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巷流年》周北窗

8、草屋里的新生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凶。刚进六月，日头就白晃晃地悬在头顶，像一只烧红的烙铁，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小东巷河沟里的水浅了下去，露出底下被晒得发白的卵石，院里的花草也蔫蔫地垂着头，只有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嘶叫着，把空气搅得愈发燥热粘稠。
　　那天是星期六，外婆天没亮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听到井边打水的声音，还有外婆压低了嗓子和隔壁张婶说话。
　　“……得去一趟，信上说就这几天了……心里不踏实。”
　　我揉着眼睛爬起来，看见外婆正在往一个较大的手提包里塞东西：几个煮熟的鸡蛋供路上吃，一小包红糖给妈妈，几件她亲手做的小孩的衣服，还有她昨晚特意去门市部称的一斤桃酥，用专用糖纸包了好几层。她的动作很快，但眉头微微蹙着，像藏着心事。
　　“外婆，我们要去哪儿？”我扒着门框问。
　　外婆转过身，看到我，脸上的神情柔和了些，她走过来，用还带着井水凉意的手摸了摸我的脸：“妞妞醒了？快换身凉快衣裳，我们今天坐火车，去看你妈妈。”
　　“看妈妈？”我一下子清醒了，心里涌起一阵欢喜，但随即又被疑惑取代。妈妈不是在很远的地方教书吗？而且，外婆的表情，不像是寻常的走亲戚。
　　外婆给我套上了一件浅咖啡色的灯芯绒碎花小褂，那是小姨给我扯了几尺布料给我做的，穿着很精神。她自己则换上了一件好看的的确良衬衫，卷发编成两股辫子，交叉盘在头上。出门前，她又检查了一遍手提包，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手帕包着的小布包，小心翼翼地塞进最里层。我瞥见，那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粮票和几十块钱。
　　“走吧。”外婆牵起我的手。她的手心有些潮，不知是井水，还是汗。
　　火车站离小东巷不远，但那天早上的太阳已经显露出威力。石板路被晒得发烫，隔着塑料凉鞋的鞋底都能感到那股热气。空气纹丝不动，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还没走到车站，我的后背就湿了一片，碎发黏在额头上，痒痒的。外婆走得很快，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喉咙里干得冒火。
　　“外婆，我渴。”我忍不住说。
　　外婆停下脚步，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递给我：“喝两口，省着点，路上还不知道有没有水。”
　　水是早上兑的白糖开水，在壶里闷了一会儿，已经带了点温吞吞的热气，我贪婪地喝了好几口。外婆只抿了一小口，就又催着我赶路。
　　火车站里人声鼎沸，汗味、煤烟味、还有不知从哪里飘来的熟食味道混杂在一起，更加闷热难当。外婆紧紧攥着我的手，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慢车票。“闷罐”火车像一条疲惫的巨蟒，喘着粗气停靠在站台旁。火车一声长鸣，列车员招呼大家赶快上车，要发车了。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车厢连接处，甚至座位底下都塞着行李和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靠窗的两个位置坐下，车窗大开着，但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裹挟着轨道旁的煤灰和尘土。
　　火车“呜”的一声长鸣，伴随着“哐当哐当”声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缓慢后退。最初的兴奋过去后，疲倦和燥热再次袭来。车厢像个大罐头，空气污浊不堪。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一成不变的田野和灰扑扑的村庄，眼皮越来越沉。外婆让我枕着她的腿睡一会儿，可我睡得并不安稳，车身颠簸，嘈杂的人声、小孩子的哭闹声不断钻进耳朵，汗水不停地从鬓角流下来。
　　我不知道火车开了多久，只记得中途停靠了很多小站，上上下下的人流让车厢里的温度有增无减。外婆一直没怎么睡，她时而看看窗外，时而低头摩挲着那个手提包，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在回忆很远的事情。
　　“外婆，”我半睡半醒地问，“妈妈为什么不住在学校里了？”
　　外婆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几乎被车轮声盖过：“你妈妈……她现在在的地方，不一样。她是去学习的，向贫下中农学习。”
　　我不太懂“贫下中农”是什么意思，但“学习”这个词让我稍微安心了一点。妈妈是老师，学习总是对的。可我隐约觉得，外婆的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像夏天雷雨前压得很低的云。
　　火车终于在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车站停下了。外婆拉着我随着人流下车，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比车上更甚。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提着简单行李的旅客匆匆走过。没有看到妈妈，也没有看到继父。
　　“没人来接我们吗？”我仰头问，心里有些失望，更多的是对陌生环境的怯意。
　　外婆眯着眼看了看毒辣的日头，又望了望车站外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语气却很坚定：“你继父要在家照顾你妈妈，走不开。咱们自己走，不远，我知道路。”
　　“不远”是外婆的说法。我们走出简陋的车站，外婆拖着我沿着一条被晒得发白的土路往前走。路两旁是稀稀拉拉的庄稼地，玉米叶子卷着边，耷拉着，毫无生气。看不见一棵像样的树，没有任何可以遮阴的地方。太阳毫无遮挡地直射下来，地面的热气蒸腾上来，我感觉自己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
　　我的塑料凉鞋踩在滚烫的土坷垃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脚底板烫得生疼。汗水像小溪一样从额头、脖子、后背淌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结出一层薄薄的盐霜。喉咙干得冒烟，水壶早就见了底。我越走越慢，双腿像灌了铅。
　　“外婆，还有多远啊？我走不动了，好热……”我带着哭腔，感觉下一秒就要被这酷热烤化了。
　　外婆停下来，用袖子擦了擦我脸上的汗和灰。她的脸也晒得通红，嘴唇有些干裂，但眼神依然镇定。“快了，妞妞，再坚持一下。”
　　我和外婆终于走到了镇上的妈妈任教的学校，那里有老师等我们准备带我们去妈妈住的地方。我们跟着那位老师，又走了很久的田埂路。在路上，那个老师对妈妈赞不绝口，说她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在学校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了，对学生也很好，每年暑假回外婆家，都要收集各种旧衣服打包带回学校，补给给学班上的贫困学生，外婆则在一旁欣慰地应和着。终于，在眼前出现了一大片集体化菜地和一些低矮的、土黄色的轮廓，不像砖瓦房，倒像是一堆堆的土堆。那真的是房子吗？我心里更没底了。
　　外婆重新牵起我的手，她的手心也是汗津津的，但握得很紧，给了我一点支撑的力量。她不再说话，只是抿着唇，一步一步向前走。我看着她挺直的背影，忽然想起舅婆，想起外婆说的“苦难里不能丢了情义”。此刻，外婆正带着我，走在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的、滚烫的路上，去看望她心里觉得亏欠了的女儿。这份坚持，是不是也是“情义”的一种？
　　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我的脚磨出了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嘴唇干得起了皮，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我觉得自己快要晕倒的时候，我们终于走近了那些“土堆”。
　　那确实是一个村子，但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没有青瓦白墙，没有整齐的院落，只有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墙壁是用黄泥混合着稻草夯成的，屋顶盖着厚厚的、已经发黑的茅草。有些房子的墙壁裂开了缝，用木棍勉强支撑着。村子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人，只有几条瘦骨嶙峋的土狗趴在阴凉处吐着舌头。
　　外婆在一处看起来比别的房子更破旧些的茅草屋前停下了。屋子很小，门是两块破旧的木板拼成的，旁边开着一个小小的方窗，没有玻璃，只用几根木条挡着。门口有一小片空地，种着些蔫头耷脑的蔬菜，叶子被晒得打了卷。妈妈挺着很大的肚子，扶着门框站在那儿迎接我们。她穿着一件灰布衫，肤色比记忆中深了很多，在看到我们的一瞬间，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随即又蒙上了一层水汽。
　　“妈……”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
　　“哎，我们来了。”外婆应着，声音也有些发颤。她快步上前，扶住妈妈，“怎么样？感觉还好吗？”
　　“就是……就是这两天觉得不太对劲，怕是要生了……”妈妈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这地方……连个像样的卫生所都没有……”
　　外婆搂住妈妈的肩膀，轻轻拍着：“不怕，妈来了，妈在这儿。”
　　我站在门口，看着妈妈哭泣的样子，心里涌上一阵陌生的酸楚。这是我那个总是很忙碌、很有主见的妈妈吗？她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不当老师了？
　　我忍不住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当老师了？你要当农民吗？”
　　妈妈愣了一下，顺着我的话，故意逗我道：“是啊，妈妈现在在这里学习种地。”
　　外婆把我拉进屋。屋里比外面更闷热，光线昏暗。只有一间房，靠墙摆着一张用木板和条凳搭成的床，床上铺着一床篾席和一床薄被。墙角堆着些简单的农具和炊具，一个土灶，灶膛里是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中草药味。土坯墙上掏了一个洞，就是一扇小小的窗户。外婆看着这一切，心里十分难受……
　　外婆让妈妈在床上躺下，自己开始忙碌起来。她把布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烧了一壶开水，给妈妈冲了红糖水。又拿出那个手帕包，塞到妈妈手里：“这点钱和粮票，你留着，生了孩子，总要吃点好的……”
　　妈妈推辞着不要，外婆执意塞给她：“拿着！是我对不起你……”外婆的声音低了下去，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只看到她别过脸，用手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在那张硬板床上。茅草屋顶低矮，仿佛一伸手就能碰到。夜晚并没有带来多少凉意，蚊子嗡嗡地叫着，不时叮上一口。妈妈辗转反侧，不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外婆几乎一夜没合眼，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不停地给妈妈擦汗，揉着后背。
　　第二天下午，妈妈的阵痛越来越频繁，额头上全是冷汗。外婆的脸色也越来越凝重。她出去了一趟，喊了之前请的乡上的年轻的接生员。
　　接生的过程，外婆让我待在屋外。我蹲在门口那片蔫了的菜地旁，听着屋里传来妈妈痛苦的喊叫，还有外婆和接生婆急促的说话声。太阳依旧毒辣，我的心却揪得紧紧的，一种巨大的恐惧和无助笼罩了我。继父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个陌生的、破败的村庄，仿佛与世隔绝。
　　不知过了多久，只见天色黑了，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划破了沉闷的空气。我猛地站起来。
　　接生员端着盆血水出来倒掉，脸上没什么表情。外婆随后跟了出来，她的头发有些散乱，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皮肤上，但眼神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妞妞，你有个小弟弟了。”外婆说。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妈妈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但看着身边那个裹在布里又白又胖的小婴儿，嘴角却带着一丝极淡的笑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婴儿，那么小，那么红，闭着眼睛，偶尔咂咂嘴。
　　外婆正在收拾，她的动作很轻，但脊背挺得笔直。我看着她的背影，又看看虚弱的妈妈和啼哭的弟弟，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外婆执意要来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妈妈生产。那份深藏在她心底、关于包办婚姻的愧疚，就像这茅草屋外灼人的阳光，无形，却无处不在。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弥补那份她认为对女儿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
　　我们在茅草屋里待了几天。外婆包揽了很多的事情，洗衣、洒扫、照顾妈妈和弟弟。她用附近老乡送的鸡蛋给妈妈煮蛋花汤，想尽办法让妈妈能下点奶水。继父也在旁忙前忙后，他有一手好厨艺，想着花样做饭给妈妈吃。
　　几天后，外婆要回去上班了。临走那天早上，妈妈拉着外婆的手，眼泪又掉了下来。“妈，你再住两天吧……我害怕……”
　　外婆红着眼眶，却硬着心肠说：“厂里不能请太多假，我得带妞妞回去了。你……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有事就捎信。”
　　妈妈哭得更厉害了，像个无助的孩子。那是我记忆中，妈妈少有的、情绪彻底崩溃的时刻。外婆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茅草屋，直到走出很远，我回头望去，还能看到妈妈倚在门框上虚弱的身影。
　　回程的路，似乎比来时更加漫长和沉重。火车依旧拥挤闷热，但我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那个低矮的茅草屋，妈妈苍白的脸，弟弟微弱的啼哭，还有外婆眼中深藏的愧疚与坚持，像一幅褪了色却无比清晰的画，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妈妈的“农民”身份，外婆沉重的叹息，还有我自己心里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惑，都预示着，我的童年，正在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悄然改变着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