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云骸Cloud

2、破斧 三岁之

　　三岁之后，开始记事。
　　我记得的事情不多，但都黏糊糊的，和苏州的天气一样。
　　我记得夏天的晚上，蚊帐外面的蚊子嗡嗡嗡地叫，我妈坐在床边摇蒲扇。蒲扇的边磨得毛了，扇出来的风是温的，带着她身上的汗味。她摇着摇着就停下来了，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翻个身，她又开始摇。一晚上反反复复，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走走停停。
　　我记得雨天的早晨。雨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屋角漏水，我们只能用一只搪瓷脸盆接着。水珠从天花板上一滴一滴落下来，敲在盆底上，叮，叮，叮。我蹲在脸盆旁边数水滴，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多少，只好从头再来。我妈躺在床上还没起，被子蒙着头，露出来的那一截脚踝上有一块青。
　　我记得那木质的扇门，用了几十年，门板中间裂了一条缝。我从缝里看出去，能看见巷子里路过的脚。布鞋、胶鞋、拖鞋、光脚。那些脚走过去，带着泥、水、落叶、瓜子壳。有一双脚停下来，在我家门口站了很久，他穿着黑布鞋，鞋面上的布磨出了毛，脚趾的位置鼓起来。我看了很久那双脚，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后来他走了。走的时候用鞋底在门槛上蹭了蹭，蹭掉了一块干泥巴。
　　我记得我妈烧饭的样子。灶台很小，上面搁着一只乌黑的铁锅。她把油倒好，等油热了，把切好的青菜倒进去，嗤啦一声，白烟升起来。那白烟里有饭菜的香味，也有呛人的辣味。
　　她炒菜的时候不说话，背对着我，肩膀往下塌着，像担着什么看不见的重东西。菜炒好了她盛进碗里，那只碗是豁了口的，汤从豁口往外渗。
　　她端着碗走到桌边，放在我面前，说吃吧。
　　我妈自己不吃，她坐在对面，面前搁着一只小酒杯。
　　酒水是透明的，在灯光底下晃着，像一小片流动的空气。她把酒杯端起来，抿一口，放下。再端起来，再抿一口。
　　一顿饭的工夫，那只小酒杯空了三四回。
　　桌上的菜慢慢凉了。油凝在表面，结了一层白膜。我扒着饭，一口一口。我妈看着窗户外面，不知道在看什么。
　　窗外就是巷子的墙，青砖砌的，缝里长着青苔。那面墙她看了十几年，大概每个砖缝都记熟了。但她还是看。好像看得久了，墙会裂开一道口子，从那边透过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似的。
　　我吃完饭自己把碗收了，够不到灶台，就搬个小板凳踩着，把碗放进水池里。
　　水池里的水是凉的，手指伸进去，能感觉到水底一层滑滑的东西。我用手把碗底的米粒抠掉，放在边上。
　　我妈还坐在桌边。酒杯又满了。她这次没看墙，看着我。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怎么。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没说出来。只是把酒杯端起来，一口喝了。
　　那天晚上她吐了。吐在门口的下水道边上。我听见声音跑出来，看见她趴在那里，两只手撑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吐出来的东西混着酒味和胃酸味，在空气里发酵出另一种味道。
　　我站在她身后，想上去扶她，又不敢。
　　她吐完了，侧过头来看我一眼，说没事，你进去。
　　我没进去。我站在那里，等她站起来。她试了两次，第三次才扶着墙站稳。站起来之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角，那只手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泪还是什么。
　　她又看了我一眼，这次什么都没说，从我身边走过去，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不大，只是咔嗒一声。
　　我站在门外，听见她在里面哭。声音压得很低，像隔了一层棉被。
　　我听了很久，直到那声音没了。
　　院子里黑下来了，蚊子围着我转。我蹲在门槛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膝盖上有一块疤，是前几天摔的。结的痂还没掉，硬硬的，像贴了一小块砂纸。
　　后来我经常蹲在那道门槛上。门槛被无数双脚踩过，中间凹下去一截。我坐在那截凹陷里，下巴搁在膝盖上，看巷子里的人来来往往。
　　团结巷的白天很吵。收废品的骑着三轮车，车把上挂一只铁皮喇叭，喇叭里循环放着录音，收购旧报纸旧家电旧书。那声音刺耳又含混，一个字都听不清，但整条巷子里的人都听得出来是收废品的来了。
　　有老太太提着蛇皮袋出来卖旧纸壳，讨价还价的声音能从巷头传到巷尾。
　　卖豆腐的也来。骑一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两只白铁皮桶，桶里泡着豆腐。
　　他停在巷口，拿一块木板拍打车身，梆梆梆三声。不用喊，全巷的人都出来买。我妈也去买，手里攥着一块五毛钱，买了半斤豆腐。
　　她用碗端着豆腐往回走的时候，豆腐在碗里颤颤巍巍的，像一团白晃晃的眼泪。
　　那时我大概四五岁。已经开始在巷子里乱跑，跑得满腿都是泥。
　　我妈不拦我，她没那个力气。
　　她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择菜，择一把空心菜，择得慢慢吞吞的，一根一根地摘，摘完泡水里，再捞出来，然后摘第二遍。好像她有的是时间。事实上她确实有的是时间。除了等我爸回来、等酒瓶子空掉、等天黑天亮，她没别的什么事。
　　我在巷子里奔跑的时候总会碰到别的孩子。
　　团结巷的孩子不少，男男女女，大的带小的，小的再带更小的，像一串拴在一起的蚂蚱。
　　他们玩的东西很简单：滚铁环、拍画片、跳房子、捉迷藏。
　　我不太和他们玩。我身上常年一股汗馊味，我妈洗得不勤，衣裳换得也不勤。孩子们闻得出来。他们不说什么，只是玩的时候不叫我。
　　我在边上站着，看着，有时候蹲着，蹲到脚麻了，自己站起来走开。
　　有一回他们捉迷藏，缺个人。其中一个男孩朝我招招手，说喂，你来不来。我说来。他让我数数，从一数到二十，不许睁眼。我靠在墙上，从一数到二十。
　　我数得很慢，因为不知道数完了能干什么。
　　数完二十，我睁开眼，巷子里空了。我找了一圈，他们都不在。那天下着小雨，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
　　我站在巷子中间，前后看了看，一个人都没有。
　　雨越下越大，打在青砖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那些水花一朵一朵地开，又一朵一朵地灭。
　　我后来知道他们从巷子那头跑了，翻墙到了隔壁的院子里，在那边继续玩。没人告诉我。
　　我站在雨中站了很久，站到雨停了，天开始擦黑。
　　我妈从屋里出来找我，看见我湿漉漉地站在巷子里，愣了一愣。她说你站这儿干什么。我没说话。她也没再问，拉着我的手往回走。
　　我的手是凉的，她的手也是凉的。我们俩牵着手走在巷子里，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一高一矮，像两根歪歪扭扭的筷子。
　　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烧了一锅姜汤。姜是隔壁安徽女人给的——她男人在菜市场卖姜。
　　姜汤煮出来黄澄澄的，辣得呛嗓子。我端着碗慢慢喝，喝一口歇一口气。我妈坐在对面看着我，这次她面前没有酒。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大拇指一下一下地绕着圈。
　　她说，那些孩子是不是不跟你玩。
　　我嗯了一声。
　　她说，没事，以后他们求着跟你玩。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以前没说过这种话。也许那天她没喝酒，闲来无事，冒出两句豪言。
　　工作后我偶尔会想起这句话。她没说错。现在是有很多人求着我一起玩，求着我帮忙，求着我破案。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那天晚上，我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姜汤，每一口都辣得我想流眼泪。
　　每次我蹲在墙头看船的时候，心里那个念头就越来越清楚。
　　那条河是通向外面的，他们都这么说。
　　船从苏州开出去，开到上海，开到更远的地方。船上的人站在船头，风吹着他们的头发，他们的脸是平的，不皱巴，不像团结巷的人。
　　我想坐船。我不知道船票多少钱，但我想坐。
　　有一回我蹲在墙头上的时候，我妈从院子里经过，抬头看见了我。她没叫我下来。她就那么仰头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天快黑了，她的脸在暗下来的光线里像一张旧照片，泛黄、模糊、边缘卷曲。
　　她说，你爬那么高干什么。
　　我说看船。
　　她说，船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船能走。
　　她没说话了。她低下头，进厨房去了。
　　那天晚饭她做了个鸡蛋汤，把唯一的鸡蛋打了，搅散了，倒进滚水里。汤端上来的时候，蛋花在碗里飘着，白一块黄一块。她用小勺舀了一勺，吹了吹，递到我嘴边。
　　那天晚上她又喝酒了。坐在窗户边上，对着那面青砖墙，一小口一小口地抿。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后背上，把她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
　　那个影子很瘦，脊椎骨的轮廓清清楚楚地支棱着，像一把撑开了的伞骨。
　　那把伞撑了那么多年，里面的布早就烂了。就剩个架子。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透过蚊帐那个洞又看见了天花板上的裂痕。那条裂痕越来越长了，从这头到那头，弯弯曲曲地画了一条线。
　　我盯着那条线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坐在一条船上，船在河上走，两岸是青灰色的房子，房子后面是树，树的后面是天。天是橘红色的，像烧着了。
　　船不紧不慢地往前，我坐在船头，两只脚伸在河面上晃荡。河水温温的，有股青草的味道。
　　醒时天还没亮透，窗户外头是灰蓝色的。我妈还在椅子上坐着，头歪在一边，睡过去了。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没碎，滚到墙根底下停住。
　　我看着她歪在椅子上的样子——脖子弯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嘴微微张着。
　　月光已经没了，她整个人陷在灰蓝色的晨光里，像一块被水泡烂了的木头。
　　我没叫她，只是觉得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又闭上了眼睛。
　　那样的梦我再也没做过。但那条河我记着，那种暖的、带青草味的风，那种慢慢走着的、不着急的感觉从未消散。
　　在刑侦支队加班到凌晨的时候，在蹲守疑犯的夜里，在给受害者家属做笔录的间隙，偶尔，就那么恍惚一下，我好像又坐在了那条船上。
　　我上小学之前的那一年，我妈生了场病。不算大病，是胆囊炎。疼起来的时候她蜷在床上，整个身子弯成一只虾，额头上的汗一颗一颗地往外冒。
　　我站在床边，不知道干什么。
　　她说，稳赚，去隔壁叫一下刘婶。
　　我跑出去，跑到刘婶家那间屋子门口，门锁着，人不在。
　　我又跑回来，站在她床边，说刘婶不在。
　　我妈咬着牙说，那就去巷口买点药，治胆的药，跟药店的人说。
　　她的手在枕头底下翻着，翻了半天，指头抖着给了我两块钱。我把钱接过来，攥在手心里，往外跑。跑出巷子，跑过两条街，跑到药店门口。
　　药店的柜台很高，我踮起脚也看不到上面摆着的东西。我说要治胆的药。店员看了我一眼，说谁吃。我说我妈。他说你妈什么症状。我说她疼，缩在一起，头上冒汗。店员从柜台下面拿了一盒药，问我五块。我说只有两块。他说那去对面的诊所看看，诊所便宜。
　　我又跑去了诊所。诊所的大夫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听了我说的情况，给我开了一瓶药片，白色的小圆片，瓶子上贴着张手写的标签。他说三块。我把攥得皱巴巴的两块钱放在桌上，说只有两块。
　　老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两块钱，犹豫了一下，说你拿去吧，回去让你妈多喝水。
　　我攥着那个药瓶子跑回家。我妈还蜷在床上，姿势都没变过。我把瓶子递到她面前，她睁开眼看了看，伸手接过去，拧开盖子倒了两粒出来，干咽下去。
　　咽完之后她闭上眼睛，躺了一会儿。
　　那阵疼好像过去了，她的眉头松了一点。
　　她问我钱够不够。我说够，大夫少收了一块。
　　那瓶药后来吃完了，瓶子没扔。我妈用它装了些针头线脑，放在柜子抽屉里。我后来翻抽屉的时候看到过那个瓶子，标签已经褪了色，什么字都看不清了。
　　那次病之后，我妈喝酒喝得更凶了。
　　以前她只有晚上喝，现在白天也喝。有时候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她倒酒的动作已经很熟练了，酒瓶子倾斜的角度、流下来的速度、停下来的时间，每一步都精准得像量过。
　　那只搪瓷酒杯她用了不知道多少年，杯壁上积了一层洗不掉的褐色痕迹，像年轮。
　　她喝了酒之后话会稍微多一点，但说的东西我听不懂。有时候是她厂里的事——谁谁谁偷了她的手套，谁谁谁跟主任好上了。有时候是她娘家的事，说这些的时候她眼睛看着窗户外面，好像那些事发生在窗外。
　　窗外的墙一动不动地立着。
　　我坐在小板凳上做作业。作业是借来的，因为还没上学。
　　早年间我唯一的玩伴刘洋走之前给我留了一本旧课本，一年级的语文。
　　那天他把课本塞在我手里，说等我学会了认字就可以给他写信。
　　他留了一个地址，是安徽的一个村子。
　　我后来把那本课本的封面都翻烂了，也没有写过一封信。字是学会了，但不知道写什么。
　　刘洋在安徽的那几年我偶尔从别人嘴里听到他的消息，说他上了初中，说他爹的腿好了但落了点毛病，说他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后来再也没有了。
　　那本课本我一直留着。里面有几个页码折了角，是刘洋看的时候折的。
　　我后来摸到那些折角，就仿佛摸到了他的手指。他在安徽过的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但大概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好一点，至少他爸妈对他不错。
　　我把课本摊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着认着就困了，脑袋一歪一歪的。我妈还在喝酒，喝一口、停一停、再喝一口。酒瓶子里的液面一点一点往下降，像沙漏里的沙，漏完了，一天就过去了。
　　那天下午有个男人来敲门。他站在门口，身量不高，穿着一件蓝布衣裳，袖口卷到胳膊肘上。他说我找许三。
　　许三就是我爸。
　　我妈从屋里走出来，靠在门框上，说许三不在。
　　那个男人问欠的钱什么时候还。
　　我妈说你找他去，我不当家。
　　男人说你是他老婆，找不到他就只能找你。
　　我妈说反正我不知道，你自己多找找，没准就找到了。
　　男人站了一会儿，他看了看院子里的晾衣绳和那件搭在绳上洗得发白的衣裳，又看了看我妈。我妈靠在门框上，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男人最后说，等许三回来你跟他说一声，月底之前不还，别怪我不客气。
　　然后他走了。脚步踩在青砖地上，笃、笃、笃，不急不慢的。
　　门关上了。我妈还靠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塌慢慢滑下去，蹲在了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她的肩膀一抽一抽的，但没有声音。酒瓶子在桌上，还剩个底。她蹲了很久，久到太阳往西斜了一大截。后来她站起来，把酒瓶里剩下的全倒进杯子，一口灌了。喝完她用手背擦了擦嘴角，进厨房去了。
　　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
　　破天荒地，他带了一只烧鸡。烧鸡用油纸包着，油纸上面洇出几片深色的油迹。
　　他推门时我在做作业，他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低头看了看我膝盖上的课本，然后伸手在我头上拍了一下，那一拍不重，像掸灰。
　　他把烧鸡放在桌上，让我吃，然后坐在边上，自己撕了一只鸡腿啃。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了看烧鸡，看了看我爸，问哪儿来的钱。
　　我爸啃着鸡腿含含糊糊地说赢了点。
　　我妈问欠的账怎么办。
　　我爸说管那些，先吃了再说。
　　他把另一只鸡腿撕下来递给我，说，小子你吃。
　　我接过来，那只鸡腿油乎乎的，还烫手。
　　我咬了一口，皮是脆的，肉是嫩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一只鸡腿。
　　我妈没吃。她坐在门槛上，背对着我们。
　　我看着她后背的那道弧度，脊椎骨还是那样支棱着。
　　她轻轻地说，日子总要过下去的。我爸嘴里塞着肉，含混地应了一声。不知道听没听见。
　　那只鸡我们仨分着吃了大半，剩了一小半搁在碗柜里。
　　第二天早上起来，碗柜空了。我妈看了看，没说话。我爸那天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有点事。
　　后来我才知道，那只烧鸡大概是他用最后一点脸面赊来的，目的不过是回家住一宿。
　　第二天走了之后，他又有半个月没回来。
　　半个月后回来的时候，他的右手缠着纱布。他说是干活的时候划的。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然后把手背到身后去了。
　　他带着那只手回来住了三天。那三天他没出门，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搁在膝盖上，纱布被晒得发黄，偶尔有苍蝇落在上面。他也不赶，就让苍蝇趴着。偶尔抬起手来挥一下，然后又放回去。
　　那三天，我妈一口都没喝。她把家里剩下的钱都拿了出来，买了排骨、买了鱼、买了鸡蛋，每天换着花样做。做的菜多了，灶台上的油烟也就把窗户都糊了一层。
　　她端着菜上桌的时候，脸上有一种我没见过的东西。那叫希望。但那点希望太薄了，薄得像一层霜，太阳一出来就化了。
　　三天后我爸走了。走的时候他把碗柜底下藏的最后十块钱拿走了。那是我妈留着交水电费的。
　　我妈从厨房追出来，追到巷口，喊了一声许三。我爸没回头，脚步也没慢。她就站在巷口，看着他的背影拐过街角，不见了。
　　她在那儿站了很久，站到天快黑了。
　　那天晚上她又喝了半瓶。喝完之后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给她披了件衣裳，衣裳是她的那件灰褂子，袖子破了洞。
　　我给她披上的时候她动了动，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把灯关了，自己也躺到床上。黑暗里她的呼吸声很重，一下一下的，像拉风箱。
　　我躺在黑暗里，想起了昨天那只鸡腿。想起了刘洋走的那天。又想起了墙头看船的那个下午。那些事在黑暗里像一块一块碎玻璃，零零碎碎地铺在那里，踩上去就咯吱咯吱地响。
　　我翻了个身，把脸贴在枕头上。枕头上有一股汗味，分不清是我妈的还是我的。
　　我闭上眼，在那个汗味里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到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早晨的阳光从门缝里照进来，一条细细的光带横在地上。光带里有灰尘在飘。
　　我妈还趴在桌上，头歪在一边，脸上压出一道红印子。那只灰褂子滑到了地上，我把它捡起来，又重新给她披上。她这次没动。
　　我蹲在门槛上吃昨天剩的冷饭。
　　巷子里有人挑着担子过去，卖的是藕粉圆子，喊声拖得很长，尾音在巷子里回荡着，像一根颤颤的弦。
　　我心里那个念头又冒出来了。
　　我得走。我得离开这里。
　　我把碗里的最后一粒米扒进嘴里，嚼了很久。酱油的咸味在舌尖上慢慢散开。
　　我把碗放下，站起来，走到院子那头。那面墙上有一道裂缝。
　　我伸手摸了摸那道裂缝，里面是湿的。
　　苏州的墙，没有一处是干的。
　　我妈在屋里翻了个身，椅子腿在地面上刮了一下，吱呀一声。
　　那声音在早晨的安静里传出去很远，一直传到巷口，和卖藕粉圆子的喊声混在一起，然后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