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里的食用指南》桃井酒

3、十年前的字迹 对比字迹，

　　我是在天亮之后才真正睡着的。
　　那种睡眠不叫睡，叫昏迷——身体在经历了将近二十小时的持续紧张之后，终于单方面宣布罢工，不管大脑同不同意，直接把电源拔了。
　　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闭上眼睛的，只记得最后一个意识碎片是窗外的天从深蓝变成灰蓝，然后就是一片空白。
　　再睁眼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刺眼的白线。
　　那道光正好落在我脸上，我眯着眼偏过头，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十点四十七分。
　　我睡了将近七个小时，但感觉像只闭了五分钟的眼睛，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在抗议，后脑勺有一根筋突突地跳，像是有人在那里敲摩斯密码。
　　我躺在床上没动，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缝看了大概五分钟。
　　那道裂缝在我搬进来的时候就有了，十年间它慢慢延伸，从灯座的位置一路爬到了墙角，像一棵倒着长的树，根系在天花板上蔓延。
　　我以前觉得这只是老房子正常的沉降现象，现在我觉得它像某种预言——裂缝会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天花板塌下来，把你埋在下面。
　　这种想法很愚蠢，我知道。
　　但当你发现自家墙里藏着一具尸体和一份关于怎么吃你的说明书之后，你对世界的认知会发生变化。以前你觉得是巧合的事情，现在你觉得是伏笔。
　　以前你觉得是正常的事情，现在你觉得是征兆。
　　这不是妄想症，这是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早期症状——我在课本上读过，在课堂上讲过，在论文里写过。但当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些理论知识就像一把伞，你可以用它来遮雨，但它挡不住风。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手指碰到眼角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干燥感——昨晚哭过，但我不记得了。可能是梦里哭的，也可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我
　　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等会儿写到笔记本上去，作为“心理状态监测”的一部分。
　　是的，我现在连自己都要监测了，这就是一个犯罪心理学博士住在连环杀手隔壁的代价——你的专业知识和你的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有一天你分不清你是在研究自己还是在审判自己。
　　我去浴室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一眼。
　　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不太好——嘴唇干裂，头发乱得像鸟窝，左边脸颊上还有一道枕头褶子压出来的红印。
　　我对着镜子做了一个微笑的动作，嘴角往上提，露出八颗牙齿。这个表情在镜子里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但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表情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建议他去做一次心理评估。
　　我刷了牙，洗了脸，把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换了一件干净的T恤。
　　这些日常的动作有一种奇怪的安抚作用——
　　当你的生活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这些最基础的、最机械的、最不需要动脑子的行为，能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
　　刷牙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墙里的骨架，洗脸的时候你不会去想那份食用指南，穿衣服的时候你不会去想林颂禾昨晚站在你门口站了多久。你的大脑在这些时刻是空白的，像一张被擦干净的白板，虽然你知道过不了多久又会被写满。
　　我去了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我喝了三口，然后把杯子放下，打开冰箱看了一眼。
　　冰箱里没什么东西——半盒牛奶、两个鸡蛋、一袋已经过期三天的面包、半瓶昨天没喝完的白葡萄酒。我拿出牛奶闻了闻，没坏，又放回去了。我不饿，或者说我的胃在告诉我它需要食物，但我的大脑在说“没空，先处理正事”。
　　正事。
　　这个词现在变得很复杂。
　　对一个正常的二十八岁女性来说，正事可能是上班、约会、交房租、做体检。
　　但对我来说，正事是研究墙里那具骨架的身份，是分析隔壁那个连环杀手的心理模式，是决定要不要在自己被做成菜之前报警。这些事在任何人的“正事”清单上都排不到前列，但它们现在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走到卧室，站在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前面。床单还是昨天那块，浅蓝色的小碎花，四周用胶带贴在墙上。
　　从远处看，它确实像一块普通的装饰布，但如果有人走近了看，会发现胶带下面的墙面是碎裂的，床单后面的空间是空的，空的空间里有一具骨架在等着被认领。
　　我伸手把床单揭下来一角，往里看了一眼。骨架还在，那些骨头在昏暗的夹层里呈现出一种温润的米黄色，像老象牙。
　　手电筒没电了，我用手机的光照了一下，发现那些刻在墙上的字在侧光下格外清晰——“清炖”“红烧”“煎烤”——每个字都刻得很深，笔画的边缘有细小的裂纹，是刻的时候用力过猛造成的。
　　我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一个人蹲在这面墙前面，手里拿着一把尖锐的工具，一笔一划地刻这些字，每刻完一个字就停下来看一眼，像是在确认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
　　我把床单重新贴好，转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打开笔记本。
　　我需要把昨天和今天的发现整理一下，把所有零碎的信息拼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这是犯罪心理学的基本功——信息整合。
　　你从不同的来源收集碎片，有些碎片是可靠的，有些是不可靠的，有些是相关的，有些是无关的，你需要把它们放在一个框架里，看看能不能拼出一张完整的图。
　　我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时间线。
　　最远的时间点是十四年前，也就是那个笔记本上写的日期。
　　那个笔记本的第一页写着“第一天”，日期是十四年前的三月十七日。
　　如果那个笔记本是林颂禾的，那说明他在十四年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
　　十四年前他多大？如果他现在四十五到五十岁，那十四年前他三十一到三十六岁。
　　正是那种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不老的年纪，有足够的阅历和耐心，但还没有被生活磨掉所有的锐气。
　　接下来是那张照片上的日期。
　　照片背面写着“第一个。已完成。用时十四个月。”没有具体的日期，但如果那个笔记本是他的“第一天”，那“第一个”应该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间完成的。
　　十四个月，大概是一年零两个月。
　　也就是说，从开始到完成，他用了十四个月。这个时间窗口说明他不是一个冲动型的人——他有足够的自制力来执行一个长达一年多的计划。
　　然后是那本犯罪心理学书籍的出版日期。
　　八年前。林颂禾是那本书的策划编辑。
　　一本关于犯罪心理学的书，策划编辑是一个连环杀手。这个事实有一种黑色幽默的荒诞感——就像一个法医写了一本关于如何隐藏尸体的书，或者一个警察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完美犯罪的书。
　　他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也在参与制作一本教人理解犯罪心理的书。这算什么？是学习？是掩饰？还是某种扭曲的自我认知？
　　再然后是墙里那些纸张的年代。
　　我不是专业的纸张鉴定专家，但从纸张的老化程度和墨水的褪色情况来看，那些纸至少在墙里待了五到十年。
　　在我搬进来之前或者刚搬进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已经在墙里了。
　　最后是我搬进来的时间。
　　十年前。
　　十八岁。
　　一个从外地来这座城市上大学的小姑娘，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座城市里举目无亲，租了一间便宜的老公寓，住在了一个连环杀手的隔壁。
　　我以为这是命运的安排，是运气的选择，是无数随机因素的叠加结果。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这真的是随机的吗？
　　我在时间线的最后画了一个问号，然后在旁边写下了一行字：“我需要确认一件事——我搬进这间公寓，是随机选择，还是被人安排的？”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 paranoid，但我有理由这么想。
　　那份“食用指南”上写着“姜枍酒，女，十八岁”。这个“十八岁”不是在我搬进来之后才加上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写在那里的。
　　在他写这份指南的时候，他就知道会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搬进隔壁。
　　他怎么知道的？除非他提前做了安排——比如，他知道这间公寓会空出来，他知道什么样的人会租这间公寓，甚至他知道怎么让一个特定的人租这间公寓。
　　我想到了那个房产中介朋友给我的租客记录表格。
　　上面写着，在我之前的租客是陈若云，她在我搬进来之前的两个月搬走了。两个月的时间窗口。
　　这间公寓空置了两个月，然后我搬了进来。这两个月里发生了什么？是正常的房屋交接和清洁？还是有人在故意等一个合适的“目标”出现？
　　我拿起手机，给那个房产中介朋友发了一条消息：“问你个事，我住的那间公寓，在我之前租给陈若云的那个人，你还记得她的情况吗？比如她为什么搬走，搬去哪里了？”
　　他回得很快：“你怎么突然对你前任租客感兴趣了？学术研究？”
　　“算是吧，在做一个人口流动的课题。”
　　“行吧。陈若云，女的，大概三十出头，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搬走的原因我记得是工作调动，去了外地。具体去哪里了我记不清了，可以帮你查一下。”
　　“谢了。对了，当时是谁介绍她来租这个房子的？中介公司还是个人？”
　　“等一下，我翻一下记录……找到了。是她自己来的，看到广告之后联系的。没有中介介绍。”
　　“那她搬走之后，房间的钥匙是怎么交接的？”
　　“房东收回来了。房东是个老头子，姓孙，七十多岁了，不怎么管事。他把钥匙放在物业那里，让物业带人看房。你是通过物业看的房吧？”
　　“对，是物业带我看的。”
　　“那就对了。物业那里有一套备用钥匙，房东那里有一套。你搬进去之后，物业那套就收回来了。”
　　我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
　　物业那里有一套备用钥匙。
　　在我搬进来之前，那套备用钥匙在物业手里，谁都可以拿到——包括林颂禾。
　　他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拿到那套钥匙，进入这间公寓，把那些东西放进墙里？完全有可能。他在这栋楼里住了两年（他比我早两年搬进来），跟物业的人混熟不是难事。
　　我又发了一条消息：“孙房东现在还能联系到吗？”
　　“联系不到了，听说三年前去世了。他儿子把房子委托给我们公司管，所以你现在交租是交给我们公司的，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三年前房东换了，我还签了一份新的租赁合同。
　　当时没多想，觉得就是正常的产权变更。
　　现在我知道了——那个老房东死了，也许只是正常的死亡，也许不是。我不打算在这个方向上想太多，因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间的界限，在我现在的认知框架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那里，从灯座到墙角，像一条凝固的闪电。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道裂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慢慢出现的，还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是慢慢出现的，那可能是正常的沉降。
　　如果是突然出现的，那可能跟墙里的东西有关——墙体被挖空了一块，结构变弱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裂缝。这道裂缝是墙在告诉我它里面有东西，而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听懂。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有点讽刺。
　　一个犯罪心理学博士，花了十年时间住在一面藏有尸骨的墙旁边，每天跟这面墙朝夕相处，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它。
　　我在这面墙前面换过衣服，在这面墙前面读过书，在这面墙前面发过呆，在这面墙前面打过电话，在这面墙前面哭过、笑过、失眠过、做过梦。这面墙见证了我十年的生活，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看看它的里面。
　　这是不是就是林颂禾的自信来源？他知道我不会发现。
　　不是因为我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自己住了十年的墙。
　　熟悉感是最好的伪装——一件东西你看了十年，你就会停止看它，你只是在“看见”它，而不是在“观察”它。
　　这是人类的认知机制，是大脑为了节省能量而进化出来的功能。他知道这个机制，利用了它，而且用得很成功。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
　　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一点汽车尾气和树叶的味道。
　　楼下的小区里有人在吵架，声音很大，是一男一女，在争什么东西。我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听出语气——愤怒、委屈、不甘。
　　这些情绪在空气中回荡，像两把钝刀在互相砍，砍不出血，但声音很响。
　　我靠在窗框上，听着那两个人的吵架声，突然觉得这很正常，正常得让人感动。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吵架，这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正常人会吵架，会生气，会摔门，会和好，会忘记。
　　正常人不会在墙里藏一具骨架，不会写一份关于怎么吃邻居的指南，不会在凌晨三点站在别人门口站五分钟。
　　但“正常人”这个标准，在见识过林颂禾之后，已经被我重新定义了。
　　我关上窗户，回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我需要做一件昨天没做完的事——查找那三个失踪人员的信息，看看有没有可能跟墙里的骨架匹配。
　　第一个，李芳，三十二岁，失踪于2012年3月。我在网上找到了她失踪时的新闻报道，是一篇很短的豆腐块文章，大概的意思是“某区一名女子李芳于3月15日离家后失踪，警方正在寻找”。
　　报道里有一张她的照片，是证件照的那种，头发梳得很整齐，表情很严肃。我把照片放大看了看，又拿出墙里那张照片对比了一下。不是同一个人。李芳是长脸，照片上的女人是圆脸。排除。
　　第二个，王雪梅，二十九岁，失踪于2013年11月。这个人的信息更少，只有一条寻人启事，是她的家人在本地论坛上发的。
　　帖子里的照片是一张生活照，她站在一棵树前面笑，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我把照片和墙里那张对比了一下。王雪梅是单眼皮，照片上的女人是双眼皮。排除。
　　第三个，周晓雨，三十五岁，失踪于2015年7月。这个人的信息稍微多一点，有几篇报道，大概是说她下班后没有回家，手机最后信号出现在离她家三公里的地方。报道里有一张她的照片，是她的工作证照片，短发，圆脸，表情温和。我把照片拿起来，跟墙里那张并排放在一起。
　　是同一个人。
　　圆脸，短发，眼睛不大不小，嘴唇薄薄的，下巴有一点圆润的弧度。墙里那张照片上的女人也是圆脸、短发、同样的五官比例。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像是同一个人的两张不同的照片——一张是工作证上的，一张是生活照。虽然拍摄角度和光线不同，但脸型、五官、甚至耳朵的形状都吻合。我花了大概十分钟来确认，把两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对比每一个细节——眉毛的弧度、鼻梁的高度、嘴唇的厚度。所有的特征都对得上。
　　墙里的那张照片上的女人，是周晓雨。
　　我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面上，盯着它们看了很久。
　　周晓雨。
　　三十五岁。
　　失踪于2015年7月。
　　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这栋楼对面的小区。
　　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我卧室的墙里，她的胸腔里塞着一份关于怎么吃我的指南。她在墙里躺了多久？从2015年7月到现在，将近十一年。
　　十一年。
　　我在她旁边住了十年，隔着这面墙吃饭、睡觉、看书、发呆。我在她旁边换了十次季节的衣服，过了十个生日，经历了十次跨年。她在墙里，我在墙外，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二十公分。
　　我突然觉得胃里翻涌了一下，不是恶心，是一种更深层的不适——像是你发现自己一直在跟一个死人共处一室，而你以为自己是独居。
　　这十年里，我从来没有真正独居过。这间公寓里一直有另一个人，只是她不再是一个“人”了，她是一堆骨头，被水泥封在墙里，被砖块压着，被一张旧床单隔着。
　　她不能说话，不能动，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但她一直在那里。
　　我深呼吸了几次，把那股翻涌的感觉压下去。然后我拿起手机，给那个房产中介朋友发了一条消息：“周晓雨这个人你认识吗？她以前是不是也住过这栋楼？”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回了一条：“周晓雨？等一下，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对了，她是我同事的一个客户，好像是在对面的小区住过。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眼熟。你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吗？”
　　“不太清楚。我问问同事。”
　　我等了大概十分钟，他回了一条：“我同事说，周晓雨在2015年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她的家人一直在找她，但没什么线索。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我回了一条：“没事，就是随便问问。谢了。”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然后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开始整理思路。
　　周晓雨。
　　2015年失踪。
　　林颂禾2014年搬进来。周晓雨住在对面小区。林颂禾的目标不限于这栋楼，而是这个区域。他的“第一个”也许不是周晓雨，而是更早的什么人。周晓雨是“第一个”吗？照片上写着“第一个。已完成。用时十四个月。”如果周晓雨失踪于2015年7月，往前推十四个月，大概是2014年5月。
　　那个时候林颂禾已经搬进来一年多了，完全有时间建立关系、执行计划、完成“善后”。
　　但墙里的骨架是周晓雨吗？我没有DNA鉴定，没有牙齿记录，没有任何科学手段来确认。
　　我能做的只是通过照片来推测，而照片的相似度虽然很高，但不足以作为证据。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我重新打开那个租客记录表格，查找“周晓雨”的名字。
　　没有。
　　她不是这栋楼的租客，她是对面小区的。
　　对面小区跟这栋楼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走路大概三分钟。如果林颂禾在对面小区物色目标，然后在自己的公寓里实施计划，最后把尸体运到隔壁的空房间里砌进墙里——这个流程是可行的，但需要一些条件：首先，他需要一个作案地点，不能是在自己家里（因为太容易被发现），也不能是在受害者的家里（因为不可控）。最好的选择是一个没有人会注意的地方——比如，隔壁的空房间。
　　在我搬进来之前，这间公寓是空置的。
　　2014年到2016年之间，这间公寓有没有人住？租客记录上显示，陈若云在2016年7月退租，但在我搬进来之前，这间公寓空置了两个月。
　　那更早之前呢？陈若云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2010年8月。也就是说，从2010年8月到2016年7月，这间公寓一直有人住——陈若云。如果林颂禾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作案，他不可能在有人住的房间里砌墙。
　　除非陈若云知情，或者陈若云本身就是受害者。
　　我拿起手机，又给那个中介朋友发了一条消息：“陈若云搬走的时候，房间是什么状态？有没有什么异常？”
　　“异常？什么意思？”
　　“就是有没有损坏、改造之类的？”
　　“这个我得查一下记录……稍等……找到了。退租验房的时候，房间状态正常，没有什么损坏。就是有一面墙的墙皮有点脱落，房东说没事，正常老化。”
　　“哪面墙？”
　　“等一下……记录上写的是‘卧室东墙’。怎么了？”
　　卧室东墙。我抬头看了看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那面墙就是卧室的东墙。
　　东墙——太阳升起的方向，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照进来的地方。现在我知道了，那面墙的墙皮“有点脱落”不是正常老化，是有人在墙里砌了一具尸体之后，墙体结构变化导致的。
　　陈若云在退租的时候，那面墙已经“有点脱落”了，但她没有多想——谁会想到墙皮脱落是因为墙里有死人呢？
　　我放下手机，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
　　我需要活动一下，不然我的大脑会像一台过热的机器一样烧掉。
　　我的脚步在木地板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每走一步，地板就会叫一声，像是在抱怨我的体重。这栋楼老了，地板老了，墙壁老了，水管老了，电线老了。
　　它老了，它知道自己老了，所以它每时每刻都在发出声音——地板吱呀，水管咕噜，窗户嘎吱，墙壁开裂。
　　这些声音以前我觉得是正常的，是老房子的标配，是岁月的痕迹。现在我觉得这些声音是这栋楼在跟我说话，它在告诉我它的秘密，只是我以前听不懂。
　　我走回书桌前，坐下来，重新打开笔记本。我在“周晓雨”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然后画了一条线连接到“林颂禾”，又画了一条线连接到“卧室东墙”。三个点连成一条线，指向同一个方向。
　　然后我在“陈若云”的名字旁边也画了一个圈，画了一条线连接到“卧室东墙”。
　　陈若云在退租的时候报告了“卧室东墙墙皮脱落”，但她没有深究。她搬走了，然后我搬了进来。她去了哪里？她真的去了外地吗？还是说，她也变成了墙里的某一部分？
　　这个想法让我打了一个寒噤。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它的逻辑太通顺了。
　　如果林颂禾可以在2015年把周晓雨砌进墙里，那他也可以在2016年把陈若云砌进墙里——如果陈若云“知道”了什么的话。但墙里只有一具骨架，不是两具。除非他换了地方，或者用了其他的处理方式。
　　我需要找到陈若云。不是她的照片，不是她的租客记录，是她这个人。我需要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是不是还活着。
　　我打开社交媒体，搜索“陈若云”。这个名字很常见，搜索结果很多，我加了几个筛选条件——年龄、城市、职业。花了大概二十分钟，我找到了一个可能是她的账号。
　　头像是一张风景照，个人简介上写着“外贸行业，热爱旅行”。IP地址显示的是另一个城市，不是我们这座城市。
　　我给她发了一条私信，说我是她现在住的这间公寓的租客，想了解一下这间公寓的一些情况。我没有说太多，只是说我在做一些房屋的维护，想问问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发完之后我靠在椅背上，等着回复。不知道她会不会回，也许她已经不用这个账号了，也许她看到了但不想理我，也许她根本就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在等回复的时间里，我重新拿起那叠“食用指南”，开始做一件我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分析林颂禾的笔迹。
　　笔迹分析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在博士课程里学过一些基础的内容。笔迹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甚至某些人格障碍的倾向。
　　这不是科学——至少不是那种可以拿来当法庭证据的硬科学——但它能给你一些线索，让你对一个人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把那七页“第一卷”和二十三页“第二卷”全部摊开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看。
　　林颂禾的字迹很工整，是那种受过书法训练的人写的——横平竖直，间距均匀，每个字的大小都差不多，像印刷体一样规整。
　　这种字迹通常出现在那些有强迫倾向的人身上，他们需要控制一切，包括自己的笔迹。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不完美”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写歪了的笔画。
　　但我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了一些细节。
　　在某些页面上，字迹的间距会出现微小的变化——有的字靠得近一些，有的字离得远一些。这种变化不是随机的，而是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内容上。
　　比如，在写到“执行方案”的部分，字间距会变窄，笔画会变得更重，像是写字的人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情绪有了一些变化——也许是兴奋，也许是紧张，也许是某种我无法命名的情绪。
　　而在写到“善后处理”的部分，字间距会变宽，笔画变得更轻，像是在刻意与这些内容保持距离。
　　最有意思的是签名。
　　“林颂禾”这三个字在每一页的底部都签了一次，但签名的笔迹跟正文的笔迹有明显的区别。
　　正文的字迹是工整的、克制的、有控制的，但签名的字迹是流畅的、自由的、甚至可以说是“放纵”的。
　　那个“林”字的最后一笔会向上挑起，像是一个钩子；“颂”字的“公”部会写得特别大，像是要吞掉旁边的部分；“禾”字的最后一笔会向下拖长，像是一条尾巴。
　　这种签名通常出现在那些有自恋倾向的人身上——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需要被特别对待的东西。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分析：
　　“林颂禾的笔迹特征：整体工整、控制力强，符合有组织型杀手的心理画像。
　　但在特定内容（执行方案）上出现情绪波动，表明他对‘行动’本身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兴奋，可能是期待，可能是某种替代性的满足。签名与正文的笔迹差异显著，表明他有‘表演型’的人格特征——在日常生活中，他是那个写正文的人（克制的、正常的、不引人注目的），但在签名的时候，他是那个真正的自己（放纵的、自恋的、需要被看到的）。
　　这种人格分裂是他能够长期维持‘好邻居’形象的关键——他可以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是‘林颂禾，出版社编辑，好邻居’，另一个是‘林颂禾，墙里的作者，猎手’。”
　　写完这些，我把纸张收好，放回盒子里。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下午的阳光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通亮。
　　光线照在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上，小碎花的图案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温馨，像是在某个家居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我盯着那块床单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它揭了下来。
　　墙里的骨架在阳光下看起来不一样了。
　　在黑暗中，它看起来像一个恐怖片里的道具，阴森、诡异、让人不敢直视。
　　但在阳光下，它看起来只是一个事实——一堆骨头，被水泥封在墙里，被砖块压着，被时间侵蚀着。它不再可怕了，它只是悲伤。一个人，曾经活过、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吃过饭、睡过觉、做过梦的人，最后变成了一堆骨头，被塞在墙里，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她的家人还在找她，她的朋友还在等她，她的生活在她消失的那一刻就停止了，而世界在那一刻之后继续运转了十年。
　　我蹲下来，跟那具骨架平视。
　　我不知道她是谁——我推测是周晓雨，但我不能确定。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死之前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她有没有挣扎过，有没有喊过，有没有想过会有人来救她。我只知道她在墙里躺了至少十年，而我在墙的另一边住了十年。
　　“我会帮你找到名字的。”我对着那堆骨头说。说出口之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傻——对着死人说话，这在我的专业里属于“需要被评估的心理异常行为”。
　　但我还是说了，因为我觉得她应该听到这句话，即使她已经听不到了。
　　我重新把床单贴好，这次贴得更仔细，把四周的胶带按实，确保它不会自己掉下来。
　　然后我洗了手，回到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这次我放了一个鸡蛋，几片青菜，还有一点酱油和香油。面煮好之后我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每一口都嚼了很多下。面条的口感、汤的温度、青菜的脆度、鸡蛋的软度——这些感官的细节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还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不是一个被恐惧和怀疑冻住的冰块。
　　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林颂禾。
　　“姜小姐，今天晚上我做了红烧排骨，做了太多了，一个人吃不完。要不要给你送一点过去？”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大概十秒钟，筷子夹着一根面条停在半空中，面条的末端还在滴汤。
　　红烧排骨。墙上的刻字——“红烧。糖色要炒到焦红，酱油用老抽，八角两颗，桂皮一小块。”红烧。排骨。
　　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红烧排骨是一道很普通的菜，谁都会做，谁都会吃。
　　但在这个时间点，在发现那些刻字之后，在知道林颂禾是什么人之后，我没办法把“红烧排骨”这四个字当成普通的菜名。它从墙上的刻字跳到了我的手机屏幕上，从过去跳到了现在，从计划跳到了现实。
　　我放下筷子，打了四个字：“谢谢，不用。”
　　他回了一条：“真的很好吃，你确定不要？我可以放在你门口。”
　　我犹豫了一下，又打了几个字：“今天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谢谢林先生。”
　　“那好吧，注意身体。需要什么跟我说。”
　　“好的，谢谢。”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吃面。
　　面已经有点坨了，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地吃完了。吃完之后我把碗洗了，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站在厨房的窗前，看着外面的天色慢慢暗下来。
　　天黑了。又一天过去了。
　　我想到了一个词——“倒计时”。
　　不是那种电影里的倒计时，屏幕上有一个数字在跳，从十到九到八，最后归零的时候炸弹爆炸。我的倒计时不是那样的。
　　我的倒计时是林颂禾的计划表上的那个时间节点——“第十年第十至十二月”。现在是十一月。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计划，他应该在这两个月之内动手。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下个星期，也许是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最后一分钟。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我知道它越来越近了。
　　这种感觉很奇怪。你知道有一件事会发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的大脑会不停地模拟各种可能性——如果他在门口等我怎么办？如果他在我的食物里下毒怎么办？如果他在我睡觉的时候进来怎么办？
　　每一种可能性都会触发一种恐惧反应，而你的身体在不断地应对这些恐惧反应之后，会变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麻木，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已经不害怕了——不是因为你勇敢，而是因为你的恐惧系统已经过载了，烧坏了，罢工了。
　　我在厨房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回到卧室，坐在床边。手机又响了，这次不是微信，是邮件。我打开看了一眼，是昨天我发邮件给那个翻译老师的人回信了。
　　邮件的内容很简单：“你好，我是XX大学的XXX【暂时无真名和大学】，你问的林颂禾先生，我跟他合作过那本犯罪心理学书籍的翻译。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编辑，对犯罪心理学这个领域有很深的研究兴趣。我记得他在合作期间问过我很多关于犯罪心理画像的问题，还借过我几本相关的参考书。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回了一封邮件：“谢谢您的回复。我在做一个关于犯罪心理学在出版领域的应用的课题，想了解一下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您还记得他当时问过您哪些具体的问题吗？”
　　发完之后我关掉邮箱，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我在想一件事。
　　林颂禾对犯罪心理学有“很深的研究兴趣”。他问过翻译老师关于犯罪心理画像的问题。他借过相关的参考书。他策划出版了犯罪心理学的书籍。他是我的邻居。他写了一本关于如何食用我的指南。他在墙里砌了一具尸体。他在墙上刻了烹饪方法。他在凌晨三点站在我的门口。
　　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画。
　　画里的人是一个对犯罪心理学有深入研究的人，他利用这些知识来设计自己的犯罪计划，来规避被发现的可能，来理解自己的“猎物”。
　　他不是那种凭本能作案的杀手，他是有知识的、有策略的、有理论支撑的。他知道犯罪心理画像的原理，所以他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他知道一个犯罪心理画像师会从哪些方面来分析他，所以他能够刻意地避开那些特征，让自己消失在画像的盲区里。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是我博士导师卡尔森教授在课堂上说过的：“最危险的罪犯，不是那些最暴力的，而是那些最了解我们的。”当时我以为他在说一个理论概念，现在我知道他在说一个事实。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闻起来有洗衣液的味道，是我上周刚换的。这个味道让我觉得安心，因为它是我自己的味道，是我可控的东西。
　　在这个充满了不可控因素的世界里，至少我的枕头还是我自己的。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条短信，一个陌生号码。我打开看了一眼，内容只有一行字：“你住在那栋楼里？小心你的邻居。”
　　我猛地坐起来，盯着手机屏幕。短信的发送时间显示是晚上九点十七分，就在三分钟前。号码是一个本地的手机号，我不认识。
　　我打了一个“你是谁？”发过去。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复。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有回复。我试着拨了一下那个号码，响了四声之后被挂断了。再拨，直接进了语音信箱。
　　我躺在床上，手里攥着手机，盯着天花板。那道裂缝在黑暗中看起来更深了，像一道被撕开的伤口。
　　我在想那条短信是谁发的。是陈若云？是周晓雨的家人？是这栋楼里的某个邻居？还是林颂禾自己在玩某种心理游戏？
　　最后一个可能性让我觉得一阵寒意从脊椎底部升起来。如果那条短信是林颂禾发的，那他就是在测试我——看我有什么反应，看我知不知道“小心你的邻居”是什么意思，看我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墙里的东西。如果我在回复里露出了任何破绽，他就会知道。
　　我打开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
　　措辞很简单——“你住在那栋楼里？小心你的邻居。”没有威胁，没有恐吓，只是一个警告。这种措辞不像林颂禾的风格——他的风格是工整的、有条理的、有控制力的，不是这种简短的、直接的、带着一点慌乱的话。
　　但我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现在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包括我自己。
　　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毕竟，一个人在经历了这种程度的心理冲击之后，出现一些认知偏差是正常的。也许那条短信根本不存在，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面的字还在，白底黑字，清清楚楚。
　　不是幻觉。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我不打算回复那条短信，也不打算去查那个号码。
　　至少现在不查。
　　我需要睡觉，需要休息，需要让我的大脑从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中恢复过来。如果我不睡觉，我的判断力会下降，我的反应会变慢，我会犯错误。
　　而在现在这种处境下，犯错误可能是致命的。
　　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的声音。林颂禾的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小，听不清在播什么。
　　他的脚步声偶尔响起，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厨房，像是某种固定的巡逻路线。我在想，他在做什么？是在看电视？是在看书？是在写什么东西？还是在计划着什么？
　　十点半的时候，他的电视关了。十一点，客厅的灯关了。十一点半，卧室的灯关了。然后一切安静下来。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着那个声音——凌晨三点的脚步声，门口的五分钟站立。但今晚没有。今晚他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静地待着，像一只蜷缩在窝里的动物。也许他昨天只是失眠了，也许他昨天只是在确认我有没有发现什么，也许他昨天只是在犹豫。也许。
　　我在十二点左右睡着了。这次没有梦，或者有但我没有记住。醒来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天刚亮，窗外的光线是一种温柔的灰蓝色，像一件洗了很多次的旧T恤。
　　我躺在床上没动，听着外面的声音。小区里的鸟开始叫了，是那种很普通的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不大但很密集。
　　楼下有人在扫地，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纸上画画。远处有汽车的声音，公交车报站的声音，自行车铃声。这些声音组成了这个城市早晨的背景音乐，平凡、琐碎、重复，但让人安心。
　　我起床，去浴室洗了个澡。热水冲在身上，蒸汽弥漫在整个浴室里，玻璃上结了一层雾。我在雾气里写了几个字——“你是谁”——然后又用手抹掉了。
　　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我下意识的行为，像是我的手指在替我的大脑问一个问题。
　　洗完澡出来，我换了一身衣服，去厨房做了早餐。煎了一个鸡蛋，烤了两片面包，冲了一杯咖啡。
　　鸡蛋煎得有点过火，边缘焦了，蛋黄也碎了，看起来不太好看，但吃起来还行。我坐在餐桌前，一边吃一边看手机。那条短信还在，那个陌生号码还在，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我打开那个号码的详细信息，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号码是本地的，运营商是移动，没有绑定任何社交账号。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这个号码，没有任何结果。一个干净的、没有痕迹的号码，像是专门用来发这条短信的。
　　我把手机放下，继续吃早餐。面包有点干，我蘸了一点咖啡，让它变软一些。
　　这个动作是我妈妈的习惯，她喜欢把面包蘸着咖啡吃，说这样不会浪费咖啡的每一滴。我小时候觉得这个习惯很奇怪，现在我也开始这样做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吃完早餐，我回到卧室，站在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前面。
　　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把那具骨架从墙里取出来。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比如一根肋骨或者一小段指骨。我需要这些东西来做一些初步的鉴定——不是科学的鉴定（我没有那个能力），而是个人的、私下的、只对我自己有意义的一种“确认”。
　　我需要确认她是谁，需要给她一个名字，需要在她的名字旁边画一个句号，而不是一个问号。
　　我戴上橡胶手套，拿起锤子和凿子，开始工作。这一次我没有敲墙，而是小心翼翼地凿开骨架周围的砂浆，把那些固定了骨头的水泥一点点地敲掉。
　　这个过程很慢，每一锤都要很轻，不能太重，否则会损坏骨头。我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工作，蹲在地上，用小凿子一点一点地清理，用刷子刷掉粉末，用镊子夹出碎屑。
　　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我终于把那根股骨从砂浆里解放了出来。
　　我把骨头放在一块干净的布上，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骨头很轻，比我想象的要轻得多，像是里面已经空了。表面很光滑，骨小梁的纹理清晰可见，滋养孔的位置有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可能是血迹残留。我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那片痕迹，粉末状的，沾在橡胶手套上，像一小撮褐色的泥土。
　　我把股骨用布包好，放在衣柜的抽屉里。然后我继续工作，又取出了几根肋骨和一小段指骨。我把它们也包好，放在同一个抽屉里。
　　做完这些，我坐在床边，看着那面被我进一步破坏的墙。墙上的洞更大了，骨架的轮廓更加清晰，像一幅被从画框里取出来的画。
　　那些刻在墙上的字在洞口边缘若隐若现，“红烧”“煎烤”“清炖”——每一个字都像一道伤疤，刻在这面墙上，也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今天的记录：
　　“第三天。已确认墙内照片中的女性为失踪人员周晓雨（推测，需进一步确认）。已从墙内取出部分骨骼样本，用于后续的身份鉴定（如有需要）。收到一条匿名短信，内容为‘你住在那栋楼里？小心你的邻居。’发送号码为本地手机号，无其他信息。林颂禾昨晚未在凌晨三点出现于门口。”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我想到了一个事情——那条短信的措辞，“你住在那栋楼里？”用的是“那栋楼”，不是“那间公寓”，不是“那个小区”。这说明发短信的人知道这栋楼有问题，但不一定知道我具体住哪一间。这个人可能是这栋楼里的某个邻居，也可能是曾经住过这栋楼的人，比如陈若云。
　　我拿起手机，打开那个房产中介朋友的聊天窗口，发了一条消息：“陈若云有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我想联系她。”
　　他回了一条：“有，我发给你。但她好像不怎么用，你试试看。”
　　他发来一个链接，我点开，是陈若云的社交媒体主页。
　　最近一次更新是三年前，是一张旅行的照片，在一个海边城市，她站在沙滩上，戴着墨镜，笑得很开心。照片下面有几个评论，都是“好美”“羡慕”之类的话。我给她发了一条私信，说我是她现在住的这间公寓的租客，想问她一些关于房子的事。
　　发完之后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搬走？为什么要把自己留在这个危险的环境里？这些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次，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有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我好奇，想知道一个连环杀手的心理机制；有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我固执，不想被一个变态赶出自己住了十年的家；有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我自负，觉得自己可以对付他，可以用专业知识来保护自己。
　　但现在，坐在这间有墙洞的卧室里，手里捏着一根从墙里取出来的人的股骨，我觉得真正的答案更简单——我已经不是那个“正常的我”了。
　　墙里的东西改变了我，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一条我不知道会通向哪里的路。我已经走到了这条路上，没办法回头了。
　　不是因为我不能回头，而是因为回头之后的那条路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不知道墙里有死人的姜枍酒，那个把林颂禾当成好邻居的姜枍酒，那个每天正常上班、正常吃饭、正常睡觉的姜枍酒，已经消失了。
　　她消失在我用电钻打穿墙面的那一刻，消失在那根股骨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刻，消失在那份“食用指南”上的字迹映入眼帘的那一刻。
　　现在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我，是一个不同的我。一个知道墙里有死人、邻居是杀手、自己在被计划着被吃掉的我。这个我没办法回到原来的生活，因为原来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
　　就像你没办法把一个煮熟的鸡蛋变回生的，没办法把一封信上的字迹擦掉，没办法把一面被敲开的墙重新封好——你可以封上它，但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你也知道你知道。
　　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床单还是那块浅蓝色的小碎花，胶带还是昨天贴的那些，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
　　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这面墙对我来说不再是一面墙了。
　　它是一道门，一道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那个世界里有骨头、有血、有黑暗、有林颂禾的歌声和脚步声。我已经走进了那道门，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不知道钥匙在哪里。
　　但我至少知道一件事——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唯一的人。
　　墙里的骨架，照片上的女人，那条匿名短信的发送者，也许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人，他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我需要找到他们，需要听他们说话，需要把他们拼进这幅画里。只有这样，我才能看清这幅画的全部面貌。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
　　早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的味道和泥土的味道。
　　楼下的小区里，那个遛狗的老人又出现了，还是那条柯基，屁股扭得还是那么欢。那个年轻妈妈也推着婴儿车走过，婴儿车里的孩子不哭了，在安安静静地看天空。
　　一切都很正常。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从墙里带出来的气味从肺里呼出去，让早晨的空气填满它。然后我关上窗户，回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继续写：
　　“接下来的计划：1.找到陈若云。2.确认骨架身份（周晓雨）。3.继续观察林颂禾。4.找到那份‘食用指南’中提到的‘附件’。5.查出那条匿名短信的来源。”
　　写完之后我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抽屉里。然后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早上八点十五分。楼道里传来林颂禾开门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他的门关上的声音。他在出门。我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林颂禾站在楼道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不是灰色的），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他正在等电梯，背对着我的门。
　　他的背影看起来很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肩膀有点宽，头发有点稀疏。
　　如果他走在街上，你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但此刻，从猫眼里看出去，他的背影像一座山，压在我的视网膜上，让我觉得呼吸有点困难。
　　电梯来了，他走进去，门关上。
　　楼道里的灯灭了。
　　我站在门口，手握着门把手，没有开门。我等了大概三十秒，然后打开门，走到楼道里。声控灯又亮了，惨白的光照在灰白色的墙壁上。我走到电梯前，看了一眼电梯的楼层显示——它停在一楼。他下楼了。
　　我转身走到他的门前，站在那里，看着他的门。防盗门，深灰色，门上贴着一张春联的残迹，门把手上什么都没有——今天没有酸奶，没有便签。
　　门上有一个猫眼，从猫眼里看出去是楼道，从楼道里看进来是猫眼的另一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门后面装监控，有没有什么装置能知道有人站在他的门前。
　　我站在他的门前大概站了一分钟，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回到房间里，我坐在床边，把那条匿名短信又看了一遍。
　　“你住在那栋楼里？小心你的邻居。”这十个字现在看起来像是某种暗号，某种只有我知道含义的密码。也许发短信的人跟我一样，也是这栋楼里的受害者。也许他/她也知道墙里的秘密，也在暗中观察林颂禾。也许他/她在等我做出反应，等我加入某个我看不见的同盟。
　　我拿起手机，给那个号码发了一条消息：“我知道。你是谁？”
　　然后我放下手机，等着。
　　等了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没有回复。
　　我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打开抽屉，把那包着骨头的布包拿出来。
　　我解开布包，把那根股骨放在手心里。骨头很轻，很凉，表面光滑得像瓷器。我把它举到窗前，让阳光照在它上面。
　　阳光穿透了骨头的表面，在内部形成一种温润的、半透明的光泽，像是某种被时间打磨过的玉石。
　　这根骨头曾经是一个人的一部分。
　　这个人曾经走路、跑步、跳舞、蹲下、站起来、翘二郎腿。这个人曾经用这根骨头支撑着自己的身体，走过这条街，走过那个路口，走进这栋楼，走进这间公寓。然后这个人消失了，只剩下这根骨头，在我的手心里，在阳光下，发出温润的光。
　　我把骨头重新包好，放回抽屉里。然后我坐在床边，开始等。
　　等陈若云的回复，等那条匿名短信的回复，等林颂禾回来，等下一个周三的饼干，等那个计划表上的“第十年第十至十二月”的到来。
　　等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那件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