然后默默地退到了里屋。
付辛博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久。
炉火映在他身上,忽明忽暗。他怀里的画本被他的体温捂热了,颜料的味道从纸页间散出来,混着樟木和旧纸的气息。他闭上眼睛,看见井柏然坐在画架前的样子——微微侧着头,眯着眼睛,画笔在指尖转了一个圈,然后落在画布上,一笔一笔地,画出山的轮廓,画出雾的形状,画出付辛博的脸。
他想起井柏然说过的话。
“付辛博,你想清楚了吗?”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不怕?”
他当时说“怕”。
他现在才知道,他当时怕的东西,和后来真正让他害怕的东西,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他当时怕的是世俗的眼光,怕的是家人的失望,怕的是这条路走不通。他以为那些是最大的恐惧,是最高的山。
他不知道真正的山是什么。
真正的山是——你翻过了所有的山,走到了你能走的最远的地方,然后发现,你想见的人已经不在了。
他不在山的那边。
他哪儿都不在了。
付辛博在小镇上住了三天。
他去了所有他和井柏然一起去过的地方。早餐店、石板路、山脚下的土路、看日落的那个坡地。他一个人走完了所有的路,每一步都踩在从前的脚印上。但那些脚印已经被雨水和尘土填平了,什么都看不见。
他站在山脚下的那棵老槐树前面,伸手摸了摸树干。树干上刻着两个字——不知道是谁刻的,已经很旧了,被树皮裹进去了一半。
他拿出手机,打开井柏然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还是那句“对不起”,已读,没有回复。
他打了一行字:
“我拿到画本了。”
然后他删掉了。
又打了一行:
“你画得很好。”
又删掉了。
又打了一行:
“我找到你了。”
他盯着这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它也删掉了。
他把手机收起来,转身走回镇上。走到镇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正在落山,把远处的山脊线染成金红色。雾气开始从山谷里漫上来,灰白色的,缓慢地、不可阻挡地,把整座山一点一点地吞进去。
他想起井柏然画的那幅画。大雾中的小镇,两个模糊的人影,肩膀挨着肩膀。
画里的人还在。画外的人,只剩下一个了。
付辛博把那个画本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翻一页,看一幅画,看那行字。他看了三年,一千多个夜晚,每一幅画都看了几百遍。他知道画里的付辛博坐在院子里写字时额前的碎发往哪边偏,知道站在走廊上抽烟时烟雾从哪边嘴角飘出来,知道蹲在路边系鞋带时哪只脚的鞋带更容易松。
他甚至开始觉得,那些画不是井柏然画的,是井柏然在用另一种方式跟他说话。
你看,你在院子里写字的时候,我在看你。你看,你抽烟的时候,风是从东边吹过来的。你看,你系鞋带的时候,你的后颈露出来一小截,阳光照在上面,很好看。
你看,我一直都在看你。从第一天起,从你在楼梯将我接住的那天起——不,从更早以前,从你还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起。
付辛博把画本合上,放在枕头旁边。他关了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隔壁很安静。没有脚步声,没有水龙头的声音,没有咳嗽的声音。
隔壁从来都没有人。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连涟漪都没有。
“下辈子,我找你。”
窗外起了雾。
灰白色的雾气从山谷里漫上来,漫过石板路,漫过老槐树,漫过民宿的窗户,把整个世界都吞了进去。雾气中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远处山脊的轮廓,隐隐约约的,像一笔被水晕开的墨。
在那片大雾里,好像有一个人站在早餐店的蒸笼前面,穿着灰色的棉大衣,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画着什么。蒸笼里的白气一团一团地涌出来,绕过他的肩膀,散进雾里。
他抬起头,冲这边笑了一下。
眼睛弯成月牙,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
然后雾散了。
??
什么都散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