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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第 72 章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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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二十二岁从公安大学毕业,法医学专业,分到了市局法医中心。
报到那天,师父带他去鉴定室。不锈钢台面,白炽灯,排风扇在头顶嗡嗡转着。台上空荡荡的,没有人。
师父转头瞅瞅他:“小陆,怕不怕?”
“不怕。”
“等台上有人的时候再跟我说这话。”
第一次独立出现场,是一个溺水案。
正赶上夏天,郊区的水塘里,尸体已经泡了三天。
他蹲下去的时候手没抖。手套戴得妥帖,口罩也扎得紧。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翻动过来,又仔仔细细看了第二遍。
师父一直站在旁边冷眼瞧着,最后问了一句:“你看了不想吐?”
“为什么要吐?”
“一般新来的第一次都得吐。”
他没吐。
全部做完以后,他把遗体身上的衣服理了理。
刚才翻动的时候衣角拧在一起皱巴了,他顺手给捋平整了。
师父在旁边看着,没吭声。
后来他每一次都这样。
做完鉴定,缝合,擦净,再把衣服穿好,扣子扣上,拉链拉好。
有时候遗体送来的时候头发乱得不像样,他也顺手给理一下。鞋带散着,他就给系个结。
这不是局里的硬性规定,只是他觉得,躺在这里的曾经也是个人,不管生前是什么样的人。
有些遗体的状态确实很差。高度腐败的、水里泡得变形的、烧焦的、高坠的,他慢慢都见齐了。
有一年盛夏,是个独居老人。死在家里两周才被邻居闻到味报了警。出警的派出所民警在走廊里就吐得不行,没进门。
他进去了。
典型的巨人观,皮肤滑脱,尸水渗了一地。屋里的气味浓烈到防毒面具都有点压不住。
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做了完整的尸表检验和解剖,每一步的力道和仔细程度,都跟处理当天死亡的人没什么两样。
台上还有另一个法医,戴着双层手套,站在他对面配合。
负责记录的老同事站在旁边,捏着笔记本,半天没说出话来。
全部做完,他把遗体能清理的部位都擦洗了,实在不成样子的部分用白布盖得严严实实。
那个老同事在旁边看着,忍不住唠叨了一句:“都成这样了你还收拾?反正一会儿也是直接送去火化。”
他没接话,只是换了一副干净手套,继续手上的活。
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这种程度”的区别对待。
死了两天是人,死了两周同样也是人。
最难熬的是小孩。
入行以来他做过几次,年纪最小的才八个月大。
那一次做下来,鉴定室里一共四个人——摄像的、记录的、他和另一个配合的法医,屋里没人多说一句话,只有排风扇在头顶一下下转着。
做完以后,他在空无一人的鉴定室里默默坐了十分钟。
他没哭,只是缝合的时候,手里的针脚比平时都要细密。他把孩子那件蓝色的小棉袄重新穿回去,扣子一颗一颗耐心地扣好。
细心的给孩子擦洗干净。
另外三个人早就出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台边坐着。
出来洗手的时候,他破天荒洗了四遍,而不是平时的三遍。
那天傍晚下班,他去了游泳馆,一口气游了三千米,比平时多出了一倍的量。
后来有一次跟师父闲聊,他提了一句:“其实最怕的不是那些高度腐败的,是小的。”
师父抽着烟说:“怕就对了。真要一点不怕,这行你干不长;干久了心麻木了的,同样也干不长。”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吃了他妈下的一碗面。他妈问他今天工作怎么样,他说“还行”。
他妈在家里立过一个规矩。
进门吃饭前必须去洗三遍手。
“你在外面摸的那些东西,别带回锅碗瓢盆上来。”
他从不反驳,站在水龙头前洗满三遍。
这习惯后来就嵌进骨肉里,哪怕一个人在外面住,洗手也是三遍。
法医工作非常考验体力,所以从开始学法医那天起,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跑步,五公里,雷打不动,刮风下雨也去。
他妈问过他为什么跑这么早。他说:“早上人少,清静。”
跑马拉松他还跑过两回全马。
他速度不快,但能稳稳完赛。
第二次跑完的时候脚底下磨出了三个大水泡,他自己拿针挑破了,贴上创可贴,第二天早上六点照样爬起来跑完了五公里。
科里有几个新来的年轻人,周末常约着跟他一起去攀岩。他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然后挂在上面回头等他们。他不催,也不嫌他们慢,谁手型不对或者踩不准点,他就上去扶一把,在旁边指点一句“踩这里”。他连着带了几个周末,中心好几个刚来的小伙子就都摸到了门道。
后来大家玩成了习惯,周末在群里打招呼问他去不去,只要没案子,他就跟着去。
跑现场的时候,他走路带风,身上有股干练劲。
遇上大案子,一天跑三个现场是常有的事。到了地方他矮身蹲下去就开干,不绕弯子,也不磨蹭。有时候同去的人还在打量周围的环境,他手里的电筒已经定在了某个角落。
也有人说他运气好,他从来不解释。
他只是习惯了比别人早一步低下头去看那些不起眼的角落,早一步注意到那里的灰落得不对劲,早一步去想这个位置到底能说明什么。
这不是运气,是常年细心磨出来的眼力。
在市局做法医八年,他判断准,下刀稳,出结论快,行里人都知道。他其实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有人私下问过他天天面对这些有什么好喜欢的,他琢磨了半天,吐出两个字:“安静。”
活人会为了各种利益说谎,但死人不会。鉴定台上的那个人不管生前有什么恩怨情仇,躺下以后,就只剩下伤口、组织和骨骼,每一处都是最实在的证据。他的工作就是看懂这些痕迹,帮不能说话的人把最后的事实讲明白。
他做鉴定的时话极少,手稳得像机器。每一刀的角度、深度、位置,他心里都有一杆秤。同事私底下开玩笑说他做尸检像在做精细的手术,他却摇头说不一样。
手术是为了救活人,他做的只是还原真相。把真相还原了,死者的家属心里好歹能有个交代。不管这个交代是好是坏,起码不用后半辈子都在瞎猜。
入行第二年的时候,有个母亲来认领她儿子的尸体。
那是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死者面部已经严重损毁。
他在家属进来前提前做好了处理。
缝合、擦净,换上了干净的衣物。
面部破损的地方,他特意用干净的白布遮掩起来,只把完好的手和手臂露在外面。
左手腕上,有一块明显的胎记。
那位母亲走进来的时候,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他静静站在旁边,没有催促。
老太太一眼看到那块胎记,膝盖一软就蹲了下去。
他不记得对方在地上哭了多久,他只是那样陪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后来老太太硬撑着站起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就是那只平日里“碰过死人”的手。她抓得很用力,指甲都有些泛白。
“谢谢同志……谢谢你把他收拾得这么干干净净的。”
他没有把手抽回来,只是低声回了一句:“应该的。”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妈照例喊他去洗手。
他站在水池前,温水冲在手背上,他又想起那个母亲握紧他时的温度。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手下碰过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别人家宝贝心疼的孩子。
法医的日常工作并不全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大开大合的解剖。
大部分送来的尸体是不需要开刀的。猝死、自杀、意外、或者病史明确的死亡,做尸表检验就足够了。从头到脚挨个排查,记录体表的损伤、尸斑的颜色、尸僵的程度、腐败的痕迹,以此来推断死因和死亡时间,排除他杀嫌疑。
但尸表检验绝不是粗粗看一眼那么简单。皮肤上微妙的瘀斑分布、指甲盖的颜色变化,在有经验的法医眼里都是线索。很多看起来没问题的案子,正是因为在尸表检验时发现了细微的疑点,才最终转成了立案解剖。
他所在的城市是个两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市局法医中心每年经手的尸体,光他一个人算下来,尸表加解剖就要超过六百具。其中需要上台动刀的大概两百多具,平均下来不到两天就要解剖一具。最忙的一天,他连续做了四具,从早上七点一直熬到凌晨两点。
把最后一具送走后,他在空荡荡的鉴定室里站了一会儿。白炽灯晃眼,台面是他和搭档一起收好擦净的,负责摄像的同事已经先走了。最后一个人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旁,等着家属来取。
他脱掉手套,把手洗干净,这才揉着发酸的脖子出了门。
马路边上,一个煎饼果子摊正准备收摊。摊主看他一身警服,疲惫得厉害,两点半了还没吃饭,主动往里多给他加了个鸡蛋。
他拿着煎饼果子,眼睛湿润了,三口两口就吞了个干净。
有些死者家属也确实不好沟通。
有一次,一个中年男人来取他弟弟的鉴定报告。人死在家里,家属一口咬定是做妻子的下了毒。但最后法医中心的鉴定结论是急性心肌梗死,属于正常的自然死亡。
哥哥当场就炸了。
他在办公室里狠狠拍了桌子,手指头几乎戳到陆今野的鼻尖上:“你们是不是拿了那个女人的钱?她绝对下药了!你们根本就没认真验!”
陆今野就坐在椅子上,身子没动,声音也没往上拔。
他任由对方在那里发泄、痛骂了整个十分钟,直到对方嗓子彻底冒烟、喊不动了。
他这才把那份厚厚的鉴定报告翻开,从第一页开始摆在他面前:胃内容物毒物检测——阴性;血液毒理学分析——四十六项常见毒物全阴;心肌病理切片照片——上面清清楚楚的陈旧性梗死灶。他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解释,数据、照片,全都摊在明面上。
哥哥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颓然坐回椅背上,盯着报告看了很久。
“如果您对我们的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依法申请由其他第三方鉴定机构重新做。这是您的权利,流程我现在就可以写给您。”陆今野平静地说。
那个哥哥沉默着摇了摇头,慢慢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有些局促地回头丢下一句:“对不起啊……陆法医。我就是……脑子一下子想不通。”
“你想给你弟弟要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我理解。”
门关上后,陆今野把桌上被拍乱的文件重新码放整齐,合上这份报告,抽过下一份卷宗继续下笔。
后来那个哥哥又来过一趟,这次没闹。他拎了一袋红富士苹果放在一楼前台就走了,跟值班民警说:“麻烦给二楼那个陆法医,上次是我情绪激动,对不住。”
他特别爱吃水果,这袋苹果后来被陆今野带回办公室分给了同事,他自己也拿了一个,咬下去挺甜的,笑容也甜。
也有过让他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案子。
那是一起交通事故,一个五十七岁的环卫工人,凌晨四点扫马路的时候被货车撞倒身亡。
货车司机咬定是行人突然横穿马路,交警部门的初步认定也偏向行人主责,保险公司的现场勘查报告也跟司机的说法对得上。但工人家属觉得死得冤,申请重新做尸体鉴定,案子转到他手上。
他按流程做了鉴定。
左胫骨粉碎性骨折,完全符合交通事故撞击特征。
结论写完,和原先的鉴定一致,他签了字,报告也交上去了。
但那天晚上躺在家里,他翻来覆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是那个骨折线的走向。
正面撞击和后方撞击引起的骨头裂纹形态是有细微差别的。
当时他看片子的时候觉得角度稍微有点偏,但因为还在合理的误差范围里,他就没在报告里写。
夜里十一点,他实在睡不着,索性从床上爬起来,拿了车钥匙直接开车回了法医中心的实验室。
他把死者的骨骼影像片子重新调出来。
从半夜十一点一直看到凌晨两点。他换了三个透视角度,重新拍了微距比对照片,在灯下一张张对比。
最后证实,骨折线的起始点是在胫骨的后侧面,而不是正面。
这就意味着,那个环卫工根本不是迎面横穿马路被撞的,他是走在路边,被货车从斜后方直接追尾撞上的。
他连夜重新撰写了补充鉴定报告,第二天一早交了上去。
案子随后被交警部门重新认定,货车司机负全责,家属最终拿到了该有的赔偿。
那个环卫工的老伴后来打了个电话到法医中心办公室,是别的同事接的。老太太在电话里哭着说:“我老头子每天四点钟起来扫马路,干了二十年,他这人过马路最规矩了,永远走在最路边。我知道他不会乱穿,但之前没人信我。”
同事把这话转告他的时候,陆今野正坐在工位上吃盒饭。
他听完,只是轻轻点了下头,又埋头继续扒饭。
没人知道他那天半夜爬起来回单位加夜班的事。补交的报告上,只有他规规矩矩的签名和一个当天的日期。
还有一回。
一个建筑工人在工地上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当场人就没了。
工地大老板找了关系,把电话打到了他们科室领导那里。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话说得挺委婉,大意是对方希望法医鉴定结论上能写成“因自身突发疾病导致脑晕厥后坠落”,而不要写“因工地安全防护不到位导致高处坠落”。
领导没有明着命令他改,只是点着桌子说:“今野啊,你再回去好好看看报告,看有没有什么灵活处理的弹性空间。”
他站在办公桌前说:“死者解剖下来,心脏和脑血管没有任何病变,不存在突发晕厥的病理基础。现场带回来的安全绳断裂面有明显的陈旧性磨损。结论只能是安全防护不到位。”
领导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确定?”
“确定。结论只看证据。”
领导没再说什么,挥挥手让他出去了。
后来那个工地下令停工整改,死者家属也顺利拿到了抚恤金。那家人的负担很重,两个孩子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读小学。
那个科室领导后来调去别处了,走之前跟人私下聊天时扔下一句:“陆今野这个人骨头太硬,油盐不进,说不动他。”
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案子是什么样他就写什么样,这跟他本人的脾气硬不硬其实没什么关系。
他不上班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游泳。
每周去个三四次,挑早上六点钟馆里人最少的时候。
自由泳,在水里来回游个一千五百米。
水面底下一片安静,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没人来打扰他。
除了游泳,他还挺喜欢自己做饭。
一个人住的单身公寓,厨房窄小,灶台边上连多放两个盘子都局促。
但他做出来的菜成色很好。
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他切菜时的刀工和在鉴定室里一样精准,葱丝、姜末、蒜瓣,一刀下去齐齐整整。干这些活的时候脑子不用转,手上的肌肉记忆自己就知道该怎么走。
有同事来他家吃过一次便饭,吃完大为震惊:“老陆,你要是不干法医,去大饭店当个主厨也绝对饿不死。”
他淡淡回了一句:“其实刀法都差不多。”
同事夹着菜看着他,一时间琢磨不透他是不是在开冷玩笑。
科里来了新人,做不来的解剖,他从来不摆架子,手把手地在台边带。他站到台边,做一步,让新人们凑近看一步,然后再往下走一步。
等带完了,他常常掏腰包请大家吃火锅,从来不让手底下的年轻人掏钱拼单。一张大圆桌,锅底烧开了往外冒白烟,他就坐在旁边,话不多,就安静地听大家聊天。科里的小年轻凑在一起爱吹牛扯淡,说什么的都有,他也不点破,就端起啤酒喝上一口,在一旁弯着眼睛跟着笑。
他酒量其实一般,白的啤的都能来点,但混着喝的时候他自己心里有数,从来不喝多。
可他就是喜欢这种踏实的热闹。
大家围在一块儿,不聊沉重的案子,也不聊繁重的工作,尽扯些没油盐的闲话。
他喝得慢,坐在位置上听大家胡吹,左脸颊上挂着个浅浅的梨涡,跟着呵呵直乐。
等散了场,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晃悠回去。
夏天的夜风吹在脸上,进电梯的时候,他左边脸上的那个梨涡还浅浅地挂着。
有些职业留下的痕迹,是很难彻底洗掉的。
比如尸臭。
高度腐败的、水里泡烂了的、盛夏里闷出来的味道,有时候会像钉子一样钻进头发丝、指甲缝和鼻腔黏膜里。防护服能挡得住红白液体,但挡不住这股无孔不入的气味。
法医中心一楼有大浴室,常年烧着热水,就是专门给他们这帮人准备的。
他在单位的值班柜里永远放着两套干净的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瓶洗发水和一块味道极重的硫磺皂。
每次做完这种高腐的解剖,他从不直接回家。
先在浴室里连着洗两遍头,身上用粗毛巾狠狠搓两遍,指甲缝用那种硬毛小刷子仔细刷个干净,换上便服。
洗完他也不走,去值班室的硬皮沙发上静静躺一会儿,等身上残留的那点若有若无的味道彻底散干净。
有时候一躺就挨到了后半夜,他就在手机上翻翻最新的国内外文献,或者干脆闭目养神。
虽然一个人住,家里没别人,但他就是不想把单位里的那种味道带回自己的生活里。
为此,他慢慢戒掉了几样食物。
入行前他其实什么都吃,不挑食。
后来有些东西碰都不碰了。
倒不是味道变了,而是某种特定的质感或者撕裂的形态,总能让他一瞬间联想起工作台上的一些组织。
具体是哪几样东西,他从来不跟人提起。
同事一起点菜时发现他不动筷子,问起来,他只含糊说一句“现在不爱吃了”。
有一次科室聚餐,一个刚来不久的见习法医兴冲冲点了一道特色菜。菜刚端上来,陆今野看了一眼,便默默放下了筷子,端起手边的茶杯喝了一口。
他一句话也没点评。
坐在一旁的老同事瞥见了,不动声色地把那盘菜往桌子边缘挪了挪,隔绝了他的视线。老同志也什么都没说。
他的公寓虽然小,但收拾得极有条理,东西很少。每一样物件,从钥匙扣到水杯,永远待在它们该待的固定位置。
有同事去过他家一次,评价说干净得像个没有人气儿的样板房。
他说:“东西放固定了,拿的时候好找。”
他没解释的是——在鉴定室里,每一把手术刀、每一型号的骨锯、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标本瓶,全都有固定的定位。他在台上操作的时候,眼睛不能离开创口,手往旁边一伸,凭感觉就能准确摸到要用的工具。
这个在鲜血和骨肉里养出来的习惯,被他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里。
二十五岁那年,他考取了在职硕士,研究法医病理方向。白天跟着师父满城跑现场、做鉴定,晚上钻进实验室查资料、看文献。
二十八岁那年,他又顺理成章地考了博士,主攻法医人类学。他的课题是骨骼损伤鉴定。怎么单凭一根骨头上的痕迹,读出致伤的工具、劈砍的角度、以及受伤的具体时间。
他的博导当年拍着他的肩膀说:“今野,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手稳,眼睛毒,最难得的是坐得住冷板凳。骨头是不会撒谎的,得耐下心来慢慢听它们说话。”
他把导师的话记在了心里。
然而,“法医”这两个字,在相亲市场和社会交往中,并不怎么受待见。
二十六岁那年,一个大学同学结婚办喜酒。
婚宴大桌上坐的都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免不了互相介绍。轮到他时,同学热心地介绍道:“这是陆今野,我大学铁哥们儿,现在在市局做法医呢。”
坐在对面的一位男士本已礼貌地伸出手准备相握,听到“法医”两个字,那只手在半空中突兀地僵了一下,随后极其自然地收了回去,顺势摸起桌上的酒杯喝了一口。
桌上有人为了化解尴尬,开玩笑地哈了声:“法医啊,那你平时是不是天天……拿着那个……”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个切割的动作。
“对,天天跟死人打交道。”陆今野自顾自接了一句。
热络的酒桌瞬间安静了足足两秒钟。
旁边座位的同学赶忙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吃菜吃菜,来,大家喝酒喝酒!”
陆今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后面大半场便没再怎么开口。
去路边的理发店理发,洗完头躺在那里,理发师随口搭讪问他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在公安局。
“哟,刑警啊?抓坏人的吧?”
“不是,法医。”
理发师捏着剪刀的手明显顿了半秒钟。虽然对方很快又继续剪了起来,但后面明显客套了很多,没再像刚才那样没完没了地唠家常。
去小区楼下的早餐店吃早点,老板娘经常见他进出,知道他在市局上班。
有一天早上,他坐在最角落的方桌前吃着豆浆油条,隐约听到柜台后面的老板娘正压低了声音跟隔边摊主嘀咕:
“就角落那个小伙子,市局的。你说长得干干净净、人模人样的,干什么工作不好,去当个法医。天天搁那摸死人。以后哪个姑娘敢嫁给他哦。”
老板娘声音掐得很低,但市井小店就那么点大,柜台的对流风把话一字不落吹进了他耳朵里。
陆今野脸色没变,慢条斯理地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掏出手机扫码付了钱,推门离去。
第二天早上,他依旧准时出现在那家店里,还是坐在老位置,要了一模一样的豆浆油条。
还有一次,刚出完一个现场回到局里,在电梯里偶遇了隔壁科室的一个行政同事。对方低头看了一眼他手里拎着的银色勘查箱。
“陆老师,又刚出完现场回来啊?”
“嗯。”
“辛苦辛苦。”
那人一边说着,身子一边极其隐蔽地往电梯轿厢的另一侧挪了半步。
电梯门一开,那人步子迈得飞快,先走了出去。走了没几步,又忍不住有些嫌恶地回头瞅了一眼他的箱子。
陆今野心里跟明镜似的。那只勘查箱在现场装过什么,在一个大楼里上班的人心里都清楚。
他不是个木头人,他也有感觉。
那只在半空中收回去的手,理发师停顿的剪刀,早餐店老板娘在背后的嚼舌根,以及电梯里那刻意让开的半步。这些生活里细碎的小恶意和唯恐避之不及的眼神,他比谁都清楚。
但每次只要他重新穿上那身白大褂,拉紧手套,站在不锈钢工作台前的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嘈杂和偏见就自动离他远去了。
他会想起那个在鉴定室里死死握住他的老母亲,想起那个在电话里哭着说“终于有人信我老头子”的环卫工老伴,想起那个建筑工人家里两个嗷嗷待哺的学龄孩子。
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是切实被人需要的。这就足够了。
从二十七岁开始,家里对他的婚事便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催促模式。
他妈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准时打个电话:“今野啊,最近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小姑娘,你倒是瞅瞅啊。”
“单位忙。”
“忙忙忙,你天天除了加班就是加班。人家跟你同一批进局里的小刘,现在儿子都能满地跑了。”
“妈。”
“你是不是嫌我唠叨烦人?”
“没有的事。”
“那你什么时候正经带个姑娘回来让我瞧瞧?”
“再看吧,看缘分。”
他爸平时打电话少,偶尔打过来也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你妈让我问问你最近的情况。”
“我知道了。”
“老大不小了,自己上点心。”
“嗯。”
“有合适的姑娘就相处看看,眼光别放得太高。”
“知道了,爸。”
二十七岁那年,他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
姑娘是他妈单位同事的大外甥女,是个小学语文老师。长头发,说话轻声细语的,笑起来颊边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他妈在电话里极力撮合:“人家姑娘知书达理,学校里工作的,性格出了名的好。你去见见,成不成的当多交个朋友。”
两人约在一家环境挺清静的咖啡厅。他那天特意换上了一件他妈硬逼着他买的纯白衬衫,浑身紧绷,总觉得不如平时穿的深色夹克自在。
姑娘比他先到一步,看见他进来,有些拘谨地笑了一下:“是陆今野吧?”
“你好。”他回了个礼貌的微笑,左半边脸颊隐隐探出一个梨涡,浅浅的。
刚坐下来的半个小时聊得还算顺畅。姑娘聊起自己教的三年级班级,说现在的家长比四十多个小学生还要难应付。陆今野端着咖啡杯听着,时不时点头附和一两句。
“你们单位平时也这么忙吗?”姑娘小口喝着水问。
“赶上案子就比较忙,没准点。”
“那你在公安局具体是哪个部门的呀?听阿姨说是在市局?”
“嗯,法医科。”
姑娘捏着咖啡小汤匙的手在半空中突兀地停住了。
“法医?就是那个……”
“对,做尸体检验和死亡原因鉴定的。”
姑娘干巴巴地“哦”了一声,勉强扯了扯嘴角,只是那笑容明显没有刚才那么生动自然了。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桌上的话题肉眼可见地枯竭了。姑娘频繁地低头看手机,最后抱歉地笑了笑说:“不好意思啊陆警官,明天学校里还有早自习,我得先回去了。”
流动大门推开,他在门口把人送上了出租车。姑娘说“今天聊得挺开心的”,他点了点头说“慢走”。
三天后的晚上,他妈的电话如期而至。
“今野啊……那个,人家小姑娘反馈过来,说你人长得挺精神,礼貌也好……就是吧,这个职业……她家里人听说了之后,不太赞成。她妈那个脾气心直口快的,跟我说话也是……”
电话里,他妈的声音罕见地结巴了一下,语气有些低落。
“怎么说的?”他问。
“她妈说……‘一想到那只天天碰死人的手,回头又要去牵我闺女的手,我这心里就直犯膈应,吃饭都吃不香。’”
他妈叹了口气,急忙在电话那头补救:“今野啊,你别往心里去啊,那家人没见过世面。”
“没事的,妈。”
“妈回头再托人在别处给你物色物色更好的。”
“不用了妈,最近案子多,顾不上。”
他没多说什么,挂了电话。
第二次相亲是在三个月后,他爸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友给牵的线。
姑娘在区政府民政局上班,是个体制内的公务员。圆圆的脸蛋,齐耳短发,说话办事透着股利索劲儿,那天穿了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外套。
两人见面的地方选在了一家老茶馆。
这姑娘性格明显比第一个直爽得多,刚坐下屁股还没坐热,五分钟不到就切入了正题:“你在市局具体干哪一块的?”
陆今野端着茶碗抿了一口,他没打算绕弯子打掩护。
“做法医。”
女孩挑了挑眉,脸色倒没什么异样:“哦,就是那种天天跑现场、跟命案打交道的吧?”
“嗯。”
“挺酷的,跟电视剧里演的似的。”
陆今野不由得抬眼多看了她两眼。
看对方的眼神,她是真觉得这职业没什么大不了。姑娘接着大大咧咧地聊起她自己在窗口接待的那些破事,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群众,撒泼打滚的什么奇葩都能撞见。她说话的时候爱笑,嗓门也亮堂,茶馆里一时间挺热闹。
那天过后,两人顺理成章地加了微信。
不咸不淡地聊了两周,姑娘偶尔会发些奇奇怪怪的搞笑表情包过来,陆今野则习惯性地回一两个字,或者回个“收到”。
姑娘在微信里吐槽他:“陆警官,你怎么跟人聊天跟写公文报告似的,多打两个字烫手啊?”
他说:“职业习惯,抱歉。”
对方随即甩过来一个大大的翻白眼表情。
到了第三周的周末,姑娘在微信上主动提出来,说想带他回趟家,跟她爸妈一起吃顿便饭。
陆今野回了个“好”。
结果到了周六下午,姑娘却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
刚一接通,对面的声音就有些发闷,透着股说不出的委屈。
“今野……那个,我昨天晚上跟我妈提了你的工作。她……老太太反应挺大的,死活不能接受。”
陆今野握着手机,站在窗前没吱声。
“她在家里跟我吵了快一个小时。原话是……‘法医每天摸的是什么东西你心里没数吗?你以后去他家,那饭碗你端得下去?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去学校里跟同学介绍,说我爸是天天切死人的,人家小孩子怎么看他?’”
姑娘在电话那头抽了下鼻子,声音带着哭腔。
“我跟我爸在家里跟她掰扯了半天,实在说不通。最后老太太把狠话砸地上了,说你要是硬要跟你谈,以后结婚她绝对不出席。”
长久的沉默。
姑娘低声说:“对不起啊,今野,我真的尽力试过了。”
“没事,真的。”陆今野说,“不是你的问题,别难过。”
挂断电话后,他在客厅的沙发上静静坐了很久。
他心里其实没多大火气,也谈不上有多伤心。
他只是有些自嘲地想,他每次回家前手都洗得褪了一层皮,跑五公里的衣服天天洗天天换,在台上解剖时防护服、双层手套、口罩捂得密不透风。下了班,必须在单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在值班室把味儿散光了才肯回家坐沙发。
他明明把生活和工作割裂得这么清爽,从不把任何脏污带回家里。
但在世俗那杆秤上,他这双手“碰过死人”的印记,就像是烙铁烫上去的,怎么洗也洗不掉。
他站起来,走进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简单的西红柿鸡蛋面。
一个人坐在餐桌前把面吃完,把碗筷刷了,灶台用抹布擦得一尘不染。
关于这次相亲的这些难堪的细节,他一个字也没跟他妈提。
周末他妈打电话来探口风,问进展得怎么样了。他只回了三个字:“不合适。”
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试探着问:“是不是人家嫌弃你那个工作……”
“就是性格不太合。”陆今野打断了她。
他妈没再继续往下追问,默默挂断电话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他面前——也是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陆今野瞅着那碗面,他刚才自己已经在公寓里吃过一碗一模一模的了。但他什么也没说,接过筷子,默默把老妈下的第二碗面也全吃进了肚里。
后来他妈在电话里便很少再提相亲的事了。
偶尔唠叨两句也是“在外面注意身体,遇到缘分合适的就谈谈”,局里那些老姐妹牵线搭桥的饭局,老太太再也没硬逼着他去过。
反倒是他爸有一次破天荒地在深夜给他打了通电话,只字未提相亲,扯了些别的家常。
“今野啊,前天晚上你妈出去跟隔壁楼的小姐妹打牌。人家顺嘴问起来,说你家大儿子现在在市局哪个威风部门啊。你妈当时愣了一下,跟人说是治安科的,没敢提法医两个字。”
老头子在电话那头停顿了很久,听得见吸烟的呼呼声。
“等她回来,我跟她大吵了一架。我跟你妈说,我儿子干的是天底下最正经的差事。那是给死人洗冤屈、替不会说话的人说公道话的,丢人的是那些干坏事的人,我儿子不丢人。”
陆今野紧紧握着手机,窗外的夜幕已经完全沉了下来。
“嗯。”他嗓子有些发紧。
“你妈后来坐在床边想了半宿。她说她心里其实比谁都心疼你,她就是受不得外面那些碎嘴子在背后戳你脊梁骨。”
“爸,我知道,我都懂。”
“行了,大老爷们的,不说这些矫情话了。晚饭吃了没?”
“在单位食堂吃了。”
三十一岁那年,陆今野顺利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那天,他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整整讲了四十分钟。他的课题是《基于显微结构的骨骼微观损伤模式与致伤工具三维推断研究》。答辩委员会的几位业内泰斗听完,全票一致通过。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满头白发的博导欣慰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今野啊,踏踏实实干下去,以后国内这个细分领域,挑大梁的必定有你一个。”
回家的路上,恰好经过小区门口那家相熟的早餐店。老板娘正在那儿用抹布擦着油腻腻的台面,准备收摊。一抬头看见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正装走过去,眼睛一亮。
“哟,小陆,今天怎么捯饬得这么精神?相亲去啊?”
“没有,今天在学校答辩。”
“啥辩?毕业啊?”
“嗯,博士毕业。”
老板娘顿时愣在了原地,连手里的抹布都忘了拧。她赶忙把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两下,笑着在他肩膀上结结实实拍了一巴掌:“哎呀妈呀!博士!你居然是博士啊!了不起的小伙子!明天早上早点来啊,豆浆油条大姐全给你免单!”
陆今野看着老板娘那张热情的笑脸,忍不住笑了笑。
他独自走在深秋的马路上,凉风把路边摊子的油条香气吹得四处飘散,觉得这日子其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