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四章 村小的天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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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坨村小学的光荣榜统共只有半张挂历纸大，拿图钉按在传达室外墙上。红纸每年一换，旧的也不糟蹋，正好糊窗户缝，挡风。一九九四年冬天，姚华的名字第三回洇在那红纸上。墨吃得深，瞧着就比别的名字黑，跟盖了个戳似的。
校长姓于，退伍炮兵，说话像喊口令，一句话能把人顶一跟头。期末大会，他把姚华拎到旗杆底下，那手指头枯树枝似的，戳着成绩单：“语文九十八，数学一百，自然一百。”声音砸在冻硬的地面上，能砸出坑来。“都瞅瞅！这才叫念书！”
底下的学生仰着脸，哈出的白气连成一片雾。袁浩（外号大耗子）在第三排专心抠鼻子，他爹是村里杀猪的。去年光荣榜上也有他，在姚华下面隔五个人名。今年掉到第十五，回家挨了顿笤帚疙瘩，屁股肿得三天没敢挨凳子。
“介孩子，”于校长转身，冲着缩在人群里的张玉芬，声音低下来，可还是像打雷，“得去市里念。搁这儿，白瞎了。”
张玉芬裹着件灰扑扑的棉猴，袖口磨得发亮，能照见人影。她一个劲儿搓手，手上的冻疮裂了口子，渗血丝，风一吹，又冻住了。她张了张嘴，没出声，只点头。点得狠，嘎嘣脆，像要把脖子撅折了。
散了会，姚华留下扫礼堂。说是礼堂，其实就是间大点的平房，摆三十张瘸腿课桌，一推吱呀乱叫。扫帚划过水泥地，沙沙的，干巴巴的，像挠墙皮。于校长蹲门槛上卷烟，烟丝是自家种的旱烟，劲儿冲，呛得人直流泪。
“你爹呢？”于校长眯着眼问，烟雾把他脸都糊住了。
“知不道。”
“又喝去了？”
姚华没应声，把簸箕里的土倒进铁皮桶。土里有粉笔头、纸飞机、半块橡皮，橡皮上刻着“大耗子”，刻得歪歪扭扭，倒挺深。
于校长吐出口浓烟，那烟在冷空气里凝着，半天不散。“你妈不易，”他说，“你得争气。”
姚华点头。他早明白了——在这个家，争气是他一个人的活儿，像背着一座山走路，不能停，停了山就塌，先砸死的指定是自己。
回家的路得穿过整片菜地。冬天菜地秃了，垄沟结着冰凌，跟镶了牙似的。远处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冒着黄烟，那是加工午餐肉的味儿，油腻腻，黏糊糊，飘过来糊嗓子眼。姚华记得夏天这儿种满茄子，紫黑的茄子沉甸甸垂着，一个个跟沉默的拳头似的。
路过盐坨桥，他习惯性站一会儿。桥还是那么长，六百四十三米，一眼望不到头。冬天的风从新开河面上刮过来，像小刀子，专割脸。桥栏杆上的锈更深了，一块块往下掉，露出里头灰白的水泥，跟骨头碴子似的。桥上没几辆车，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开过，车斗里装着冻白菜，绿叶子在风里硬邦邦地晃，像在打摆子。
姚华想起于校长说过，这桥修好才八年，比他还小两岁。可桥看着比村里五十岁的人还老。桥墩上留着夏天洪水的水痕，离桥面只剩一米多。赵鞋匠总叨叨，往后水更脏，鱼都得绝种。
家里倒是热闹。姚建国不知打哪儿弄来半瓶直沽高粱，正给几个酒友倒酒。桌上就两碟：一碟炒果仁儿，一碟蛰皮拌白菜心。酒友都是附近的闲汉，棉袄油光锃亮，脸被酒精腌成了酱萝卜色。
“我儿子！”姚建国瞅见姚华，嗓门一下子拔到房梁上，“全年级第一！杠杠的！”
酒友们跟着起哄，举起酒盅，咕咚就是一口。姚华低头钻进里屋，把书包挂门后。那书包是张玉芬用旧帆布改的，缝线歪得像喝醉了酒的蜈蚣。
外屋划拳声震天响：“五魁首啊！六六六！”
张玉芬在厨房蒸窝头，玉米面掺了点儿白面，蒸汽把窗户糊得严严实实。她透过水雾看儿子，嘴唇动了动，最后啥也没说，只掀开锅盖，捡出最圆乎的一个，掰开，夹了一筷子咸菜丝。
“趁热吃。”
窝头烫手，姚华左手倒右手。咸菜是入冬腌的芥菜疙瘩，齁咸，可就着窝头，竟能嚼出点甜味儿。
“校长说……”张玉芬开了口，又卡住。她用抹布擦灶台，擦了一遍又一遍，木头灶台快被她擦出火星子了。
“说啥？”
“说你能上重点中学。”
屋里静了一瞬。外屋划拳声恰好停了，只剩煤炉子呼呼的喘气声。然后姚建国的声音炸进来：“重点？哪所？”
“还没定，”张玉芬声儿小得像蚊子哼，“得考，还得……还得花钱。”
“花钱”俩字像两颗生锈的钉子，一下子把空气钉死了。姚建国趿拉着鞋进来，酒气能把人熏个跟头。“多少？”
“知不道，得打听。”
姚建国盯着儿子看，眼神浑浊，像在打量一件陌生的物件，掂量着值几个钱。许久，他转身出去，酒友们识趣，呼啦散了。那半瓶酒还剩个底儿，在桌上孤零零站着，怪可怜。
夜里，姚华梦见自己在考试。试卷上的字都在游，像水里黑压压的蝌蚪。他拼命写，笔尖却嘎巴断了，断口涌出黑汁，淹了整张桌子。
醒来天还没亮。他听见父母在说话，声儿压得低，像地底下暗河流淌。
“……把自行车卖了？”
“那车还能骑。”
“骑啥骑，铃铛都不响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卖了能凑多少？”
“百八十块吧。”
沉默。然后是张玉芬一声长长的叹息，长得像是要把这辈子吸进去的气都叹出来。
姚华闭上眼，开始数数。数到一百时，他决定明天就去铁道沟捡废铁。袁浩说过，废铁站收铁，一斤一毛二。钱是一分一分攒的，路是一步一步挪的。
盐坨村小学的作息，比老座钟还准。早晨七点半打铃，下午三点半放学。铃是截铁轨，挂老槐树上，校长拿锤子敲，咣——咣——，震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乱飞，跟下饺子似的。
姚华开始用放学后的时间。他背个破麻袋，沿着铁道沟走。沟是早年挖津蓟铁路留下的，废了多年，铁轨早拆了，枕木也被村民扛回家当柴烧。但碎石缝里总有点惊喜：生锈的道钉、断裂的鱼尾板、偶尔还有半截钢轨，埋得深，得用撬棍。
去铁道沟得穿过盐坨桥。桥下的河岸长满枯芦苇，风一吹，哗啦啦响，跟很多人有气无力地鼓掌似的。姚华发现桥墩周围是块宝地——螺丝帽、铁垫片，还有被河水冲上来的废旧零件。他猜是过桥的卡车掉的。那些卡车从市区来，往北边县里去，车上载着姚华叫不出名的机器。有时零件掉下来，摔在桥面上，“咣当”一声，可没人停车捡。它们就躺在那里，被后来的车轧，轧进沥青里，最后让养路工撬出来，一脚踢到桥边，骨碌碌滚下河坡。
撬棍是从温州的赵鞋匠那儿借的。赵鞋匠年轻时在铁路段干过，工具箱里啥稀奇玩意儿都有。他借撬棍给姚华，不收钱，只要求每次来给他讲讲学校的新鲜事。
“于校长还‘开炮’不？”赵鞋匠问。他说的“开炮”是于校长的招牌——批评学生时总爱说“老子当年一炮轰平山头”。
“开，”姚华说，“昨儿刚‘轰’了大耗子（袁浩），说他脑子里装的都是猪油。”
赵鞋匠就嘿嘿乐，露出那颗不锈钢做的假牙，亮闪闪的。他一边补鞋一边听，锥子在鞋底穿进穿出，噗嗤噗嗤，像在给鞋讲故事。
捡废铁是门学问。姚华很快发现，最好的地方不是铁道沟，而是友谊罐头厂后墙的垃圾堆。厂里常扔报废的机器零件，铸铁的，死沉，压秤。但看门老头凶得像门神，得趁他打盹时翻墙。
头一回翻墙是在十一月底。那天刮西北风，垃圾堆的腐臭味被吹散不少。姚华踩着砖缝爬上墙头，墙头插着碎玻璃，他像跨地雷阵似的跨过去。落地时一脚踩进油污里，摔了个结结实实，手掌擦掉块皮。
可他找到了宝贝——半个齿轮，有脸盆大，锈成了土褐色。他吭哧吭哧拖到废铁站，过秤，七斤八两。收铁的老头叼着烟袋，眯眼瞅他：“小孩儿，哪捡的？”
“铁道沟。”
老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黑的牙。“铁道沟可长不出这玩意儿。”但他没再多问，数出九毛三分钱，硬币，叮叮当当塞进姚华手里。
九毛三。姚华攥着钱往家走，硬币硌得手心发红。路过村口小卖部，他停下。橱窗里摆着带橡皮头的铅笔，一毛二一支；还有巧克力威化，两毛一块。他看了很久，最后啥也没买。钱得用在刀刃上，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刀刃在哪儿。
钱藏在床垫下面，用作业纸包着。张玉芬发现了，没说话，只是每天早晨在他书包里多塞一个煮鸡蛋。鸡蛋是自家鸡下的，个小，壳薄，一磕就破，像这个家，小心翼翼。
姚建国也发现了。有天夜里，他醉醺醺掀开床垫，抓起那个纸包。姚华装睡，听见硬币哗啦啦响，然后是一声含糊的嘟囔：“顶个屁用。”
但钱没少。第二天早上，纸包还在老地方，只是多了张五元的票子，皱巴巴，像被揉搓过无数次的心事。
冬天往骨头里钻。菜地冻得像铁板，踩上去咔咔响。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天天冒黄烟，空气里午餐肉的味儿浓得化不开，吸一口能顶半天饿。村里咳嗽的人多了，干咳，夜里一声接一声，跟比赛似的。
于校长又找了一次张玉芬。这次在学校办公室，炉子烧得通红，铁皮烟筒拐着弯伸向窗外，像个问号。
“铁一中，”于校长说，手指在桌面上敲，像在发电报，“市里拔尖的初中。但得考，还得面试。”
“啥时候？”
“开春。”
张玉芬心里掐算。开春是三月，还有四个月。她问要准备啥，于校长拿出一摞卷子，油印的，字迹模糊，跟长了毛似的。“这些题，让孩子做做。市里的孩子，早做过了。”
卷子带回家，姚华在煤油灯下做。题真难，很多他见都没见过。代数、几何、还有英语——盐坨村小学不开英语课，二十六个字母他认不全，它们认识他，他不认识它们。他咬铅笔头，咬出深深的牙印，像要把知识啃下来。
姚建国凑过来看，抻着脖子瞅了半天，说：“这画的都是啥？曲里拐弯的。”
“题。”
“题长这样？”他摇摇头，晃悠着出去，门摔得山响，震落墙上一缕灰。
张玉芬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锥子扎过千层底，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她不时抬头看儿子，眼神复杂，像骄傲，又像害怕，怕这骄傲太沉，把孩子压垮。
夜里，姚华梦见自己站在实验中学门口。学校大门是铁艺的，缠着枯藤。他想进去，门却关了，枯藤突然疯长，缠住他手脚。他挣扎，藤蔓越缠越紧，勒进肉里，疼醒了。
一身冷汗。窗外，月亮正悬在铁道沟上空，苍白，冰凉，像块过期的干粮。
腊月二十三，小年。村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有气无力。姚建国破天荒没出去喝，早早回家，手里拎着一条冻带鱼。带鱼硬邦邦的，眼睛蒙着白翳，弯成个问号。
张玉芬把带鱼炖了，放好多醋，去腥。吃饭时，姚建国突然开口：“我打听了，铁一中的赞助费，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粗壮，关节突出。
“三百？”张玉芬问，声音有点飘。
“三千。”
筷子掉桌上。张玉芬捡起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手一抖，又掉了。她终于没再捡，手垂在腿侧，微微发抖，像风里的枯叶。
姚华低头扒饭。带鱼刺多，他小心剔着，把鱼肉剔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完整骨架。骨架在盘子里泛着冷光，像件微型艺术品，精致，但没肉。
饭后，姚建国出门了。张玉芬收拾碗筷，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帧一帧。姚华拿出卷子继续做，煤油灯的灯芯结了朵灯花，他用针挑掉，火光猛地一跳，影子在墙上乱晃。
深夜，姚建国回来了，带着更浓的酒气。他径直走到姚华面前，盯着他看。看了很久，久到姚华以为他又要发火，他却突然抬手，摸了摸儿子的头。手掌粗糙，像砂纸刮过。
“三千，”他重复，舌头有点大，“老子挣。”
三月到了。菜地开始化冻，垄沟里渗出水，浑浊，漂着烂草屑。友谊罐头厂的烟囱依旧冒烟，但味儿变了，不再是午餐肉，换成了糖水桃子的甜腻，闻久了头晕，像醉了。
铁一中的考试定在三月十五。那天姚华穿着张玉芬熬夜赶制的新衣服——蓝布褂子，领子浆得硬邦邦，磨得脖子生疼。于校长特意借了辆二八加重自行车，驮他去考点。后座硌得屁股疼，但姚华没吭声。
过盐坨桥时，于校长蹬得吃力。上桥是个长坡，他站起来蹬，身子左摇右摆，自行车发出痛苦的吱呀声。姚华坐在后座，看见桥下的新开河开始解冻，冰面裂开一道道黑缝，像大地疼出的口子。桥中央，一个养路工正用铁锹铲除积雪，雪混着煤渣，堆在路边。工人穿着橙黄色的反光背心，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扎眼得像个误入的惊叹号。
“这桥啊，”于校长喘着粗气说，“年年修，月月补。夏天暴雨冲，冬天冻裂口。修来修去，还是个破桥。”
姚华没接话。他数着桥上的灯，数到第四十七盏时，车终于下了坡。桥南头就是市区了，马路突然变宽，楼房突然变高，连空气里的味儿都不一样——不是煤烟和咸菜，是汽油和烤面包混在一块，陌生，但诱人。
考点在一栋旧红砖楼里。楼道很暗，墙上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红纸褪成了惨淡的粉色。考场里坐满了孩子，穿得五颜六色，有的还戴着鲜红的红领巾，晃眼。
卷子发下来，密密麻麻的字，像蚂蚁搬家。姚华深吸一口气，开始写。笔是赵鞋匠送的，英雄牌，铱金笔尖，出水很顺，是他用过最好的笔。
考完出来，于校长蹲在门口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咋样？”
“还行。”
“啥叫还行？”
姚华想了想，实话实说：“都写上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于校长就笑了，拍拍他肩膀，力道大得能拍碎豆腐。“写上就行！就怕你空着！”
等成绩的日子，像熬一锅糖稀，慢，而且黏稠，扯不断。姚华继续捡废铁，继续做那些让他头大的卷子。姚建国继续天不亮出门，深夜归来，身上那股包子铺的油腻气味似乎浸到了皮肤里。肉馅还是偶尔出现在饭盒里，只是姚华发现，父亲塞饭盒的动作似乎更加警惕，有时会在铺子后门愣愣地站一会儿，四下张望，才把那个小小的铝盒藏进怀里。
四月初，成绩单寄到了盐坨村小学。于校长是跑着送来的，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过了！”他吼了一嗓子，差点把传达室的窗户纸震破，“笔试过了！”
张玉芬正在腌咸菜，手一抖，半碗盐全撒地上了。姚建国不在家，她慌慌张张跑出去找，在赵鞋匠的摊子前找到他。他正蹲着看人下棋，听说消息，愣了很久，像没听懂。然后他猛地站起来，转身就走，走得飞快，消失在胡同拐角，留下张玉芬和赵鞋匠面相觑。
晚上他回来，破天荒拎着一瓶瓶装酒，不是散装的。标签上画着金黄的麦穗。他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推到姚华面前。
“喝。”
姚华看母亲。张玉芬嘴唇动了动，最终没说话。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辣，辣得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在眼眶里打转。
姚建国哈哈大笑，笑声在低矮的屋里撞来撞去，震落墙角的灰。笑完，他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抹抹嘴：“面试啥时候？”
“下礼拜。”
“我陪你去。”
面试那天，姚建国罕见地穿了件干净衣服，是张玉芬压在箱底多年的灰色中山装，肩膀处有深深的折痕，像岁月的刀疤。父子俩坐长途车去市区，车很旧，座椅的海绵都露出来了，一路上吱呀作响，像个哮喘的老人。
铁一中比想象的还大。操场是煤渣跑道，中间立着足球门，门网破了好几个大洞，风一吹，晃晃悠悠。教学楼是四层红砖楼，每扇窗户都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面试在一个小教室里。考官是个戴眼镜的女老师，说话声音很轻，很柔，像怕吓着眼前的农村孩子。她问姚华为什么想考铁一中，姚华老老实实说：“想学英语。”
“为什么想学英语呢？”
姚华想了想，说：“学会了，就能看懂罐头上的字。”
友谊罐头厂有些出口的罐头，标签上全是弯弯曲曲的洋文。村里没人认得，但都说那是好东西，能卖到外国，换外汇。姚华觉得，能看懂那些字，大概就离那个“好”近了一点。
女老师笑了，推推眼镜，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出来时，姚建国在走廊等着。他背靠着墙，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那水渍形状挺怪，像只展翅的鸟，又像歪扭的地图。见儿子出来，他直起身：“咋样？”
“不知道。”
“老师问啥了？”
姚华重复了一遍对话。姚建国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咂咂嘴：“罐头……挺好。能出口，不赖。”
回去的车更挤了。有个妇女抱着个不停哭闹的孩子。姚建国站起来让了座，自己挤在过道里，随着车厢摇晃。午后阳光透过脏污的车窗照进来，在他脸上切出明暗交错的光影。姚华突然发现，父亲的黑发里，藏着好些白头发，像没扫干净的雪，落在煤堆上，格外刺眼。他棉袄肩膀处，有一小片洗不掉的油渍，深褐色，是长年累月浸润的结果。
录取通知书是四月底到的。牛皮纸信封，盖着鲜红的公章，沉甸甸的。张玉芬拆信封时手抖得厉害，撕了好几次才撕开。通知书上，“姚华”两个字印得端端正正，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像附注，也像判决：赞助费三千元，请于五月十日前缴纳。
晚上，全家围坐在那张油渍麻花的饭桌前。那个塑料布包被请出来，一层层揭开。钱摊在桌上，纸币，硬币，铺了半张桌子，花花绿绿，却让人心头沉甸甸的。张玉芬数，姚华拿笔在旧本子上记，姚建国在边上盯着，一言不发。
数完，两千七百四十三元六角。
还差二百五十六块四。
屋里静极了，只有煤炉子轻微的呼呼声，像在叹气。许久，姚建国站起来，走到屋里那个掉漆的立柜前，打开最下面那个抽屉。他在里面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个小布包，走回来，放在那堆钱旁边。
布包解开，是一块旧手表，海鸥牌。表盘玻璃裂了道纹，但指针还在走，发出细微的嘀嗒声，在这寂静里格外清晰。
“这个，”他说，声音有点干涩，“能当点钱。”
这表是他当年在工厂当先进工作者得的奖励，戴了十几年，表带都换过三根。张玉芬看着那块表，又看看丈夫，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一滴，正好砸在裂了的表蒙上。
第二天，张玉芬带着姚华去了市里的信托商店。商店在劝业场附近，橱窗里摆着各式旧物：旧相机、旧收音机、旧皮箱，都静默着，像在展览过往的时光。收表的老师傅戴着寸镜，接过手表，仔细端详，看了很久。
“表蒙裂了，机芯还行，走时还算准，”他慢悠悠地说，“八十。”
张玉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比如这表当年多贵，多有意义，可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八十……就八十。”
接过那八张崭新的十元票子时，她的手抖得厉害。她把钱仔细叠好，塞进姚华手里：“拿好了，别丢。”
剩下的窟窿，张玉芬借遍了能开口的亲戚。她一家家上门，话不多，翻来覆去就那句：“孩子考上市里中学了，还差点钱。”有人爽快借了，有人面露难色推脱了。借得最多的是他二舅，五十块；最少的是个远房表姑，掏出手绢包了又包，拿出五块钱，手绢上绣的鸳鸯都褪色了。
五月九号，钱终于凑齐了。整整三千元，用牛皮纸信封装着，鼓鼓囊囊，沉得坠手。姚华捏着那个信封，捏了很久，指关节都泛白了，像是要捏出里面的每一分重量——那里有废铁换的毛票，有包子铺里偷藏出来的油腥，有母亲借来的带着体温的零钱，有父亲那块停了又走的手表。
第二天，张玉芬陪儿子去学校缴费。财务室在办公楼一层，缴费的窗口开得很高，姚华得踮起脚才能看见里面。会计是个面无表情的中年女人，把钱放进点钞机，哗啦啦，哗啦啦，响了很久。那声音，像是数着一家人的筋骨。
缴完费出来，阳光亮得刺眼。张玉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突然蹲下身，抱住自己的头。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哭声。姚华站在旁边，犹豫了一下，把手轻轻搭在她微微佝偻的背上，一下，一下，生涩地拍着。
他想起铁道沟冰凉的废铁，想起友谊罐头厂永不消散的烟，想起煤油灯下那些做不完的卷子。这一切，现在都有了具体的价格，三千块。这价格压弯了母亲的脊梁。
但他知道，这重量不会消失，它只是转移了，最终会稳稳地、沉沉地，落到自己肩上。就像父亲那块停了又走、走了又停的旧表，时间或许凝固在某个艰难而油腻的瞬间，但那嘀嗒声，却顽强地钻进了他的血液里，骨头里，一声，一声，催促着，再也停不下来。
回村的车上，姚华靠着车窗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了那个捡来的齿轮，被扔进通红的熔炉。又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团肉馅，在巨大的盆里被反复搅打，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只为变得“压秤”。火舌舔舐，铁水沸腾；铲起铲落，油脂交融。最后他冷却定型，坚硬而沉重，值九毛三分钱，也值更多。
车到盐坨桥时，一阵剧烈的颠簸把他晃醒了。桥面正在施工，半边封闭，工人们蹲着修补裂缝。电钻的声音尖利刺耳，混合着河风的呜咽。一段桥栏杆被拆掉，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红褐色的，像老人松动的、溃烂的牙根。姚华突然想，这座桥，还能撑多久呢？十年？二十年？还是……等到他真正长大，能够离开这里的那一天？
车到站，他彻底醒了。张玉芬已经下车，正伸手扶他。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跨过土路，一直伸向那片刚刚开始返青的菜地，伸向更远处沉默的铁道沟。
远处，友谊罐头厂的烟囱依旧吐着烟。烟是灰白色的，在渐浓的暮色里，像一道缓慢的、无声的叹息，升起，然后散开。盐坨桥上的路灯陆续亮了，一串昏黄的光点，绵延六百四十三米，固执地连接着黯淡的村庄与霓虹初上的城市，连接着沉重的今夜与未知的明天。桥下的新开河水，裹挟着最后一点浮冰，无声南流，带走了冬天的尾巴，也仿佛，带走了一个孩子关于贫穷、挣扎和那一点点偷来的荤腥的、最后的童年。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第四章 村小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