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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总统遇刺 约翰· ...


  •   约翰·F·肯尼迪。

      他站在台阶上,亲切和走出来的人一一握手。阿甘排在最边上,轮到他的时候,肯尼迪握住他的手,说了几句话。

      隔着熙攘的人群,我听不见说什么,但我看见阿甘笑了,一如既往的纯粹而傻气。

      肯尼迪也笑了。

      然后他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阿甘突然说了一句话,肯尼迪骤然刹住脚,回头看着他,然后仰天大笑起来。

      周围的记者拼命按快门,闪光灯亮成一片。

      “他说什么了?”珍妮急得直跳,“阿甘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后来阿甘出来,我们问他。

      “我说,”他很认真,“总统先生,我想上厕所。”

      珍妮愣了一下,然后笑得直不起腰,“阿甘!你这呆子——”她笑得说不出话,“你他、妈见总统,就说这个?”

      阿甘一脸无辜,“我真想上厕所,憋一路了。”

      我也笑了。

      午后,华盛顿的公园里阳光明媚,暖意融融。我们三个坐在草坪长椅上,阿甘把见总统的过程讲了一遍,讲得稀碎,东一句西一句,但我们都听懂了。

      “他还问我来着,”阿甘说,“问我为什么跑得快。”

      “你怎么说?”

      “我说,因为我得跑。跑得快,就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珍妮愣了一下,看着他,没说话。

      阿甘继续说:“他还问我,想不想从政。我说不想。他说为什么。我说,从政不能跑步。”

      我和珍妮被他这番逻辑逗得大笑。

      阳光洒在身上,公园里犬只欢蹦,人们抛掷着飞盘,岁月美好。

      阿甘吃完热狗,擦擦手,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巧克力,一颗给我,一颗给珍妮:“华,珍妮,吃巧克力。”

      我接过来,剥开糖纸,放进嘴里。

      “什么味的?”他问。

      “椰子。”

      “珍妮呢?”

      珍妮含着巧克力,含糊不清地说:“草莓。”

      他笑了:“我的是牛奶的。”

      ……

      1963年11月22日,噩耗在达拉斯炸响。

      那天下午,我在杂货店帮我妈干活。收音机开着,放着乡村音乐。

      突然,音乐停了。

      播音员的声音传来,急促,颤抖:“总统先生遇刺了……总统先生遇刺了……”

      我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

      我妈从货架后面探出头:“怎么了?”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收音机。

      “……我们收到消息,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情况不明……再说一遍,总统先生遇刺了……”

      店里一片安静。

      来买东西的顾客站在那儿,手里还拿着东西,一动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收音机里传来一声哭腔:“总统先生……已不幸离世。”

      哭泣声与低沉的祷告声在小店里蔓延开来。有人跪下来,画着十字;有人只是站着,一动不动,像被抽走了魂。

      我妈走过来,揽住我的肩膀。

      我靠在她身上,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电视里一直在放肯尼迪的新闻。他的照片、演讲,还有笑容,一遍又一遍。

      阿甘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很久。

      “华,”他说,“总统先生死了。”

      “我知道。”

      “他那么年轻,跑得也快。”

      我没说话。

      “他问我为什么跑得快,”阿甘说,“我说,跑得快就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他说,好,继续跑。”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有点抖:“华,我没保护好他。”

      “阿甘,”我说,“这不怪你,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

      “没人能保护他。那种事,谁也拦不住。”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华,”他说,“我想跑步。”

      “那就跑。”

      “跑多远?”

      “想跑多远跑多远。”

      又沉默了一会儿:“好,我跑。”

      电话挂了。

      我站在那儿,拿着话筒,听着里面的忙音。

      窗外,月亮很亮,带着冰冷的寒意。

      晚上,我有点睡不着,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1963年11月,肯尼迪死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

      ……

      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

      法律上说,种族隔离结束了。但小镇上,一切照旧。黑人还是坐后排,还是不能进白人的餐馆,还是被叫作黑鬼。

      我妈的杂货店老板,那个白人老头,有一天突然跟她说:“小林啊,以后你在我这儿,和别人一样了。”

      我妈有些错愕。

      “工钱也涨了,”他说,“法律规定。”

      我妈点点头,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家,她把这件事告诉我。

      “阿华,”她说,“法律变了。”

      “嗯。”

      “真的会变吗?”

      “会。慢,但会。”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沉默了一会儿,“妈活不到那天了,但你能。”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阿华,你长得太好看了。妈担心。”

      “妈——”

      “听妈说完,”她打断我,“这地方,好看的女人,特别是好看的有色人种女人,日子不好过。你得学会保护自己。”

      “我会的。”

      她点点头:“妈知道你聪明,比妈聪明一百倍。但聪明是一回事,命是另一回事。”

      我看着她,答应会好好保护自己,保护她。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妈说的没错,这地方,对好看的女人并不友好,特别是好看的有色人种女人,确实不好过。

      但我是王华。

      中华的华。

      我有着新中国的脊梁,这辈子,谁想动我,我先让他知道,什么叫疼。

      ……

      1965年春天,阿甘从大学橄榄球队退役了。

      他没受伤,也不是毕业——他还得再读两年才能毕业——因为他跑得太快了,没人能跟上他,他的速度快到让比赛变得没意思了。

      “教练说,”他坐在我家门廊上,吃着巧克力,“让我歇歇。”

      “那就歇歇。”

      “华,”他转头看着我,“我歇着的时候干什么?”

      我想了想:“陪我。”

      他怔了一下,然后笑了,“好,”他重重点头,“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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