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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槐花 早在爸爸探 ...

  •   早在爸爸探亲之前,妈妈就开始教我跳舞了。

      那时我大概六岁。一天傍晚,收了摊,她站到院子中央,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了手臂。她的手臂柔软得像没有骨头,从肩膀到指尖,一节一节舒展开来。脚步踩着我看不见的节奏,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移动,却像踩在云上。夕阳从汽车站的方向斜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茅草屋的黄泥墙上,像一个古老的皮影。

      “这是穿青人的舞,”她停下来,微微喘着气,“是我们颍川陈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到我这儿,只剩几套动作了。但够用了。”

      “穿青人是什么?”

      “是我们。黔中大山里的人。外面的人叫我们‘穿青蛮子’。”她语气很淡,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明朝初年,大军南征屯田,和当地人通婚,生下来的后代就是穿青人。几百年来,汉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习惯了。”

      “这种舞,能通鬼神,也能安人心。”妈妈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秋波,你眉心里那颗红痣,让你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东西会找上你,学了这舞,心里乱了就跳一段,能把你定住。”

      然后她让我学。一遍,两遍,三遍。那些动作到了我身上,像本来就在骨头里长着,只是被她唤醒了。妈妈看着我,眼睛越来越亮,后来逢人就说:“我儿子骨头里住着个舞仙。”不久后她又开始教我古典舞,说穿青人的东西太野,要学就学能上台的。“以后你总要走出去的,多一样本事,多一条路。”

      跳舞的时候,眉心那颗红痣会微微发烫。那种感觉很奇妙,不痛不痒,只是暖,像有人在我额头里点了一盏小灯。

      一九八四年,妈妈带我去威清卫城关二小报名。因为年龄差几个月,多交了一倍学费,十块钱。妈妈把两张五块的票子攥在手心里,汗都浸透了,递过去的时候手没抖。但我看见了,那张票子湿了一角。

      班主任姓刘,四十来岁,戴黑框眼镜。她看看穿着粉色连衣裙的我,又看看户口簿上那个“男”字,沉默了很长时间。“这位家长,你不解释一下?”妈妈把我往身边拉了拉,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讨好,也有紧张:“老师,孩子生来体弱多病,怕不好养活,所以……”

      刘老师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凑近妈妈压低声音:“原来是糊弄阎王爷啊!难怪名字叫曹枚。”她摆摆手,“知道了,老师不问了,也不对其他人说。”我仰头看妈妈,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一声“曹枚”从刘老师嘴里出来,不是一个女气的名字,而是一道护身符。

      三年级某天课间,我和班长王丽蓉她们几个正在跳皮筋。皮筋绷在“小举”的高度,两只手举过头顶,别的女生都跳不过去,只有我能。助跑、起跳,脚尖勾住皮筋,身体在空中转了一圈,稳稳落地。王丽蓉拍手叫好。

      一只篮球滚到我脚边。我刚弯腰去捡,一个强壮的身影猛地撞过来。“砰!”我被撞倒在地,胳膊蹭在水泥地上,血珠子渗出来。王炳军,班上有名的刺头,抱着胳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旁边几个男生跟着起哄。“喂,赔钱货!你咋不哭呀?该不会是连哭都不会吧!”

      “王炳军!”王丽蓉冲过来挡在我前面,张开双臂,“你再欺负曹枚,我就报告老师!”王炳军斜了她一眼,啐了一口:“呸!又来个赔钱货。”

      然后他被人拽住了后领。

      是妈妈。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操场上,手里还拎着卖针线的小包袱。她拽着王炳军的后领,把他整个人转过来,逼视着他的眼睛。妈妈其实不高,王炳军都快到她肩膀了,但那一刻,她像座山。“你骂谁赔钱货?”声音不大,却淬过火。王炳军瘪着嘴,不敢哭。

      妈妈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拍拍我裙子上的灰,把我往身后拉了拉。我忽然想起那年除夕夜,她在祖屋正堂说的那句话。这会儿,她的背影和那晚一样直。我从她身后探出头,看着王炳军,一字一句:“王炳军,你咋不哭呀?该不会是连哭都不会吧。”周围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笑声。王炳军的脸涨成猪肝色。妈妈回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回家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秋波,别和他一般见识。我们秋波是最棒的。”我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攥得更紧。

      从那以后,每天放学我悄悄躲在后院练舞。光着脚在青石板上旋转、跳跃,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十遍,跳到天完全黑透,跳到妈妈喊我吃饭。

      一九八八年秋,清州,西南军区第13集团军某师侦察连驻地。

      全军恢复军衔制。师部大礼堂里,授衔仪式庄严举行。爸爸以师属侦察连连长身份,被授予中校军衔。命令由西南军区签发,他的老师长亲手将崭新的88式中校肩章别在他橄榄绿常服的肩袢上。

      “曹湉,好好带兵。”

      “是!”

      仪式简短,却肃穆。台下坐着全师营以上军官。曹湉站在台上,肩头两枚银色星徽在灯光下泛着沉静的光。他敬礼,转身,正步走回队列。

      当天傍晚,电话铃响了。妈妈接起来,是周卫华。她听完,手攥着话筒,半天没说话。爷爷在旁边问:“谁?”妈妈捂住话筒,低声说:“卫华。说十三授中校了。在第13集团军师部。”

      爷爷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没说话,但手在抖。我在旁边写作业,听见了。没跑过去问,只是低头继续写字。但眉心那颗红痣,温了一下。

      后来爷爷坐在门槛上,抽着烟,看着国道上的车来车往。我蹲在他旁边,问了一句。

      “爷爷,中校是什么级别,能管上百人?”

      爷爷吐了一口烟,没回头。“管上千人。”

      “哟,比我们全校师生还多?”

      爷爷没接话。烟锅子里的火,一明一灭。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爸爸管上千人。
      然后把本子合上,压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还有弹壳哨子、爸爸的信、那片夹在手册里的干树叶。他躺下去,闭上眼睛。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床头那盆指甲花上。花早谢了,枝干光秃秃的,但根还在土里。

      一九八九年,老师长升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到任不久,一个电话打到第13集团军某师侦察连。

      “曹湉,把你弄来教导大队,你得好好给老子教人。教不好,你就给老子脱下军装,滚回去抱着老婆睡觉。”

      爸爸握着话筒,脚跟一并,胸膛挺直:“是!”

      就这样,爸爸被老师长调入西南军区教导大队,先任营长,不久后升任参谋长。仍是中校。

      一九九〇年小学毕业,我考了194分,满分200。妈妈拿着成绩单,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一朵花。那些皱纹是纳鞋底纳出来的,是卖玉米酸梅汤晒出来的,是抱着我一次次跑医院跑出来的。去供销社打酱油,路上遇到熟人问“你家秋波考了多少”,她就笑:“194分,还行。”语气淡淡的,但眼睛里的光藏不住。

      我以为肯定能进清州一中初中部。王丽蓉她们好几个玩伴都拿到了威清卫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分数低我二三十分的周艺、秦燕都进了。可我的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来。最后,我和哥哥曹楠被新华中学录取,位于焦琴大道末端,城郊结合部,听说校风不太好。妈妈拜托在地区教育局当科长的表姨问问,表姨只回了四个字:综合考虑。煤油灯下,妈妈的背影一动不动,针线的沙沙声比平时更响。我心里比吞了黄连还苦。可更苦的还在后面。

      那个暑假,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了。

      先是喉结。那天早上照镜子,那个微微突起的、证明我是男孩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伸手去摸,平的。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阴柔的五官轮廓,皮肤变得白皙细腻,头发尾端开始微微打卷。妈妈说,像她年轻时候。最烦人的是胸脯。一开始只是微微隆起,后来生长速度超过了隔壁同龄的女儿。那天洗完澡擦身子,我低头一看,吓得毛巾掉在地上。翻出一条布带,紧紧束住胸脯,勒得喘不过气,可我不敢松,松了就更明显了。我不得不穿上哥哥的旧衣服,宽宽大大的,把身体遮住。有一天傍晚站在二楼阳台,看着夕阳下一个穿裙子的女孩骑着自行车经过,马尾辫在风中飘扬。低头看看自己宽大的旧衬衫、遮不住的胸口、长长的头发。我是什么?我不知道。

      进入新华中学初一五班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完了。这个班级是全校闻名的三差班级,卫生差,纪律差,学习差。教室后排桌椅东倒西歪,墙上用粉笔画了只乌龟,窗户玻璃裂了缝用透明胶带粘着。班主任帅梅,刚从清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站在讲台上努力维持秩序:“同学们,安静一下!”没人理她。

      我低着头快步走向中间第四排的空位。“哎,这马尾辫是谁呀!”后面有人喊。“甭起哄,这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兵’,194分考进来的。”“呵呵,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其他学校不要的差生!”哄笑声响起。

      我坐到座位上,旁边的同桌也扎着马尾辫,穿着红色连衣裙。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就是那一眼。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天她没有扭过头,她没有对我笑那一下,我的初中三年,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她的眼睛清澈、透亮,干净得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你好,我叫林雯静。”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英语老师曾卫,是我们初中生涯里的一道光。二十出头,皮肤白得像瓷,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认认真真教我们读单词,可底下乱成一团。她假装看不见,继续教,每天放学后留下来给愿意学的同学补课,从不发脾气。

      可那些男生不放过她。一天上午英语课,好几个男生对着她吹口哨,用威清卫本地话编成下流的歌大声唱出来。她站在讲台上,脸白得像纸。那些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脏。她捂着脸,哭着跑出教室。门“砰”地关上。教室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大笑。

      我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猛地站起来,抓起英语课本狠狠砸在前面闹得最凶的男生头上。“啪!”笑声停了。刘建,班上出了名的刺头,比我高一个头,壮得像头牛,慢慢转过身来,咧嘴笑了:“哟,死人妖,敢打老子?”他一挥手,几个男生围上来。我被揪着衣领拖到过道里,拳头雨点般落下。后背、肩膀、手臂,到处都在疼。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那顿打我挨了很久。可那天起,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不为别的,只为给曾卫老师一点慰藉。

      后来我发现,和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两个人。班长陈琳,还有邵依萍,她话不多,总是坐在角落里看书,戴一副圆框眼镜,安安静静的,是林雯静大姑姑的女儿。我们几个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小团体。下课了,别人疯玩,我们凑在一起背单词。放学了,别人走了,我们留下来做阅读理解。曾卫老师知道后,主动留下来给我们补课,她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期中考试,我们四个全部冲进英语年级前十。

      可林雯静,是比曾卫老师更亮、更近、也更让我不知所措的一道光。

      “曹枚,这道题你会吗?”她侧过身把练习本推过来,手指点着一道选择题。她的手指很细很白,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我盯着那道题,大脑一片空白,不是不会,是她离我太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道,有点像栀子花。

      “曹枚,你身上有一种少女的体香,像什么呢,对了,茉莉花的味道!”从那天起,我才发现自己身上会散发出茉莉花香。

      “这道数学题我不会……”我听见自己说。“那我教你。”她笑起来,眼睛弯成两个月牙。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头。她又笑:“那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了一遍。她点点头:“对了。曹枚,你不笨嘛。”我低下头,脸烫得厉害。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对练英语口语。她读一句,我跟一句。我发音不准的时候她会笑,不是嘲笑,是那种“你好可爱”的笑。然后放慢速度,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我。我们一起做数学习题。她给我讲题,从不嫌烦。有时候讲完了叹一口气:“曹枚,你怎么语文英语那么好,数学就这么不开窍呢?”我就笑:“不知道。”她说:“没事,我给你补。总有一天能补上来。”

      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476分,全班第二,历史地理双科年级第一。成绩单发下来那天,她扭过头,眼睛亮晶晶的:“曹枚,你真厉害。全班第二呢!”我想说“是你教得好”,可话到嘴边变成了:“你第几?”“第一。比你高三分。”“那我下次超过你。”“好啊,我等着。”

      后来,我们的身影出现在学校操场边的老槐树下。春天槐花开得满树都是,香味淡淡的,花瓣飘下来落在她肩膀上。她坐在我旁边,膝盖上摊着英语课本,嘴里念念有词。“曹枚,你背到第几课了?”“第八课。”“我才背到第七课,你等等我。”我说好。可我等的时候不是在背书,是在看她,看她低头翻书的侧脸,看她偶尔抬头看槐花的眼睛,看她被风吹乱的刘海。她不会知道,那一刻我多想伸手替她理一理那几缕头发。但我没有。我只是坐在那里,假装也在背书。

      “表姐,你俩真像一对情侣!”“死妮子,拿我开涮呢!”邵依萍和林雯静追逐着打闹,我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她们。

      有一天,我们聊到很晚。夕阳已经落下去,操场上没有别人。槐花的香味在暮色里变得更浓。“曹枚,你小时候是不是过得很苦?”我愣住了。“我听那些来自擒龙村的校友们说过一些,说你生在乱葬岗,说你眉心里有颗红痣,说你是……”她没说完。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天煞孤星,克亲的灾星。

      “那些都是瞎说的,”她忽然说,“我不信。”我抬起头看她。“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你会为曾卫老师出头,会帮陈琳她们补课,从来不说别人坏话。那些骂你的人,你从不还口。你只是默默地忍着。”她的眼睛在暮色里亮亮的。“曹枚,你不是灾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那一刻,我说不出话。只是眼眶忽然热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人讲了我的故事。讲乱葬岗,讲六条人命,讲那颗红痣,讲那团火。她一直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讲完了,过了很久,她轻轻说:“曹枚,你很勇敢。换了别人,可能早就撑不住了。可你还在跑,还在努力,还在对这个世界好。”她伸出手,握了握我的手。“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温暖的话。

      她告诉我,她爷爷是清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她爸是农机局的。“我有个小姑叫林疏影,在省师范大学文学院读书,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过。她说以后要当作家。”我说:“那你呢?”她想了想:“我想当老师。像曾卫老师那样的好老师。”然后问我。我说不知道。“你跳舞那么好,可以当舞蹈家呀。”我摇摇头:“我跳舞,只是心里那团火需要烧出来。”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那团火,一定要一直烧着。”“我会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班里渐渐有了闲话。

      起初只是窃窃私语。后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嘀咕,我一回头她们就低下头。我没在意。可后来话越传越离谱。从“林雯静喜欢她同桌”,变成“林雯静和死人妖搞在一起”,再变成“难怪她成绩掉那么快”。还有人说,那个“假姑娘”是天煞孤星,克死了家里六口人,谁沾上谁倒霉。

      有一天放学,我听见后排几个女生窃窃私语。“……听说了吗?林雯静好像喜欢上一个人。”“谁啊?”“就那个她同桌。”“曹枚?那不是个女的吗?”“谁知道呢,听说是个‘假姑娘’……”“啧啧,真恶心。”

      我攥紧书包带,快步走出教室。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林雯静还没走,低着头趴在桌上,肩膀在微微发抖。邵依萍站在她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我想走过去,可我最终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走过去是帮她,还是害她。

      初二上学期,她的成绩开始往下掉。从第一,掉到第五,掉到第十。帅梅老师找她谈话,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邵依萍私下跟我说:“我表姐最近压力很大。她爸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那些话,在家发了好大的火。”“她还好吗?”“不太好。可她不让告诉你。她说你够苦的了,不想让你再操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照在眉心的红痣上,伸手摸了摸,滚烫的。我想起爷爷说过的话,离他越近的人,越替他扛着。是我害了她吗?

      她爸来学校那天,我在走廊上远远看见了。穿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戴眼镜,脸色铁青。帅梅老师在办公室里面说着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走的时候狠狠瞪了我一眼。那一眼,像刀子。后来邵依萍告诉我,她舅舅回家后发了很大的火:“你知不知道外面怎么说你?说你在学校跟个不男不女的东西混在一起!我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林雯静没哭,只是跪在地上,一言不发。

      她开始躲我。不是明显的躲,是那种你明明坐在她旁边却觉得隔着一道墙的躲。她不再扭头给我讲题,不再问我背到第几课,不再笑着说“曹枚你一定要追上我哟”。她只是低着头,写作业,看书,一句话也不说。偶尔我鼓起勇气问她“雯静你还好吗”,她会抬起头看我一眼,那一眼里,什么都没有。

      有一次,我在她课桌上看到一张纸条,写着几行字。不是作业,是抄的什么东西。我偷偷看了一眼:“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后来查字典才知道:众口一词,能把金属熔化;流言蜚语,能把骨头销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话是可以杀人的。

      那天之后第三天,她没来上学。第四天,也没来。

      后来邵依萍告诉我细节。林雯静死前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一封信。写完了,撕掉。再写,再撕掉。

      最后一次,她没有撕。

      那天晚上,我坐在茅草屋二楼的阳台上,看着国道上的车灯一辆一辆地划过黑夜。眉心那颗红痣烫得厉害。我没有哭。我只是坐在那里,把弹壳哨子攥在手心里。黄铜被我的体温捂暖了,又凉了,又捂暖了。

      我想起爸爸管上千人。想起爷爷的烟锅子。想起妈妈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扎在鞋底上,一针一针,像扎在什么东西上。

      我想起林雯静说:“那团火,一定要一直烧着。”

      我低头看着掌心里的弹壳哨子。黄铜的表面磨得光可鉴人,映出我模糊的脸,长头发,白皮肤,眉心一点暗红。

      我是曹枚。十六岁的关口在前。

      路长,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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