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十四章 未完的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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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芬发病那天，星期二。天气预报说了四个字：“多云转阴”。这话跟没说一样。天晴天阴，人该出门还得出门，日子该过还得过。
她照例要去长江道图书批发市场。凌晨四点半，屋里还黑着。先掏那个折叠小推车，拉开，“咔哒”一声锁紧。车是铁管的，蓝漆掉得斑斑驳驳，推起来右边轮子有点歪，一路“咯噔咯噔”，像自个儿给自个儿报数。车上捆了两个大包袱皮，一红一绿，洗得发白。现在瘪着，等回来就得塞满书，鼓得像俩吃撑了的肚子。
五点十分出门，地藏庵大街的路灯还黄蒙蒙地亮。推车声在静夜里格外响，“咯噔，咯噔”，一步是一步的数。走到公交站，头班车刚好来。车停稳，门“哧啦”一声——麻烦就从这儿开始了。
张玉芬先把小推车往踏板上推。轮子卡在台阶缝里，得弯下腰，两手抓住车架，使劲一提。膝盖“咯吱”一声，她吸了口凉气。上了踏板，还得把车往里拖。车厢里空荡荡，就两个早起的老人。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她，开了口：
“你这车……占地方啊。”
张玉芬没吭声，从兜里摸出两个一元硬币，“叮当”两声扔进票箱。像投了两个问路石，没听见回响。司机又说：“按规定，你这算大件行李，得再买一张票。”
这话张玉芬听过八百六十遍了。她低着头，把小推车推到后门边的空地，用腿抵住，不让它滑。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磨得发亮的月票卡，在读卡器上贴了一下。“滴”一声。
司机从镜子里看她，她也从镜子里看司机。两人都没再说话。过了半晌，司机扭回头，嘟囔了一句：“每次都这样。”
车开了。张玉芬扶着栏杆站稳。窗外的街景一点点亮起来，像显影液里慢慢浮出的人脸。她知道司机说得对，按规定是该再买一张票。可规定是规定，日子是日子。一张票两块钱，来回四块。一个月二十多个来回，就是一百来块。一百来块能买三十斤面条，能交半个月的水费，能给姚华添件打折的汗衫——汗衫也是衣裳，能遮体，能挡风。
这脸皮不是天生就厚。是日子一天天磨出来的，像河底的石头，磨圆了，磨滑了，也磨硬了。刚开始她也脸红，也小声解释“就一点书，不占地儿”。后来发现脸红没用，解释也没用。你不掏这两块钱，人家就说你；你掏了，自己心里疼。最后索性不说了，该干嘛干嘛。你嘟囔你的，我站我的。穷到一定份上，脸皮就成了一层茧，厚实，耐磨，挡风挡雨还挡闲话。闲话这东西，听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又不能当饭吃。
到市场时天刚蒙蒙亮。老陈的摊位在最里头，要穿过长长一条通道。两边的摊位还蒙着防雨布，像一排排睡着的巨人。她推着小车，轮子声在空旷的市场里回响，“咯噔，咯噔”，像唯一的活物在走夜路。
老陈正在卸货，看见她，抹了把额头的汗：“张姐，真准时。”说着从车上搬下一箱《黄冈密卷》，纸箱落地“砰”一声，扬起一片灰，像下了一场微型雾。
“新到的，厚。”老陈撕开胶带，抽出一本。书脊确实厚，抵得上半块砖。封面红得扎眼，“最新修订”四个字烫着金边，在节能灯下反着光，光里都透着一股子累。
张玉芬接过来掂了掂，没说话。沉不沉都得进，学生要，学校要，考试要。她蹲下身，开始一本本数。数好了，在账本上记数字。字写得大，一板一眼，像小学生描红——她这辈子就认这个，一笔是一笔，一画是一画。
七点半，市场活过来了。人声、车声、卸货声混成一片，像一锅突然煮开的水。张玉芬把挑好的书分两摞，用红绿包袱皮包好，十字交叉捆在小推车上。绳子勒得紧，书被挤得变了形，看着都喘不过气。
推车出市场有一段上坡。平时她能一口气上去，今天推到一半，觉得不对劲。先是眼前飞起几只黑点子，忽闪忽闪，像夏天雨前的蠓虫。她停下，喘口气，以为是没吃早饭。可再推时，右胳膊忽然使不上劲了，像不是自己的，是借来的，到点得还。接着半边身子发麻，从肩膀麻到手指头，像通了电，还是断断续续的那种。
卖煎饼的大姐正摊面糊，瞥见她停在那儿，喊了一嗓子：“张姨，歇会儿啊？”
张玉芬想应一声，嘴张开了，却发不出声。舌头在嘴里打着卷儿，不听使唤，像条离了水的鱼。她想抬手摆摆，示意没事，可胳膊抬到一半，软软地垂下来，像根煮过头了的面条。
这时更怪的事来了。她看见煎饼摊的招牌在晃，不是风吹的那种晃，是整个画面在晃，像隔着一层晃动的水。大姐的脸也变得模糊，嘴巴一张一合，声音却遥远得很，隔山隔海似的——山是书山，海是题海。
她想扶住小推车，手摸过去，摸了个空。其实车就在那儿，可她判断不了距离。眼前的东西都在，可位置全乱了套，像被人胡乱推了一把的积木。
“哎，张姨？”大姐放下铲子，从摊位后绕出来。
张玉芬想往后退一步，腿一软，整个人就往下坐。不是摔倒，是瘫下去，像一袋突然散了架的粮食。屁股先着地，不疼，只是震了一下，震得心里空荡荡的。接着上半身也倒下去，侧躺着，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地真凉啊，凉气顺着脊背往上爬，爬得比她的念头还快。
小推车还立在旁边，两个包袱鼓鼓囊囊的，俯视着她。书不说话，书只是看着。
“哎哟！这是咋了？”煎饼大姐的声音真真切切响在头顶。
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一双旧皮鞋停在她脸前，鞋头开裂了，露出里面的灰袜子。是个男人的声音：“咋躺地上了？喝多了？”
“大早上的喝什么酒。”另一个女声，尖细，像锥子，“脸咋歪了？你看她这嘴……”
张玉芬想说话，想说我没喝酒，我就是有点晕。可嘴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风箱在拉。右半边脸贴在地上，左半边脸朝着天。她能看见一片长方形的天空，灰蓝色，有云慢慢飘过去，云也不急，云有的是时间。
人越围越多。腿，很多腿。牛仔裤，西装裤，花裙子，塑料凉鞋。有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蹲下来，声音嫩嫩的：“奶奶，你疼吗？”
张玉芬眨眨眼。她想说不疼，就是动不了。可话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口上不来也下不去的气。
“是不是中暑了？”有人说。
“不像，中暑脸不歪。”
“打120吧？谁有手机？”
“打了打了，刚打过。”
有个戴金链子的男人挤进来，嗓门很大，像自带喇叭：“都让让！堵这儿干啥？会不会是癫痫？”说着就要来扳张玉芬的肩膀，“得让她侧躺，别噎着！”
煎饼大姐拦住他：“你别乱动！万一是心脏的问题，不能乱动！”
金链子男人讪讪地缩回手：“我这不是好心嘛。”
张玉芬躺在地上，地很凉，凉气已经爬满了全身。她忽然想起姚华小时候发烧，她整夜用毛巾给他擦身子。那时候姚华的小脸通红，嘴唇干得起皮，她就蘸了温水一点点润。现在轮到她躺在这儿，身边围着一圈陌生人，吵吵嚷嚷，像在讨论一件破损的家具——家具破了还能修，人破了，不知道找谁修。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呜呜的，越来越近，像在哭。有人喊：“来了来了！让条道！”
穿白衣服的人蹲下来，翻她眼皮，拿小手电照。光刺眼，她闭上眼。闭眼之前，看见光里飞舞的灰尘，原来光里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家属呢？有家属吗？”
煎饼大姐说：“她常在这儿摆摊，好像有个儿子……”
“手机，她身上有手机吗？”
有人从她怀里掏出那个布包，翻出个老式诺基亚。绿色的屏幕，边角磕掉了一块漆，像她的人生，也缺了一角。
“最近通话……这个，‘华子’，打这个。”
电话拨通了。张玉芬听见听筒里传来姚华的声音：“喂？妈？”
她想应，可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响声，像风吹过破窗户纸。
穿白衣服的人对着电话说：“你是张玉芬家属吗？你母亲在二中门口晕倒了，情况不太好，我们要送她去第四医院……”
后面的话张玉芬没听清。她被抬上担架，抬起来时，世界颠倒了。天空到了脚下，地面到了头顶。她看见自己的小推车还立在路边，两个包袱歪歪斜斜的，像两个没人要的孩子，在风里站着，等着。
担架推进救护车，门关上的瞬间，她看见煎饼大姐弯腰捡起了什么——是她那顶浅灰色的帽子，上面的小向日葵沾了土，黄得有点黯淡，像过了季节的花。
车开了。□□在转，光影在车厢里扫过来，扫过去，扫得人心里乱。医生在填单子，钢笔尖划在纸上，沙沙的，像下小雨。张玉芬看着车顶，白色的铁皮，有些锈迹，锈迹像地图，不知道通向哪里。
她忽然想，今天进的这些卷子，怕是卖不了了。明天要是还下雨，书该受潮了。受潮的书卖不上价，卖不上价就亏本，亏本就白干了。
穷人的脑子就是这样，到了这时候，算的还是这些鸡毛蒜皮。不是不算大账，是大账算不起，只能算小账。小账一笔笔摞起来，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能有多重？有时候就是一车书的重量，推起来咯噔咯噔响，但你不能停，停了，车就倒了。
医院里，账还没完。
急救楼道里，姚华握着母亲的手，那手凉得像井水，握久了，自己的手也跟着凉。他想说“书车都好好的”，可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一阵哽咽。哽咽这东西，上不来下不去，最噎人。护士走进来，探视时间到了。
“家属先出去吧。”护士的声音平板，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温度，只是陈述一个规则，像念药瓶上的说明书，“ICU有固定探视时间。”
姚华松开手，张玉芬的手指动了动，轻轻勾了他一下。很轻的一下，像羽毛扫过，但他感觉到了。他点点头，退到门外。那扇厚重的门缓缓关上，将母亲和那些嘀嗒作响的仪器留在另一个世界。门里门外，两个世界，中间就隔着一层铁皮，一层玻璃，却比什么都远。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气息。几个家属或坐或蹲，脸上是如出一辙的疲惫和茫然。姚华在靠墙的塑料椅上坐下，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这才想起来，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他没吃一口东西，没合一眼。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困，整个人是空的，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沉重的躯壳。躯壳还得用，还得跑腿，缴费，签字，说“是”或者“不是”。
就在他盯着对面墙上“静”字出神时——医院最爱贴这个字，可医院最静不下来——余光瞥见走廊尽头出现个人影。那人走得慢，一步一探，像是走不惯这光洁的瓷砖地，也像是怕踩响了什么。姚华起初没在意，医院里走路慢的人多了。直到那人越走越近，停在了他面前，投下一片影子。
是姚建国。
姚华有好些日子没见他了。猛一看，竟有些生分。姚建国还是那副样子，又好像完全不是那副样子。他顶着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留着一个盖儿头。这发型让姚华莫名想起以前录像厅里看过的香港电影里一个叫“八两金”的演员——不是说长相像，是那种被生活揉搓过后，五官仿佛都有些移位、凑在一起显得格外愁苦的劲儿像。他穿了件分不清原本是蓝色还是灰色的旧夹克，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脚上是双军绿色胶鞋，鞋帮裂了口，露出里面深色的袜子。他没提东西，两手空空，就那么在姚华面前站着，喘着气，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看来又是一路走过来的。从他们家那片老城区走到环湖医院，少说也得两个多钟头。两个多钟头，够想很多事，也可能什么都没想，只是走，走着走着就到了。
父子俩对视了几秒，谁也没先开口。空气凝固了，像冻住的猪油。最后还是姚建国挪开视线，看向ICU紧闭的门，喉结动了动，像咽下了一口很干的东西：“你妈……在里面？”
“嗯。”姚华应了一声，像扔出一块小石子。
“咋样了？”
“手术做了，还没脱离危险。”这话像背书，已经说了太多遍。
姚建国“哦”了一声，声音干巴巴的，像晒裂的豆荚。他在姚华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不是放松地坐，是只坐了半个屁股，腰板挺着，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那是日子染上去的。他身上有股汗味、烟味和一种老房子潮湿木头混合的气味，这气味姚华熟悉，是记忆里的父亲味。
“你咋来的？”姚华问。他知道问也是白问。
“走来的。”姚建国果然这么答，眼睛依旧盯着ICU的门，好像能盯穿似的。“听到信儿，就来了。”他没说怎么听到的信儿，可能是邻居，可能是哪个还在来往的远亲。他没有手机，也不给人打电话，消息总是这么拐弯抹角、姗姗来迟，像过时的新闻。
又是一阵沉默。走廊那头有个女人在低声啜泣，声音压抑着，像漏气的风箱，一抽一抽的。
“医生怎么说？”姚建国又问，还是那个问题，好像多问一遍，答案就能好一点似的。
姚华把跟医生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出血量、手术、可能的偏瘫失语。姚建国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撑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握成了拳，青筋绷起来，像几条挣扎的蚯蚓。
“得花不少钱吧？”他终于问到了这个。人到这一步，最后总得落到钱上，像水总要流到低处。
“押金交了一万，手术费还不知道，ICU一天好几千。”姚华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张与他无关的清单，清单上的数字冷冰冰的，不帶感情。
姚建国没接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裂口的胶鞋尖，好像鞋尖上能看出答案。他从夹克内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洗得发硬、边缘脱线的旧手帕包。手帕捆得紧紧的，他笨拙地解开，里面露出卷得皱皱巴巴的几十块钱。有一百的，有五十的，更多的是十块五块，甚至还有几张一块的毛票，像一群面值不同的散兵游勇。他拿起那卷钱，手指有些抖，递过来：“就……就这些，你先拿着。”
那卷钱很薄，撑死了也就三四百块。卷得紧，显得更瘦。姚华没接。他看着父亲那张被日光和酒精过早侵蚀的脸，沟壑纵横，像被雨水冲坏了的田埂。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不是生气，不是埋怨，是一种更复杂、更无力的东西，像一团浸了水的旧棉絮，沉甸甸地压在胸口。这点钱，在医院里，连一天的床铺费都不够，连一针好点的药都买不起。
“你自己留着吧。”姚华说。
姚建国的手在半空中僵了一下，随即像被烫到似的缩了回去，脸一下子涨红了，红里透着紫。“你看不起这点钱？”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受伤的、虚张声势的恼怒，可底气不足，听起来像破锣，“我是她男人！我该……”
“该什么？”姚华打断他，声音不高，但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铁栏杆，“该出钱？你出得起吗？该出力？你能干什么？签字？跑腿？还是能在这儿守夜？”
姚建国被他问得哑口无言，脸上的血色褪去，变得灰败，像燃尽的煤灰。他攥着那卷钱，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是啊，他能干什么？他一辈子没管过家，没挣过大钱，出了事只会喝酒骂人，骂天骂地骂命，就是没骂过自己。现在老婆躺在里面生死未卜，他走了两个多小时赶来，掏空了口袋也只有这皱巴巴的几百块。他连怎么跟医生说话都不知道，连医院的缴费窗口在哪都找不着。他是个没用的人，姚华没说错。话难听，但是实情。
那点虚张的气势瘪了下去，他重新佝偻起背，把手帕和钱胡乱塞回口袋，动作仓惶，像在藏一件赃物。不再看姚华，也不再看ICU的门，就那么盯着地面，像一尊突然失去所有力气的泥塑，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姚华别过脸，看向窗外。天阴着，灰蒙蒙的，又要下雨的样子。雨总是下不完，就像麻烦总是没个尽头。
过了好一会儿，姚建国才又动了动，他站起来，动作迟缓，像生了锈。声音低沉，几乎听不清：“我……我去外头转转。”
他没说去哪儿，也没说还回不回来。姚华也没问。看着他有些踉跄地走向走廊尽头的背影，姚华心里那点堵，慢慢化开，变成一片空茫茫的凉。凉意从脚底升起来，漫到全身。
下午，护士送来一叠单据。缴费通知，药品清单，耗材明细。数字密密麻麻，后面的零看得人心惊肉跳，像一群张着嘴的蝌蚪。预交的一万块，像扔进沙漠的一杯水，瞬间就见了底，连个湿印子都没留下。催款单上盖着红色的“急”字章，红得刺眼，像伤口。
姚华拿着单子下楼，找到住院缴费处。窗口前排着不长的队，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愁苦，愁苦也是分门别类的，有的深些，有的浅些，但底色都一样。轮到他的时候，他把父亲给的那卷钱和自己卡里最后的两千多都递了进去。收银员敲打着键盘，眼皮都没抬，仿佛递进来的不是钱，是一叠废纸。“还差得远，家属尽快续费，不然有些药和治疗就要停了。”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却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在心口上。不一下子见血，就是疼，闷闷地疼。姚华点点头，说不出话。话在钱面前，最没用。
他开始打电话。通讯录翻了一遍又一遍，能开口的人不多。关系近的，知道他家境的，不等他说完就叹气，那叹气声透过电话线传过来，沉甸甸的。有的转来一千两千，数目后面跟着一句“先应应急”。有的说手头紧过两天看看，这“过两天”就像天上的云，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关系远的，听他吞吞吐吐地说“母亲重病”，客套的安慰之后，便是委婉的推脱，推脱得很有技巧，让你挑不出理。世界忽然变得很现实，情分都标着价码，而他的价码，显然不高。不高，就得受着。
傍晚时分，戴经理又打来电话。这次语气缓和了些，问了问病情，然后说公司有规定，事假超过三天要扣发当月奖金，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姚华对着电话说“谢谢经理关心”，声音干巴巴的，像晒干的橘子皮。扣奖金？他现在想的已经不是奖金，而是下个月的房租和母亲的后续治疗费。生活像一张不断收紧的网，网眼越来越小，他这条鱼，扑腾得越来越吃力。
天再次黑透，黑得实实在在。姚建国没有再出现，也没有任何消息。姚华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许在某个便宜的录像厅蹲一夜，看那些过时的打打杀杀；或许就在医院附近哪个桥洞下蜷着，数着过往的车灯。他们父子之间，从未学会如何在这种时刻相互依偎，连最基本的“在一起”都显得多余而尴尬。有些关系，坏了就是坏了，像摔碎的碗，即使用胶粘起来，裂缝也永远在那里，一碰水就知道。
探视时间又到了。姚华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再次走进ICU。母亲似乎比上午更清醒了些，看见他，左眼（右眼仍然有些呆滞）跟着他转。她身上插着的管子似乎少了一两根，但监护仪屏幕上的曲线和数字依然令人心慌，那些跳跃的线条和闪烁的数字，是母亲生命的另一种语言，他看不懂，只能猜。
姚华握住她的手，轻轻捏了捏。“爸来了，又走了。”他低声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母亲这个。也许只是想找句话说，也许觉得这事母亲该知道。
张玉芬眨了眨眼，眼神里看不出什么情绪，或许早已习惯。习惯了一个人的来来去去，习惯了指望不上，也就谈不上失望。
“钱的事你别操心，有我。”姚华又说，这话说得很虚，像飘在空中的肥皂泡，五彩斑斓，但一戳就破。可他必须说，不说，母亲更慌。
张玉芬的嘴唇嚅动了几下，发出极轻微的气音，像叹息。姚华俯下身，把耳朵凑近。
“……车……书……”
还是惦记这个。到这时候了，魂都飘出去半截了，惦记的还是那车书。姚华鼻子一酸，眼眶热了一下，又被他硬生生憋回去。“明天，明天我就去把车和书推回来，你放心。”他做出承诺，尽管这承诺轻飘飘的。
张玉芬似乎松了口气，眼皮微微耷拉下去，像是累了，也像是完成了什么要紧的交接。
走出ICU，姚华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墙壁的白，是那种毫无生气的、消毒过的白。明天。他必须去一趟二中门口。母亲的小推车和那两包袱书，还在那里。那是母亲的全部营生，是她起早贪黑的见证，也是她倒下时最割舍不下的东西。他得去收拾回来，像个收拾残局的人。残局也是局，总得有人收拾。
深夜的医院走廊并不安静，偶尔有急促的脚步声，有推床轮子滚过的声音，有压抑的哭泣声。姚华在椅子上蜷缩着，闭着眼，却毫无睡意。脑子里是乱麻一样的数字、单据、母亲的病容、父亲那张灰败的脸和那卷皱巴巴的零钱、还有那辆歪轮子的蓝色小推车。这些东西搅在一起，搅拌机似的，搅得他脑仁疼。
生活这场暴雨，从来不会只下一阵。它把你淋透，让你狼狈不堪，然后冷风吹过，让你彻骨生寒。而你能做的，只是在暴雨间歇，拧一拧湿透的衣裳，辨认一下方向，然后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不能停，停了，就可能再也走不动了。
天快亮的时候，东边泛起一点鱼肚白。姚华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骨头节“咔吧”响了两声，像老旧的木门。他决定现在就去二中门口。趁早晨人少，趁母亲惦记的东西还在那里，趁自己还能动弹——能动弹，就得去动弹。
他走出住院部大楼，清晨的空气冷冽而清新，带着雨后的土腥味，吸一口，肺里凉丝丝的。街上已经有了零星的行人和车辆，世界又开始慢慢苏醒。他打了个寒颤，紧了紧单薄的衬衫，朝着公交站走去。去二中该坐哪路车，他并不知道。但他知道，路总是能问到的。嘴不光用来吃饭，也用来问路。
就像生活，难题总是一个接一个，像地里的韭菜，割一茬长一茬。而走下去的办法，也只能是一个接一个地去找。问路，等车，投币，朝着母亲倒下的那个街角去。去把那些浸透了雨水和尘土的书，一本一本，捡回来。书湿了可以晒，人倒了，还得爬起来。账，总得一笔一笔算，哪怕永远算不完。
作者有话说
第14章 第十四章 未完的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