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七章 铁一中录取通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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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是七月底到的。天热得邪乎，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冒黄烟，有气无力，在半空悬着，像条半死的黄鳝。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在胡同口响了三次，张玉芬才从糊火柴盒的案板上抬头——手一抖，糨糊刷子在纸上拖了道长长的白痕。
“挂号信！”邮递员扯嗓子喊。
张玉芬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围裙是旧床单改的，洗得发白，糨糊在上面留了个透明的印子。她小跑出去，腿有些软——这几天总梦见姚华落榜，梦见成绩单被雨淋湿，红墨水化开，流成一条河。
邮递员是个年轻人，满脸汗，制服贴在背上。“签字。”递过来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厚，右下角印着“市铁路第一中学”几个红字。张玉芬手开始抖，签名写得歪扭，最后一笔拉得老长，像要逃出那个小方格。邮递员撕下回执，看她一眼：“孩子考上了？”
“不、不知道……”
“铁一中好啊，”邮递员蹬上车，“这学校能连着上高中，我弟去年考上的，将来准上重点大学。”
车铃又响了，渐行渐远。张玉芬站在胡同口，捏着信封，半天没动。太阳白花花，晒得人头晕。信封在手里有了重量，沉甸甸，像块砖。
她没敢拆，走回家，放堂屋桌上。桌子是姚建国父亲留下的，腿断了，用铁丝缠着。信封在斑驳漆面上显得格格不入，崭新，挺括，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姚建国在院子里蹲着，看一个方向，动也不动，愣神。张玉芬走到门口，喊：“建国。”
“嗯？”头也没抬。
“信来了。”
姚建国慢慢直起身，手在裤子上抹了抹，留下两道土印。他走过来，站在门口，看桌上的信封，看了很久。然后说：“拆吧。”
“你拆。”
姚建国摇头：“你拆，你手干净。”
张玉芬手其实不干净，指甲缝里还有糨糊。但还是走过去，拿起信封。封口粘得牢，撕了一下，没撕开。又撕，撕开个小口，再用力，“刺啦”一声，口子裂大了。
里面两张纸。一张录取通知书，印着校徽，下面是姚华的名字，铅字印的，端端正正。另一张缴费通知单，列一串数字：学费八百，书本费二百四，校服费一百六，住宿费三百……最下面合计：一千五百二十元整。
张玉芬先看录取通知书。识字不多，但“姚华”认识，“铁一中”也认识。看了三遍，递给姚建国。姚建国接过，手有点抖，纸哗啦哗啦响。盯着上面的字看，看了很久，突然笑了，笑得很怪，嘴角向上扯，眼睛却红着。
“考上了。”他说。
“嗯。”
“铁一中。”
“嗯。”
姚建国把通知书放回桌上，放得很轻，像怕碰碎什么。然后拿起缴费单，只看一眼，就放下了。转身往外走，走到院子里，蹲下，继续修车链子。钳子捡起来，手抖得厉害，对了好几次才对准链扣。
张玉芬跟出来，站他身后。“一千五百二。”
“嗯。”
“加上赞助费，还差……两千多。”
姚建国没应，用力拧紧钳子，链扣“咔哒”一声，接上了。摇脚踏板，轮子转起来，链子还有点松，哗啦哗啦响。
“怎么办？”张玉芬问。
姚建国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土和油混一起，成了黑泥。“我去借。”
“跟谁借？”
“总有地方借。”
说完往外走，连手都没洗。张玉芬看他背影，衣服后背湿了一大片，贴瘦削的脊梁上，能看见一节节脊椎骨的形状。她突然觉得，这男人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小过，小得像要被太阳晒化了。
姚建国先去了二舅家。二舅正在院子里浇花，用个破搪瓷缸子，掉瓷掉得厉害，露出黑铁。
“借钱？”二舅放下缸子，“多少？”
“五百。”
二舅笑了，笑得很苦。“建国，不是我不借，你瞅瞅我这院子，瞅瞅我这屋，像有五百块钱的样子吗？”
姚建国没说话，眼睛盯着地上的蚂蚁。蚂蚁在搬死苍蝇，几十只抬着，摇摇晃晃走。
“孩子考上铁一中是好事，”二舅递他根烟，“可这好事……太费钱。”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还？”
“我干活，慢慢还。”
二舅抽口烟，烟雾在热空气里升得慢。“这样吧，我给你一百。再多真没了，你舅妈看病还得花钱。”
一百就一百。姚建国接过钱，是十张十元的，叠得整齐。他没数，塞进裤兜。裤兜里原来就有钱，这两天拉货挣的，二十三块四毛，和这一百混一起，厚了些。
“谢谢二舅。”
“谢啥，”二舅摆摆手，“孩子出息了，比啥都强。”
从二舅家出来，姚建国在胡同口站了会儿。太阳正毒，晒得柏油路面发软，踩上去黏鞋。他想起姚华小时候，三岁吧，摇摇晃晃在胡同里跑，摔倒了，不哭，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跑。那时候想，这孩子倔，像他。可现在觉得，姚华的倔和他不一样——姚华的倔是往上，摔倒了也要往前跑；他的倔是往下，站着不动，也在往下沉。
第二家去远房表姑。表姑住楼房，三楼，爬上去喘得厉害。敲门，表姑开门，看见他，愣一下。
“建国？稀客啊。”
“表姑，”姚建国说，“想跟您借点钱。”
表姑让他进屋。屋里比外面凉快，电风扇在转，吱呀吱呀。表姑给他倒杯水，水是凉的，杯壁凝着水珠。他喝一口，凉水顺喉咙下去，浇不灭心里焦灼。
“多少？”
“三百。”
表姑没说话，走里屋，拿张存折出来。“建国，不是表姑不帮你，你看看。”
存折打开，余额那栏写着：二百七十三块六毛二。
“你表姑父厂子半年没发工资了，”表姑说，“这钱，是留着买米的。”
姚建国点头，站起来。“那我走了。”
“等等。”表姑叫住他，从抽屉拿出手绢包，打开，里面是零钱，最大五块，最小一毛。她数出三十块，塞给他。“这点，给孩子买支好笔。”
姚建国接过钱，想说谢谢，但说不出口。他鞠个躬，转身走了。楼梯暗，一步一步往下，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像有另一个人跟着他。
傍晚时，借到了三百二十块。除了二舅一百，表姑三十，还有几个邻居，十块二十块凑。钱在裤兜里鼓起来，像长瘤子。但他知道，不够，远远不够。
回到家，姚华已经回来了。他正在看通知书，看得仔细，手指在“铁一中”三个字上摩挲。听见门响，抬起头，眼睛亮亮。
“爸。”
“嗯。”姚建国应一声，走到水缸边，舀瓢水洗脸。水是晒过的，温的，洗不掉脸上疲惫。
张玉芬在做饭，今天特意多炒个菜——西红柿炒鸡蛋。鸡蛋是跟邻居借的，三个，打碗里黄澄澄。西红柿自家种的，结得小，酸。
吃饭时，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姚华不时看眼桌上通知书，像在确认它是真的。张玉芬给姚华夹鸡蛋，一筷子，又一筷子，自己只吃西红柿。姚建国埋头扒饭，饭是昨天的剩饭，有点馊味，但他吃不出来。
吃完，姚华洗碗。姚建国叫住他：“华子。”
“嗯？”
“铁一中……好吗？”
姚华想了想，说：“老师说，是中环线以内的好学校之一。”
“之一？”
“还有南开、耀华、一中……”
姚建国不懂这些名字区别。在他眼里，学校只有两种：要钱的和不要钱的。铁一中显然要钱，而且要得多。
“去了好好学。”他说。
“嗯。”
“别像爸。”
这话说出口，他自己都愣了。姚华也愣了，碗在手里滑一下，差点掉地上。张玉芬擦桌子，动作停住了。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电灯泡在头顶晃，灯绳长长的，投下的影子也在晃。
姚建国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天黑了，星星还没出来，天是深蓝色，像块厚重绒布。他点根烟，“红恒大”，烟盒瘪了，最后一根。烟吸进肺里，辣，但有种实实在在感觉——还活着，还能呼吸，还能为一千五百二十块钱发愁。
张玉芬跟出来，站他身后。“还差多少？”
“借了三百二。”
“还差一千二。”
“嗯。”
“明天我去火柴厂问问，能不能多领点活。”
姚建国没应。他知道，糊火柴盒糊到死也糊不出一千二。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这辈子好像总在想办法，想出来的却总是死办法，走到头才发现是死胡同。
夜里，姚华睡着了。张玉芬在灯下缝衣服，姚华的校服，袖子短了，接上一截，用旧衣服上拆下来的布，颜色不一样，深一块浅一块，像打补丁。
姚建国坐门槛上，看夜空。星星出来了，密密麻麻，像撒把盐。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那时候总找自己的星，找不着，就问母亲，母亲指最暗的一颗说：“那颗，最暗的就是你。”
他问为什么我最暗。母亲说：“因为你不着调，不会发光。”
现在信了。就是那颗最暗的星，发不出光，只能在天上挂着，看别的星亮晶晶，看自己儿子也要变成亮晶晶的星——可变星要钱，很多钱，给不起。
“建国。”张玉芬在屋里叫他。
他进去。张玉芬从床底下拖出木箱子，打开，里面是她的嫁妆：一对枕巾，已经发黄；一条红纱巾，褪色褪成了粉色；还有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对银镯子，很细，已经发黑。
“这个，”张玉芬拿起镯子，“明天拿去古文化街当了。”
姚建国接过镯子，很轻，手里几乎没有重量。但知道这重量——这是张玉芬母亲留给她的，结婚那天戴过，后来就收起来，说等姚华结婚时传给儿媳妇。
“不能当。”
“那怎么办？”
姚建国答不上来。他攥着镯子，镯子硌着手心，冰凉。突然想起结婚那天，张玉芬戴这对镯子，手抬起来擦汗时，镯子碰一起，叮叮当当响，像风铃。那时候觉得，这声音真好听，能听一辈子。
“我再想想办法。”他说。
“你能想什么办法？”张玉芬声音突然提高，“姚建国，我跟你二十年了，你想出过什么办法？下岗的时候你说想办法，车丢的时候你说想办法，现在孩子上学要钱，你又说想办法！你的办法在哪？啊？”
姚建国站着，像根木桩。张玉芬的话像针，一根根扎进肉里。知道她说得对，从来没什么办法，办法就是喝酒，就是蹲河边发呆，就是等时间过去，等事情自己解决——或者自己烂掉。
“我去借。”他重复这句话，像念咒。
“跟谁借？你把能借的都借遍了！”张玉芬哭了，声音压很低，怕吵醒姚华，“姚建国，我求你，你哪怕硬气一回，哪怕去偷去抢，把孩子的学费挣来，我也认了！可你……你就会说‘我去借’！”
姚建国不说话。他慢慢蹲下来，蹲箱子边，看里面的东西。枕巾上绣着鸳鸯，一只头朝东，一只头朝西，永远碰不到一起。红纱巾原来大红的，现在褪色了，像干了的血。还有镯子，在手里，越来越沉，沉得拿不住。
“我去借。”又说一遍，然后站起来，往外走。
“你去哪？”
“你别管。”
他走出家门，走进夜色里。胡同很黑，没有路灯，深一脚浅一脚走。走到胡同口，停住了——不知道往哪去。世界这么大，却没一个地方能借一千二百块钱。
他在马路牙子上坐下，坐了很久。有夜班的人骑车经过，车灯扫过他，又扫过去，像探照灯扫战俘营。想起货场的探照灯，晚上拉货时，那灯亮得刺眼，能把人的影子钉地上，钉得死死的，动不了。
后来去了海河。河边有长椅，他躺上去，椅子窄，硌得背疼。他看天，星星还在，还是那么多，那么亮。找最暗的那颗，找着了，确实暗，暗得几乎看不见，但仔细看，还在那儿，没消失。
“你还在啊。”他说，对着那颗星。
星不回答，只是闪，很微弱地闪。
第二天，姚建国干了件这辈子最不想干的事——去找他父亲。父亲住养老院，二伯安排的，费用本是三个儿子平摊。姚建国那份一直由张玉芬出，每个月五十，从牙缝里省。
养老院在北郊区，倒三趟公交车才到，可能是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院门口有棵老槐树，树下几个老人在下棋，吵吵嚷嚷。他绕过去，走进楼里。楼道里有股消毒水味，混尿臊味，刺鼻。
父亲房间在二楼最里面。门开着，看见父亲坐窗前，背对门，一动不动，像尊雕塑。他敲门，父亲没回头。
“爸。”
父亲慢慢转过身。老了，老得认不出了，脸上布满褐色斑，眼睛浑浊，看人时要眯好久。
“谁？”
“我，建国。”
父亲眯眼看他半天，终于认出来了。“哦，建国啊。坐。”
姚建国在床边椅子上坐下。椅子铁的，凉。房间小，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就满了。窗台上摆着相框，里面全家福，很早以前照的，那时候母亲还在，他还年轻，三个儿子站一排，像三棵没长开的树。
“有事？”父亲问。
“嗯。”
“说。”
姚建国张嘴，话卡喉咙里。这辈子没跟父亲要过什么，小时候没有，长大了更没有。现在却来要钱，为了孙子。
“姚华……考上学了。”他先说这个。
“啥学？”
“铁一中，好学校。”
父亲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好，上学好。”
“可是……要钱。”
“多少？”
“一千五。”
父亲沉默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得很干，像枯树叶在响。“一千五……我一个月退休金才三百。”
“我知道。”
“你二伯上月来看我，说你也下岗了。”
“嗯。”
“那你咋活？”
“拉货，打零工。”
父亲盯着他看，看了很久，看得姚建国低下头。觉得自己像被剥光了，所有的无能、所有的失败都晾父亲眼前，晾在这个曾经一巴掌能把他扇倒的男人眼前。
“我帮不了你。”父亲说。
“我知道。”
“我也没帮过你啥。”父亲转头看窗外，窗外养老院的围墙，墙外有棵树，树上挂着塑料袋，风一吹，塑料袋就飘，像白色鬼魂。“你妈死得早，我……我对不起你们。”
姚建国没说话。想起母亲下葬那天，父亲一滴眼泪没掉，只是站坟前，站了很久。那时候觉得父亲心硬，现在觉得，也许不是心硬，是眼泪早就流干了，流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这个你拿去。”父亲从枕头底下摸出存折，递给他。
姚建国接过，打开。存折很旧了，开户日期1978年，余额：五百二十元整。
“我攒的，”父亲说，“本想留着……算了，你拿去。”
“爸……”
“别叫我爸。”父亲摆手，“我当不起。”
姚建国攥着存折，存折边角磨毛了，纸页泛黄。五百二十块，父亲攒二十年的钱，也许为买个好点的骨灰盒，也许为最后请人吃顿饭，现在都给了他。
“我会还。”他说。
“不用还。”父亲转回身，继续看窗外，“我死了，你给我买最便宜的盒子就行，剩下的，烧了。”
从养老院出来时，太阳正烈。姚建国在门口站一会儿，看那棵老槐树。树下下棋的老人吵起来了，为一个子儿，争得面红耳赤。他看了会儿，走了。
现在有八百四十块了。加上之前借的三百二，一千一百六。还差三百六。
三百六，不多，但对他来说，像三百六十座山。
回家公交车上，他睡着了。梦里回货场，拉棉纱，一车接一车，永远拉不完。累得喘不过气，想停，但停不下来，后面有人在推，推他的人是父亲，是张玉芬，是姚华，是所有欠了债的人。
醒来时坐过了站。他下车，往回走。路过工地，工地正在挖地基，大坑深不见底，像张开的嘴。他站坑边看了会儿，突然想，跳下去就好了，一了百了。
但没跳。还有三百六十块钱要挣。
那天晚上，张玉芬把镯子当了。当铺老板是个老头，戴老花镜，用指甲在镯子上划划，又放灯下看。
“成色不好，”老板说，“最多八十。”
“一百，”张玉芬说，“这是我妈传的。”
“八十，不卖拉倒。”
张玉芬咬咬嘴唇：“九十。”
老板看看她，又看看镯子。“八十五，不能再多了。”
“八十五就八十五。”
她拿着钱回家，钱是八张十元的，一张五元的，新崭崭。把钱放桌上，和姚建国借来的钱放一起。现在总数一千二百四十五元，够了，还多出二十五。
“够了。”她说。
姚建国看那堆钱，钱在灯光下泛光，像一堆碎玻璃，扎眼。想起父亲的存折，想起张玉芬的镯子，想起二舅的一百块，想起表姑的三十块……这些钱凑一起，凑成了姚华的未来。
而他，什么都没出——除了无能，除了借来的钱，除了让父亲掏棺材本，让妻子当掉传家宝。
“我对不起你们。”他说。
张玉芬没应，只是把钱收起来，一张张理好，用橡皮筋扎紧。“明天去交钱。”
夜里，姚华醒了，听见父母说话。声音很低，但还是听见了。
“镯子……以后挣了钱赎回来。”
“赎不回来了，当铺那老头精着呢。”
“那……我以后给姚华媳妇买对新的。”
“等你有钱再说吧。”
沉默。然后是他父亲的叹息，很长，很重，像从地底深处传来。
姚华闭眼睛，假装睡着了。但他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肩上压着的，不只是一个书包，不只是一千五百二十块钱，而是整个家的重量——父亲的愧疚，母亲的牺牲，那些借来的钱和当掉的东西，都变成了重量，压在他十四岁的肩膀上。
他知道，必须跑起来，拼命跑，跑得比所有人都快。不是为了出息，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只是为了有一天，能把那些当掉的东西赎回来，能把借来的钱还上，能让父亲不再说“对不起”，能让母亲不再半夜里偷偷哭。
窗外，友谊罐头厂的烟囱还在冒烟。黄烟融入夜色里，看不见了，但那股午餐肉的油腻味还在，黏空气里，黏肺里，黏在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像永远散不去的贫穷的气味。
姚华数烟囱冒烟的次数，一，二，三……数到一百时，睡着了。梦里在跑，跑在很长的路上，路两边是无数双手，有的递钱，有的从他手里拿东西，有的推着往前，有的拉着往后。跑啊跑，跑得喘不过气，但不敢停。
他知道，一旦停下，那些手就会把他撕碎。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第七章 铁一中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