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之征》小字赵宁

2、第二章：水乡烟雨 1920年

　　一
　　民国十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慢。都过了惊蛰，兴化城外的千垛菜花还只是零零星星地开着，黄得不甚痛快，像是谁把一碟蛋黄打翻了，又吝啬地只洒了薄薄一层。

　　陈仁寿趴在文峰塔三层的栏杆上，手里攥着一本卷了边的《新青年》。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湿漉漉的腥味，翻动着书页。铅字密密麻麻，讲的都是些他半懂不懂的词：德先生、赛先生、劳工神圣、家庭革命。塔檐下的铁马叮叮当当地响，声音碎在风里，飘出去很远。

　　“仁寿！仁寿！”

　　塔下传来喊声。陈仁寿探头往下看，是赵守义，正仰着头朝他挥手。十五岁的赵守义又瘦又高，像根竹竿挑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短了一截，露出手腕嶙峋的骨节。

　　“上来！”陈仁寿喊回去。

　　脚步声在空塔里咚咚回响。不一会儿，赵守义气喘吁吁地爬上来，额头上都是细汗：“你倒会找地方躲清静。陆先生找你半天了，说下午的国文课要讲白话诗，让你去教务处领新课本。”

　　陈仁寿合上《新青年》，塞进书包：“什么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那种？”

　　“谁知道呢。”赵守义也趴到栏杆上，和他并排，“反正陆先生高兴得很，说这是新文化的春风，终于吹到咱们兴化来了。”

　　春风。陈仁寿眯起眼看向远处。护城河的水涨了些，泛着浑浊的土黄色。河边的柳树才抽出米粒大的嫩芽，远看只是一抹若有若无的绿烟。更远处，千垛田里已经有农人在忙碌，黑色的身影在黄绿相间的垛田间移动，像棋子在棋盘上。

　　“守义，你看过海吗？”陈仁寿忽然问。

　　赵守义摇头：“没。最远就去过扬州。怎么突然问这个？”

　　“这书上说，新文化运动是从沿海吹进来的。我在想，海是什么样子的？风从海上来，是不是比咱们这儿的风咸一些？猛一些？”

　　“你想得可真多。”赵守义笑了，露出一颗虎牙，“我就想下个月月考，要是再考不进前三，我爹真不让我念了。”

　　陈仁寿转头看他。赵守义的侧脸线条分明，颧骨突出，下巴上有道新结的痂，是前天帮家里劈柴时被木屑划的。他的眼睛很亮，盯着远处的垛田，眼神里有一种近乎饥饿的东西。

　　“你爹……还是想让你去当学徒？”

　　“嗯。南门米行缺个伙计，管吃住，一个月三块大洋。”赵守义说得很平静，但手指紧紧抠着栏杆，指节发白，“我爹说，读书读到高小已经够用了，认得字、会算账就行。再多读，也是浪费钱。”

　　塔下的街道传来卖麦芽糖的吆喝声，黏糊糊的，拖得很长。陈仁寿没说话，从书包里摸出一个小纸包，递给赵守义。

　　“什么？”

　　“打开看看。”

　　纸包里是两块绿豆糕，油浸透了纸，晕开深色的圆斑。赵守义喉结动了动，没接。

　　“我娘做的，太多了，吃不完。”陈仁寿把纸包塞到他手里，“再不吃就干了。”

　　赵守义捏着纸包，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仁寿，你不用这样。”

　　“怎样？”

　　“不用总可怜我。”

　　陈仁寿愣住了。塔上的风忽然大起来，吹得两人衣袂翻飞。远处垛田里，一个农人直起腰，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然后继续弯腰劳作。

　　“我没可怜你。”陈仁寿说，声音有些发涩，“我们是朋友。”

　　赵守义转过头看他，眼神复杂。那颗虎牙又露出来了，但这次不是笑：“朋友。对，朋友。”

　　他把绿豆糕小心地包好，放进怀里，拍了拍长衫上的灰：“走吧，该去领书了。去晚了，好的都被挑走了。”

　　两人一前一后地下塔。木楼梯吱呀作响，每一级都踩出沉闷的回音。陈仁寿走在后面，看着赵守义瘦削的背影，那件蓝布长衫洗得发白，后襟上还有个不显眼的补丁，针脚细密，是他娘的手艺。

　　走到塔底时，赵守义忽然停住，没回头：“仁寿，如果……如果我真不念了，你会记得我吗？”

　　“说什么傻话。”陈仁寿上前一步，和他并肩，“你不会不念的。”

　　“我是说如果。”

　　陈仁寿想了想，很认真地说：“那我每个月都给你写信，告诉你学校里的事。等我有钱了，就买很多书寄给你。你可以自己学。”

　　赵守义终于笑了，这次是真笑，眼角挤出细纹：“那你可得当大官，或者做大生意，不然哪来那么多钱买书。”

　　“不当官，也不做生意。”陈仁寿说，想起四牌楼上那些匾额，“就做个有用的人。像周子敬那样。”

　　“周子敬是谁？”

　　“一个活了一百零八岁的老先生。等会儿路上跟你说。”

　　两人走出文峰塔。阳光正好，洒在青石板路上，亮晃晃的。卖麦芽糖的老头推着车慢慢走过，糖块在玻璃罩子里泛着琥珀色的光。几个女学生从对面走来，穿着月白上衣、黑色裙子，剪着齐耳短发，说说笑笑的，看见他俩，声音低了下去，快步走过去了。

　　新时代的风，确实吹到兴化来了。陈仁寿想。只是这风吹到水乡，变得慢了，柔了，像穿过密密的芦苇荡，沙沙的，不那么凌厉了。

　　二
　　县立小学在城东，原是清代的文庙，民国后改了学堂。大成殿的匾额换成了“礼堂”，孔子像还在，只是前面挂了一块小黑板，写着“礼义廉耻”。庭院里的老柏树倒是依旧苍翠，树下立着新设的秋千架，几个低年级的孩子在嬉闹。

　　陈仁寿和赵守义穿过庭院，往教务处走。迎面碰上了陆校长，还是戴着那副圆眼镜，只是中山装更旧了些，袖口磨得发亮。

　　“陈仁寿，正找你。”陆校长招招手，“来，新到的课本，你帮着分一下。下午第一节就是国文课。”

　　教务处里堆着十几捆书，油墨味很浓。陈仁寿解开绳子，是商务印书馆新出的《国语教科书》，封面上印着彩色的花草图案，和他从前用的线装《千家诗》完全不同。他拿起一本翻开，第一篇就是胡适的《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白话。真正的白话，像说话一样写成了诗。陈仁寿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撞了一下。他想起祖父书架上那些佶屈聱牙的经史子集，想起自己摇头晃脑背“关关雎鸠”却不知其意的日子。这新课本上的字，简单，直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喜欢吗？”陆校长问。

　　陈仁寿点头：“像在听人说话。”

　　“这就是白话文的好处。”陆校长推了推眼镜，“文章不该是少数人的玩物，而该是大众的工具。要让贩夫走卒都能读懂，都能听懂，这才是新文化的意义。”

　　赵守义在旁边默默整理着课本，一本本摞好。他的手指抚过封面，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易碎的东西。

　　“陆先生，”陈仁寿忽然问，“这课本……要多少钱一套？”

　　“八角大洋。”陆校长说，“比旧课本贵些，但内容新。学校补贴一半，学生出四角。”

　　四角。陈仁寿看向赵守义。赵守义低着头，整理课本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更用力了些。

　　领完课本，两人抱着书往教室走。廊檐下挂着新制的标语牌，白底黑字：“教育救国”、“劳工神圣”。阳光斜射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守义，”陈仁寿小声说，“你那四角钱……”

　　“我有。”赵守义打断他，声音有点硬，“我攒了些。”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赵守义顿了顿，语气软下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四角钱我还出得起。”

　　陈仁寿不再说话。两人沉默地走到教室门口，里面已经坐满了学生。二十几张课桌，新旧不一，有的桌面上刻满了字，有的是新漆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兰花，是陆校长养的，已经抽出了淡绿的花箭。

　　下午的国文课，陆先生果然讲了白话诗。他先在黑板上写了“新诗”两个字，然后转身，目光扫过全班：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读的，不再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而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你们或许会觉得，这也能算诗？太简单，太白话。但我要告诉你们，正是这种简单和白话，才是诗的真精神——把最真切的情感，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朗诵了《鸽子》，又朗诵了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抑扬顿挫的兴化官话，把那些白话字句念得有了韵味。窗外的阳光移进来，照在课桌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陈仁寿听着，忽然走了神。他想起五年前的那个腊八早晨，四牌楼上“仁寿之征”的金字，想起祖父脱下长袄的手，想起慧明法师深褐色的眼睛。那些都是旧时代的事了，可为什么此刻想起来，却觉得比这些新诗更真切，更像诗？

　　“陈仁寿，”陆先生点名了，“你说说看，这新诗和旧诗，有什么不同？”

　　陈仁寿站起来，想了想：“旧诗像雕花的木窗，很美，但隔着一层。新诗……像推开窗，直接看见外面的天。”

　　陆先生点头：“说得好。那你是喜欢木窗，还是喜欢推开窗？”

　　全班都看着他。陈仁寿感觉到赵守义的目光，坐在他斜后方，安静地注视着。

　　“我……”他犹豫了一下，“我都喜欢。木窗有木窗的美，推开窗有推开窗的痛快。能不能……能不能既要窗上的雕花，又能推开看见天？”

　　教室里静了片刻，然后有人笑起来。陆先生也笑了，推了推眼镜：“你这个想法，倒很特别。坐下吧。”

　　下课后，赵守义凑过来，低声说：“你胆子真大，敢跟陆先生顶嘴。”

　　“我没顶嘴，我就是那么想的。”陈仁寿收拾书包，“走吧，今天该去你家帮你补算术了。”

　　赵守义家住南门外，临着一条小河。三间瓦房，墙是土坯的，屋顶的瓦缺了几片，用茅草补着。院子里晒着渔网，空气里有鱼腥味和炊烟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赵守义的爹在河边补船，看见陈仁寿，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又继续敲敲打打。他娘在灶间烧火，锅里煮着野菜粥，见陈仁寿来，忙擦了擦手，从橱柜里摸出两个煮鸡蛋，硬塞给他。

　　“婶子，不用——”

　　“拿着拿着，你帮守义补课，辛苦了。”赵婶的手很粗糙，手心都是茧，但很温暖。

　　两人就在院子的石磨旁坐下。石磨上摊着算术课本，赵守义咬着笔杆，眉头紧锁。他在文字上很有天赋，国文、历史都是班上最好的，偏偏算术不行，尤其是应用题。

　　“你看，”陈仁寿指着题目，“‘甲乙两人修堤，甲每日修三丈，乙每日修二丈，两人合修十五日完成，问堤长几何？’你就想，甲一天修三丈，十五天修多少？”

　　“四十五丈。”

　　“乙呢？”

　　“三十丈。”赵守义算出来了，“加起来……七十五丈！”

　　“对啦。”陈仁寿笑了，“就这么简单，你别把它想复杂了。”

　　赵守义放下笔，叹了口气：“我就是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觉得，我可能真不是读书的料。”

　　“胡说。”陈仁寿正色道，“你国文比我好多了。陆先生上次还说，你那篇《说勤》写得有韩愈之风。”

　　“那是陆先生鼓励我。”赵守义看着石磨上的纹路，手指无意识地描摹着，“仁寿，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听见我爹的咳嗽声，听见我娘在叹气，我就想，我坐在这里读书，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该去米行当伙计，一个月三块大洋，够家里吃半个月饱饭。”

　　陈仁寿沉默。院子里，赵婶在晾衣服，竹竿上挂着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在风里飘着，像褪了色的旗。

　　“守义，”他终于说，“你爹娘让你读书，不是要你马上回报。他们是希望你将来看得远些，走得远些。你现在去当伙计，是三块大洋。可你好好读书，将来——”

　　“将来怎么样？”赵守义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像你祖父那样中举？像你爹那样开布庄？仁寿，咱们不一样。你是陈家少爷，我是渔户的儿子。有些路，从出生起就不一样。”

　　这话像一根针，扎进陈仁寿心里。他想反驳，却不知怎么反驳。因为他知道，赵守义说的是实话。他想起自己书桌上那盏明亮的煤油灯，想起祖父书房里满架的书，想起母亲总抱怨他衣服换得太勤——这些对赵守义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

　　“可是，”陈仁寿艰难地说，“周子敬也不是什么世家出身。县志上说，他家原来也只是普通农户。是后来行善积德，才成了乡绅。”

　　“周子敬到底是谁？”赵守义问。

　　陈仁寿便讲起了那个故事。嘉靖年间的大水，百岁老人散尽家财，知府题匾，皇帝御批。他讲得很慢，把祖父当年的话，自己这些年来的理解，都揉进去讲。讲到“仁寿之征，征在行，不在言”时，夕阳正好西斜，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土墙上，模糊成一片。

　　赵守义听完，沉默了很久。河面上有渔船划过，桨声欸乃，惊起几只水鸟。

　　“所以，”他说，“你的意思是，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行善积德，就能改变命运？”

　　“至少，能让自己活得明白。”陈仁寿说，“守义，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我知道，如果你现在放弃读书，将来一定会后悔。算术不会，我教你。课本钱不够，我……我想办法。但你别自己先放弃了。”

　　赵婶端了两碗野菜粥出来，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热气腾腾的。碗边放着那两个煮鸡蛋，已经剥好了，蛋白光滑，蛋黄澄黄。

　　“吃吧，孩子们。”赵婶说，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陈仁寿拿起鸡蛋，掰了一半给赵守义。赵守义没推辞，接过来，小口小口地吃。夕阳的光照在他脸上，睫毛的阴影在颧骨上颤动。

　　吃完粥，陈仁寿该回家了。赵守义送他到路口，忽然说：“仁寿，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把我当朋友。”赵守义说，声音很低，“真正的朋友。”

　　陈仁寿拍拍他的肩，想说什么，却只是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一段，回头看，赵守义还站在路口，瘦长的身影在暮色里，像一根倔强的苇秆。

　　晚风起来，带着河水的凉意。陈仁寿紧了紧衣领，忽然想起《鸽子》里的句子：“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如果赵守义是鸽子，他想，那他的翅膀一定很沉，但飞起来的时候，一定比谁都鲜明。

　　三
　　清明前三天，雨开始下。不是那种瓢泼大雨，而是绵绵密密的细雨，从早到晚，不紧不慢，把整个兴化城泡得软软的。青石板路泛着水光，屋檐滴着水，滴滴答答，像永远走不完的秒针。

　　就在这样的雨天里，坏消息传来了。

　　“里下河十七个圩子都破了！”早晨上学时，街上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水从高邮湖倒灌进来，邵伯、车逻几个大闸顶不住，一夜之间，北边全淹了！”

　　教室里乱哄哄的。陆先生没来上课，教务处的人说，校长一早就被县府叫去开会了。学生们挤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和街上匆匆奔走的人群。

　　“我舅舅家在刘家圩，”一个叫王得宝的胖学生说，声音带着哭腔，“昨晚托人带信来，说水已经漫过门槛了，全家爬到屋顶上躲着……”

　　“我家在鱼行，听说鱼全跑了，损失大了……”另一个学生说。

　　陈仁寿看向赵守义。赵守义脸色苍白，盯着窗外，嘴唇抿得紧紧的。

　　“你家那边……”陈仁寿小声问。

　　“我家地势高，暂时没事。”赵守义说，“但我姑姑家在车逻，昨天就没消息了。”

　　上午十点，陆校长终于回来了。他没进教室，而是直接敲响了操场上的铜钟——那是紧急集合的信号。全校两百多师生冒雨聚集在礼堂，孔子像前，陆校长的中山装湿了大半，头发贴在额头上，眼镜片上都是水汽。

　　“同学们，”他的声音嘶哑，但很大，“大家都听说了。里下河大水，北边十几个乡镇受灾。县府已经组织抢险，但人力物力都严重不足。我们兴化县立小学，虽是一所学堂，但国难当头，学子岂能坐视？”

　　台下鸦雀无声。雨打在瓦上，哗哗的响。

　　“经校务会决定，”陆校长继续说，“学校停课三天，组织师生募捐救灾。捐钱、捐粮、捐衣物，有什么捐什么。另外，高年级身体好的同学，自愿报名参加抢险队，去北门协助加固堤防。”

　　礼堂里炸开了锅。有兴奋的，有害怕的，有茫然的。陈仁寿感觉到赵守义碰了碰他的胳膊。

　　“你去吗？”赵守义问。

　　陈仁寿点头：“去。你呢？”

　　“我也去。”赵守义说，眼神坚定，“我撑船、垒沙包都会。”

　　募捐点设在礼堂门口。几张课桌拼成台子，几个老师负责登记。学生们排着队，有的掏出一两个铜板，有的拿来半袋米，有的抱着旧衣服。陈仁寿把自己这个月的零用钱全拿出来了——一块大洋，又跑回家，抱来两件半新的棉袄，是他去年穿小了的。

　　登记的老师抬头看他：“陈仁寿，捐这么多？”

　　“家里还有。”陈仁寿说，想了想又补充，“我再去动员动员。”

　　他真去动员了。先是找班上几个家境好的同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人痛快，有人推诿，说“我家也受灾了”——其实住在城里，毫发无损。陈仁寿不急不恼，一个个说：“就算没受灾，也是兴化人，同饮一河水，同顶一片天。”

　　这话不知怎的传开了，竟成了募捐的口号。下午，捐款台前排起了长队。连门口卖麦芽糖的老头都捐了十个铜板，说：“我老家在沙沟，虽然几十年没回去了，但根还在那儿。”

　　陈仁寿忙得满头汗，登记、整理、打包。赵守义一直在旁边帮忙，两人配合默契，一个清点，一个记录。雨还在下，檐水成帘，他们就站在水帘后面，衣服湿了半身，却浑然不觉。

　　傍晚时，陈仁寿忽然想起什么，把赵守义拉到一边：“守义，你姑姑家……有消息吗？”

　　赵守义摇头，眼神黯淡：“托人打听了，说水太大，进不去。生死未卜。”

　　陈仁寿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塞给赵守义：“这个你先拿着。”

　　“什么？”

　　“打开看看。”

　　布包里是三块大洋，用红纸包着，还系着细绳。赵守义像被烫到一样缩手：“这不行！这是你——”

　　“这不是我的。”陈仁寿按住他的手，“是我从我爹那里‘借’的。我说学校募捐，他给了五块，我留了两块登记在册，这三块……你悄悄寄给你姑姑家，或者买些粮食送过去。别让人知道，也别记在册上。”

　　赵守义的手在抖。他看着那三块大洋，又看看陈仁寿，眼圈慢慢红了：“仁寿，我……”

　　“拿着。”陈仁寿把布包塞进他怀里，“这不是施舍，是借。等你将来有出息了，加倍还我。”

　　“我还不起——”

　　“还得起。”陈仁寿笑了，笑容在雨天的暮色里显得很温暖，“你不是说你要当大人物吗？到时候可别赖账。”

　　赵守义紧紧攥着布包，指节发白。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他终于点头，重重地点头：“我一定还。连本带利。”

　　第二天，抢险队出发了。二十几个高年级男生，加上几个年轻老师，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扛着铁锹、麻袋，浩浩荡荡往北门去。街上的人看见这支队伍，有的鼓掌，有的送茶水，有个老太太甚至跪下来磕头，说她孙子在灾区，拜托大家一定要守住兴化城。

　　北门外已经是一片泽国。堤岸上全是人，官兵、民夫、自发来的百姓，黑压压一片。水就在脚下翻滚，黄浊浊的，卷着树枝、木板、死鸡死鸭，甚至还有屋顶的茅草。对岸的村庄只露出树梢和屋脊，像一个个孤岛。

　　抢险队的任务是装沙袋。从岸边挖土，装进麻袋，一袋袋扛到堤坝薄弱处垒起来。雨还在下，土变成了泥，黏糊糊的，粘在铁锹上，甩都甩不掉。蓑衣根本不顶用，没多久，所有人里外都湿透了。

　　陈仁寿从没干过这么重的活。一铁锹土就有十几斤，装进麻袋，扛上肩，踩着泥泞的堤岸走几十米，垒好，再回来。循环往复。不到一个时辰，他的肩膀就磨破了，火辣辣地疼。手掌也起了泡，泡破了，流出血水，混着泥浆，钻心地痛。

　　但他没停。看看周围的人，赵守义瘦，却咬牙扛着比谁都沉的沙袋；王得宝那么胖，累得直喘粗气，还是一锹一锹地挖；连陆校长都亲自上阵，五十多岁的人了，蓑衣下摆全是泥，眼镜片模糊了，就摘下来擦擦，继续干。

　　中午，有人送饭来了。是城里的几家饭馆凑的，馒头、咸菜、热汤。大家就蹲在堤岸上吃，雨水落进汤碗里，也顾不得了。陈仁寿咬了口馒头，冷硬的，但饿极了，觉得比什么都香。

　　“仁寿，你的手。”赵守义忽然说。

　　陈仁寿低头，才看见右手掌心血肉模糊，血混着泥，结成黑红的痂。

　　“没事。”他把手往衣服上擦了擦，“过两天就好了。”

　　“我给你包一下。”赵守义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是他随身带的汗巾，平时自己都舍不得用。他拉过陈仁寿的手，仔细地擦掉泥污，然后用布条一圈圈缠上。动作很轻，很仔细。

　　“你哪来的布？”陈仁寿问。

　　“我娘给的，让我擦汗用。”赵守义说，打了个结，“好了，小心别沾水。”

　　陈仁寿看着包好的手，心里一暖：“谢谢。”

　　“该我谢你。”赵守义低声说，“那三块大洋……我托人带去了。带信的人说，我姑姑一家都平安，爬到祠堂屋顶上躲过去了。粮食送得及时，救了急。”

　　“那就好。”陈仁寿笑了，是真的开心。

　　下午，雨渐渐小了。堤坝垒高了一尺，水势似乎也稳住了。大家稍微松了口气，有人甚至唱起了兴化小调，嘶哑的嗓音在风雨里飘：

　　“三月里来菜花黄，妹在河边洗衣裳。哥在田里忙插秧，心想妹妹抬头望……”

　　粗朴的调子，却让疲惫的人们露出了笑容。陈仁寿靠在沙袋上休息，看着眼前茫茫的水面，和远处影影绰绰的村庄。他忽然想，如果此刻从四牌楼上看下来，会是怎样的景象？这堤岸上蝼蚁般的人群，这滔天的洪水，这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园——在“仁寿之征”的匾额下，又算什么呢？

　　也许，什么也不算。只是一瞬。但对活在此时此刻的每个人来说，这一瞬就是全部。

　　“仁寿，”赵守义坐到他旁边，递过来半个馒头，“想什么呢？”

　　“想周子敬。”陈仁寿接过馒头，“县志上说，嘉靖年间那次大水，他也曾带着族人上堤抢险。那时候他一百零二岁了。”

　　“一百零二岁还能上堤？”

　　“能。书上说，‘扶杖立风雨中，昼夜不辍’。”陈仁寿望着水面，“我在想，他站在堤上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怕吗？累吗？还是……很平静？”

　　赵守义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应该是平静。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

　　对的事。陈仁寿咀嚼着这三个字。是啊，装沙袋，垒堤坝，募捐救灾——这些都是对的事。简单，直接，像白话诗一样，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深奥的道理。做了，就是做了。

　　“守义，”他忽然说，“等水退了，咱们去千垛看菜花吧。听说今年的菜花虽然开得晚，但会开得特别盛。”

　　“好。”赵守义点头，“等水退了。”

　　傍晚，抢险队撤回城里。每个人都成了泥人，累得走路都打晃，但眼睛是亮的。街上有人放鞭炮——不是节庆，是庆祝堤坝守住了。虽然北边还淹着，但兴化城保住了。

　　陈仁寿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母亲看见他一身泥泞，吓了一跳，忙烧水让他洗澡。祖父坐在堂屋里，等他洗完出来，招招手让他过去。

　　“今天上堤了？”祖父问。

　　“嗯。”

　　“累吗？”

　　“累。”陈仁寿老实说，“肩膀破了，手也起泡了。”

　　祖父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罐药膏：“这个是治外伤的，敷上，明天就好了。”

　　陈仁寿接过，药膏是褐色的，有清凉的草药味。

　　“祖父，”他忽然问，“您年轻时，也上过堤吗？”

　　祖父笑了，眼角的皱纹深了许多：“上过。光绪二十四年，也是里下河大水，比这次还大。我那时候二十岁，和你爹一起，在堤上干了七天七夜。”

　　“怕吗？”

　　“怕。”祖父说得很坦然，“水就在脚底下涨，一浪高过一浪，谁不怕？但怕归怕，该干的活还得干。因为身后就是家，就是父母妻儿，就是兴化城。”

　　陈仁寿看着祖父。油灯的光在祖父脸上跳动，那些皱纹像水波纹，一圈圈荡开，沉淀着几十年的风雨。

　　“今天在堤上，我想起‘仁寿之征’了。”陈仁寿说，“周子敬也上过堤。”

　　祖父的眼睛亮了一下：“哦？你怎么想？”

　　“我想，”陈仁寿慢慢地说，“仁寿之征，也许不是等来的，是做出来的。不是在楼里挂块匾，而是在堤上垒个沙袋，在雨里挖锹土，在有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手。”

　　祖父久久地看着他。堂屋里很静，能听见后院蛐蛐的叫声。良久，祖父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这个动作已经很久没有了。

　　“仁寿，你长大了。”祖父说，声音里有种欣慰，也有种说不清的感慨，“真的长大了。”

　　陈仁寿低下头，鼻子忽然有点酸。不是难过，是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像春天的土壤里有什么东西在萌动，痒痒的，胀胀的，要破土而出。

　　四
　　水是半个月后才完全退的。清明都过了，谷雨将至。被淹的圩区一片狼藉，淤泥有尺把深，房屋倒塌无数，田里今年的收成算是全毁了。县府组织了赈灾，兴化城里的募捐还在继续，但气氛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生活总要继续。

　　清明后第三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太阳出来，暖洋洋的，晒干了连日阴雨积攒的潮气。陈仁寿和赵守义约好了，去千垛看菜花。

　　千垛在城北十里，不是真的“垛”，而是千百年来兴化人治水造田的智慧——把低洼地里的淤泥挖出来，堆成一个个垛台，高出水面的垛台上种庄稼，垛与垛之间是水道，可以行船。春天，垛台上种油菜，开花时一片金黄，水上是花，花间是水，号称“水上花海”。

　　两人租了条小船，船夫是个老汉，话不多，只稳稳地摇着橹。小船驶出城门水关，进入纵横的水道。两岸的芦苇才抽出新叶，嫩绿嫩绿的，水面上漂着浮萍，偶尔有白鹭掠过，翅膀扇起细细的水花。

　　越往北走，垛田越多。开始还是零零星星的，渐渐就连成了片。油菜花果然开得盛，虽然晚了，却因此更浓烈，黄得耀眼，黄得嚣张，在阳光下像熔化的金子，流淌在每一个垛台上。水道狭窄，船在花间穿行，伸手就能触到花枝。浓郁的花香扑面而来，甜腻腻的，混着水汽和泥土的腥味，酿成一种独特的春天的气息。

　　“真美。”赵守义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陈仁寿点头。他想起《新青年》上的白话诗，那些关于鸽子、蝴蝶、晚秋天气的句子。那些美是精致的，含蓄的，而眼前的美是铺天盖地的，原始的，野性的。它不需要任何修饰，就这么坦坦荡荡地铺展开来，让所有关于美的形容都显得苍白。

　　船夫在一处较宽的河面停下橹，让船自己漂着。他从怀里掏出烟袋，点上，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烟雾袅袅升起，混在花香里。

　　“二位小先生是来看花的？”船夫问。

　　“嗯。”陈仁寿说，“也来看看水退得怎么样了。”

　　“退了，都退了。”船夫指着远处的垛田，“就是可惜了这些田，淤泥太厚，今年怕是种不了水稻了。只能种些旱作，或者养鱼。”

　　赵守义问：“老伯，您家也受灾了吗？”

　　“受了。”船夫吐出一口烟，“三间瓦房塌了两间，好在人没事。政府发了救济粮，能吃一个月。一个月后……再说吧。”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陈仁寿和赵守义对视一眼，都没说话。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晃得人眼花。花香还是那么浓，可不知怎的，掺进了一丝苦涩。

　　小船继续前行，拐进一条更窄的水道。两岸的菜花几乎要把水道遮蔽了，花枝垂下来，擦过船篷，洒落细碎的花瓣。船像驶进了一条金黄的隧道，前后都是耀眼的黄，只有头顶一线天是蓝的。

　　“仁寿，”赵守义忽然说，“如果……我是说如果，将来我真有出息了，我想回来，把兴化的水利修好。让这样的水灾，少发生一些。”

　　陈仁寿转头看他。赵守义的脸在花影里明明暗暗，眼神却异常坚定。

　　“好。”陈仁寿说，“到时候我们一起。”

　　“怎么一起？你是要当大文豪的，像胡适那样。”

　　“谁说我要当文豪了？”陈仁寿笑了，“我想学医。像慧明法师那样，治病救人。或者……就做个普通人，但做点有用的事。”

　　“有用的事。”赵守义重复着，伸手摘了一枝菜花，拿在手里转动，“什么样的算有用？”

　　陈仁寿想了想：“能让人少受点苦，就算有用。能让人活得有尊严，就算有用。就像这次募捐，我们筹集的钱粮，也许只能救一时之急，但对那些拿到的人来说，就是活命的希望。这就是有用。”

　　小船驶出了花间水道，眼前豁然开朗。是一片开阔的水面，中央有个大些的垛台，上面有座小庙，飞檐翘角，掩映在几棵老槐树下。船夫说，那是祭祀龙王的庙，每逢水旱，乡民都来祭拜。

　　“要上去看看吗？”船夫问。

　　两人点头。船靠了垛台，他们跳上岸。垛台不大，庙也很小，只有一间正殿，供着龙王像，彩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泥胎。香案上积着灰，只有几炷新烧的香，大概是前几天水灾时有人来求过平安。

　　庙前有块空地，长着几丛野草，开着不知名的小白花。两人在石阶上坐下，看着眼前的水面，和远处连绵的垛田、花海。

　　“仁寿，”赵守义忽然很认真地说，“咱们立个誓吧。”

　　“什么誓？”

　　“不管将来走到哪里，做什么，都别忘了今天。别忘了兴化，别忘了这水，这花，这庙。更别忘了……咱们想做的事。”

　　陈仁寿看着赵守义。十五岁的少年，瘦削的脸庞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边，眼睛里映着千垛菜花的金黄，亮得灼人。那一刻，陈仁寿忽然觉得，赵守义像一株从淤泥里长出的莲花，虽然出身贫寒，却自有一种清峻的风骨。

　　“好。”陈仁寿伸出手，“一言为定。”

　　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有些粗糙，是干过活的手；一只有些细嫩，但掌心有刚愈合的伤疤。他们握得很用力，像要把这个誓言刻进骨血里。

　　“振兴乡梓。”赵守义说。

　　“振兴乡梓。”陈仁寿重复。

　　风吹过，满世界的菜花都在摇曳，哗哗的响，像海浪，像掌声，像无数个春天的许诺，在这一刻同时绽放。

　　五
　　从千垛回来，已是黄昏。两人在城门口分手，赵守义回南门外，陈仁寿回东门里。临走前，赵守义忽然叫住他。

　　“仁寿，这个给你。”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陈仁寿打开，里面是一枝晒干的菜花，用红绳仔细地绑着，花已经有些蔫了，但颜色还是鲜亮的黄。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赵守义工整的小楷：

　　“今日之誓，永志不忘。他日若遂凌云志，必报兴化三春晖。”

　　陈仁寿抬起头，赵守义已经转身走了，瘦长的身影在暮色里越走越远，最后融入街巷的人流中。

　　回到家，吃过晚饭，陈仁寿把菜花和纸条小心地收进书桌的抽屉里。那里已经收着五年前慧明法师送的菩提叶，两片叶子并排放着，一枯一荣，一金一绿，像两个时代的印记。

　　祖父叫他去书房。油灯下，祖父正在写什么，见他来了，放下笔。

　　“今天去看菜花了？”

　　“嗯，和守义一起。”

　　“赵家那孩子，”祖父沉吟着，“是个有骨气的。只是……心气太高，易折。”

　　陈仁寿没接话。他走到书架前，目光扫过那些线装书，最后停在一处——那里有几本佛经，是慧明法师后来托人送来的，《金刚经》、《心经》、《坛经》，都是简本，有白话注解。

　　“祖父，我想借这几本看看。”

　　祖父有些意外：“怎么突然想看佛经了？”

　　“也不是突然。”陈仁寿抽出《金刚经》，翻开扉页，上面有慧明法师的题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五年前就想看了，一直没静下心来。”

　　祖父点头：“看看也好。佛经讲的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只是角度不同。”

　　陈仁寿拿着书回到自己房间。油灯下，他翻开《金刚经》。白话注解很浅显，但他还是看得吃力。那些关于“空”、“无相”、“不住”的概念，像雾一样缥缈，抓不住，摸不着。

　　看到第三品“大乘正宗分”时，他停住了。那一页的注解写着：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注解解释：“相”就是表象，是外在的形式。金银财宝是相，功名利禄是相，甚至行善积德本身，如果执着于“我在行善”这个表象，也是一种相。真正的智慧，是看透这些表象的虚妄性，不被它们束缚，才能见到本心，见到真理。

　　陈仁寿合上书，走到窗前。

　　夜已深，街上寂静。远处，四牌楼的轮廓在月光下隐约可见。他想起五年前的那个早晨，想起“仁寿之征”的金字，想起祖父脱下长袄的手。那时他觉得，“仁”就是行善，“寿”就是好报，简单直接。

　　可现在，他开始困惑。

　　如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行善”这个相呢？如果执着于“我在行善”，也是一种虚妄，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仁”？

　　今天在千垛，他和赵守义立誓“振兴乡梓”。这是善吗？当然是。但他们立誓时，心里有没有“我要做一番事业”的执着？有没有“将来被人铭记”的期待？

　　还有那三块大洋。他偷偷给赵守义，不让人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行善”的表象？可如果真的无相，又何必刻意隐藏？

　　陈仁寿越想越乱。月光洒进来，照在书桌上，那枝干菜花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柔和的、陈旧的金色，像褪色的梦。

　　也许，这就是慧明法师说的“明心”的开始——不是立刻得到答案，而是开始提出问题。不是抵达彼岸，而是看见此岸的迷雾。

　　他重新翻开《金刚经》，继续往下读。读到第六品“正信希有分”时，又一段话跳入眼帘：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注解说：能够对这些道理生起真实信心的人，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生中已经在无数佛前种下善根。

　　陈仁寿不懂什么过去生、未来生。但他忽然想，如果“种善根”是真的，那五年前的那个腊八早晨，他陪着祖父上四牌楼，他脱下自己的棉袍（虽然被祖父拦住了），他帮忙救助乞丐和慧明法师——这些，是不是也是在种善根？

　　而今天，他在堤上垒沙袋，他在千垛立誓，他在这里读佛经——这些，是不是善根在发芽？

　　没有答案。月光静静地流泻。

　　窗外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梆，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二更天了。

　　陈仁寿吹灭油灯，躺到床上。黑暗中，他睁着眼，想起千垛的花海，想起赵守义坚定的眼神，想起堤坝上人们嘶哑的歌声，想起陆校长在雨中湿透的中山装，想起《金刚经》里那些似懂非懂的字句。

　　所有这一切，像碎片，在他脑海里旋转，碰撞，还没有拼成一幅完整的图。但他有种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他心里慢慢成形。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方向。不是终点，而是一条路的开端。

　　那条路，也许通向“仁”，也许通向“寿”，也许通向“仁寿之征”匾额下，那个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的远方。

　　睡意终于袭来。在沉入梦乡前，陈仁寿最后想的是：明天，该去宝严寺看看慧明法师了。五年了，法师还记得那个腊八早晨，那个接过菩提叶的孩子吗？

　　月光移过窗棂，照在书桌上。干菜花、菩提叶、摊开的《金刚经》，在月光里静默着，像等待被解读的密码，像漫长故事里，刚刚翻过的一页。

　　而更远处，四牌楼在夜色中矗立，匾额上的金字沉睡又苏醒，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也许正流淌着微光，等待下一个仰望的眼睛，等待下一颗在困惑中寻求答案的心。

　　夜还很长。春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