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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过野麦 两个人慢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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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春来得很晚。黄土坡上终于冒出了一点绿,野麦子在田埂边肆意生长,给这片贫瘠的土地带来了一丝生机。
林屿安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的手掌磨出了茧,不再像以前那样娇嫩;他学会了抡锄头、割麦子,虽然动作还不算熟练,却也能赚到足够的工分;他不再想念北京的繁华,反而觉得这片土地的沉默,让他心里踏实。而陈守山,就像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依靠。
陈守山的日子依旧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生活里多了一些隐秘的牵挂。他会在赶集时,特意绕远路,去供销社给林屿安买一块水果糖——那是城里孩子才吃得起的东西,他自己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趁没人的时候塞给林屿安;他会在播种时,把林屿安负责的地块选在离水源近、土壤肥沃的地方,自己则去开垦那些偏远的荒地;他还会留意天气变化,提前把晒干的柴火送到知青点门口,让林屿安冬天能烤火取暖。
村里的风言风语渐渐多了起来。有人说“林知青和陈守山走得太近,肯定没好事”,有人说“陈守山是不是被林知青带坏了,忘了自己是贫农成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两人的心上。村支书王得志也找过陈守山谈话,坐在他家的土炕上,喝着他递的粗茶,语气严肃:“守山,你是贫农,根正苗红,可不能跟成分不好的人纠缠不清,影响自己的前途。”
陈守山坐在对面的板凳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他是好人。”
“好人?”王得志冷笑一声,“成分不好,能算好人?我告诉你,你最好离他远点,不然别怪我没提醒你,到时候连累了自己,可没人帮你。”
陈守山没再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可走出村支书家,他该做的依旧做,只是更加谨慎,不再在人前和林屿安有任何接触,所有的关心,都藏在无人察觉的细节里。
有一次,村里开批斗大会,台上批斗的是一个“投机倒把”的村民,台下的人都要喊口号。王得志忽然把目光投向林屿安,指着他说:“林屿安,你成分不好,更要主动揭发,说说你父亲是不是也有反动言论?”
林屿安浑身一僵,嘴唇抿得紧紧的,摇了摇头:“我父亲没有。”
“没有?”王得志上前一步,抬手就给了林屿安一个耳光,“你还敢嘴硬!成分不好的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清脆的耳光声在空地上响起,台下一片死寂,没人敢说话。林屿安的脸颊瞬间肿了起来,嘴角渗出血丝,他咬着牙,忍着眼泪,倔强地看着王得志。
陈守山站在人群最前面,握着锄头的手青筋暴起,指节泛白,手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他的眼睛里像藏着一团火,死死地盯着王得志,胸口剧烈起伏着,像是在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好几次想冲上去,却又硬生生忍住了——他知道,自己一旦动手,只会给林屿安带来更大的灾难。最终,他只能硬生生地把目光移开,看向远处光秃秃的黄土坡,眼眶却红了。
批斗会结束后,林屿安一个人跑到河边,用冷水洗脸。脸颊火辣辣地疼,心里却更疼。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命运的枷锁。
“擦擦。”
陈守山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他递过来一块干净的粗布巾,还有一瓶跌打酒——是他托人从县城买来的,平时自己舍不得用。林屿安接过,默默擦拭着脸上的水渍,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布巾上。
陈守山没说话,只是蹲在他身边,看着河水静静流淌。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上的补丁,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别往心里去,王得志就是那样的人。”声音很低,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我想家了。”林屿安哽咽着说,声音带着压抑已久的委屈。
陈守山沉默了片刻,缓缓说:“等风头过了,会好的。”他抬起头,看向林屿安,眼神里满是坚定,“有我在。”
这是他第一次说这样的话,简单的三个字,却像一颗定心丸,让林屿安的心瞬间安定下来。他知道,陈守山的“有我在”,比任何承诺都管用。那天晚上,陈守山在林屿安的土窑门口守了一夜,靠着门框,手里握着一根木棍,警惕地看着四周。林屿安躺在炕上,听着门外轻微的呼吸声,心里暖暖的,不再觉得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