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巷流年》周北窗

27、困局 进入国企技

　　在技校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生病返校后不久，我被招进企业的宣传队。
　　宣传队负责人名叫夏跃，据说他以前是文工团的，专业出身，会编舞会作曲，还会弹好几样乐器，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宣传队的负责人，在厂里名气不小，我见到他之前，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许多次他的名字，大家都说他“年轻有为”“有才华”。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宣传队的排练室。
　　排练室在教学楼顶楼，一间大教室改的，窗户宽大，阳光充足。墙角堆着一些乐器，有一架立式钢琴，漆皮有些剥落了。夏跃坐在钢琴前面，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指搭在琴键上，没有弹，就那么放着。他看起来三十出头，个子不算高，但身板很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眉眼清秀，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像一只温和的猫。他站起来跟我握手，手掌很干燥，不轻不重地握了一下就松开了。
　　“周兰对吧？欢迎你加入我们宣传队。”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像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
　　他弹起钢琴，让我试唱了一段《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唱完后他说：“唱得不错，六月份我们有个文艺汇演，你就去歌唱队吧。”
　　唱歌跳舞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事情，舅妈教过我跳舞，中学的时候我是班里的文艺委员，经常带着同学们排练节目；代课的时候又兼任音乐老师，常帮学生排练节目，可以说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活动了。
　　宣传队的队员都叫他夏老师，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拍，都要抠到满意为止。他不大发火，不满意的时候就是沉默，双手抱胸，站在那儿看着你，简直比骂人还难受，大家都不敢在他面前敷衍，每次排练都很认真，即使练到腿软嗓子干，都咬牙坚持着。
　　由于宣传队排练都安排在白天，我的作息时间和班上同学的不同，就被调到了厂区的单身宿舍，宿舍里有四张单人床，住宿条件比之前好太多。
　　慢慢地，我和宣传队的队员熟了起来，大家排练完，会在一起吃饭，大家围坐在食堂的条桌旁，有说有笑，夏跃也完全没有领导架子，坐在一边吃饭，偶尔抬起头听我们闲聊。
　　他对每个队员都很关心，排练休息时，他从包里拿出一盒润喉糖分给大家，还会自费奖励队里表现好的队员。有一次下雨，我没带伞，排练结束后站在楼下等雨停，他从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把绿色的长柄，走到屋檐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问；“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我先带你回宿舍吧。”
　　外面的雨势没有减小的趋势，豆大的雨点一颗颗砸向地面，雨水汇集在教学楼两侧的排水沟里，裹挟着枯树枝和泥沙，往低处流去。
　　我站在原地犹豫不决，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和一个男人打一把伞，被人看见了，又会有难听的话传出来，“不用了，谢谢夏老师，我再等一等。”
　　夏跃看穿了我的顾虑，他走过来把伞递给我：“这样吧，你先打伞回宿舍，再把伞给我送回来，我在这儿等着。”
　　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更加敬重他。
　　每次和他见面都是排练的时候，他跟我聊过几次天，有时候是排练的事，偶尔也问家里的事。他问我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什么人，我回答得很笼统，只是后来，不知道他从一些同学那里听说了我妈妈是小学老师，我从小跟着外婆长大。
　　从那以后，我似乎感觉到他对我有些不一样，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他无意间透露自己妈妈是一位中学老师，并且父母在他十岁那年离婚后，他就跟着妈妈一起生活。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淡淡的，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我本能地共情和自己有着相同人生经历的人。那个年代，再加上他这个年纪，父母离异的人不多。我自己就是跟着外婆长大的，知道那种滋味——虽然不缺吃穿，但是心里有一个地方永远空着，小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妈妈家里的客人，大一点的时候，想要离妈妈近一些，总想通过一些事情证明妈妈是爱我的，可是，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母爱被分成三份，我能得到的并不完整。
　　我提着灯走在无尽的黑夜里，身侧没有一个同路的人，经过一片田野时，惊奇发现对面也有一个人提着灯走过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同类。
　　夏跃和学校的老师不一样，他的关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是一种平等的、感同身受的理解。那时候我心里把他当成一个兄长，一个懂你的、愿意照顾你的、跟你有着相似经历的兄长。
　　他给我送过几次东西，有声乐教材，还有朋友带给他的新奇玩意儿，每件东西都不是很贵重，但他总有理由送给我，那些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让我不好意思拒绝。
　　蝉鸣裹挟着夏日的炎热，操场的那排万年青绿得发黑，这学期期末，我考完最后一科，他说自己要去火车站附近，可以顺路捎我一程，我说不用。
　　坐大巴到了火车站，就看见他站在站前广场，身旁停着自行车，同他打过招呼，他主动帮我提着行李进到候车室，临上车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给你写了一首歌，你回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给我写的歌？
　　“什么歌？”我问。
　　“回去看就知道了。”他把信封递过来，嘴角带着温和的笑容。
　　我把信封接过来，折了一下塞进手提包里。火车快进站了，候车室里人流涌动，扛着大包小包的人挤来挤去，空气里弥漫着煤灰的味道。我冲他挥了挥手，转身跟着人群往里走。
　　上了火车，在靠窗座位上坐好后，我从包里拿出了夏跃给我的信封，慢慢地看了起来。“亲爱的妹妹，同在厂里的宣传队共事许久，对彼此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信里确实还写了一首歌，我没往感情方面想，夏跃已经结婚了，怎么可能会追求我呢？从没经历过感情的我以为只是单纯的友谊罢了。
　　“这明明就是喜欢你嘛，想追求你。”妈妈看完信以后说。
　　“可是夏老师已经结婚了，妈你别乱说。”
　　我很惊讶妈妈会这么说，那个流言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年代，我根本没想过一个已婚的领导会喜欢我。“你还小还年轻，再多些社会阅历就懂了，是什么心思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小心点总没有坏处。”我让妈妈帮我参谋参谋买什么东西回礼，虽然夏跃之前送我声乐教材这些价值不算太高的东西，但我还是不想欠夏跃人情。
　　夏跃给我写信的事，舅舅很快就知道了。
　　知道信的内容后，他非常生气，大骂夏跃是流氓——因为他在信里称呼“我亲爱的妹妹”。虽然妈妈和舅舅都认为夏跃是想追求我，可我那时内心还是觉得他是因父母离异与我共鸣觉得有缘分，把我当妹妹而已，我完全没有想过夏跃会给我带来怎样的麻烦。
　　夏跃给我送东西，下雨把伞给我让我回宿舍，排练时总与我闲聊……日子久了，风言风语就冒出来了。已经经历过好几次这种事情的我，不再逃避，想通过一些行动来击溃流言，但是终究是太年轻，在那个社会氛围里我太无力，我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为了自证清白，我掉入了自证陷阱里，选择了极端的解决方式。
　　我答应了技校篮球队一个男生的追求，想证明我和夏跃没关系。和这个男生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流言没那么严重了。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男生某一天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并威胁我说：“周兰你要是敢跟我分手，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的心瞬间被恐惧的情绪占满了，对死亡的恐惧，被威胁的无助，把我冲击得溃不成军。被威胁以后我本能的寻求妈妈帮助，把男生威胁我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了解事情原委以后安慰我，“没事的妞妞，他就是太害怕你离开他了，才这样说的，有什么事一定要跟妈妈说。”
　　就这样惶恐不安、担惊受怕的过了些时日，麻烦又找了上来。
　　夏跃的妻子找到了我，“我找你男朋友说了些你和夏跃的事，周兰，你可别怪我，是你导致我和夏跃离婚的，要不是你，夏跃和我还好好的！”她俨然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我和夏老师清清白白，苍天为证！我不关心你和夏老师的感情如何，我根本都不知道你们离婚了。”我只能无奈的跟她解释。
　　但她根本不信，认为我是在狡辩，在装无辜，“学校里你和夏跃的事穿得沸沸扬扬，你说你不知道？你就是在装无辜而已，装得比谁都好！”
　　夏跃的妻子来找我这事闹得人尽皆知，家里的几个长辈赶到学校，交涉后把我带回了家。舅舅本来就对我管教得比较严，到家后气得扇了我一巴掌，小姨也气得把鞋脱下来打我，妈妈和外婆赶紧把我抱着，护着我不让舅舅和小姨再打。
　　从这件事后，我变相的等同于被软禁了，家里人把我看管得很严。
　　被软禁的日子让我情绪很沉郁，对软禁的抗拒越来越强烈。
　　我突然觉得心好累，从村小时便是这样，到了镇上和城里的中学是这样，在国企一样的不快乐，被骚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因为我年轻爱打扮爱美些，就总受到非议，大家只会认为是我的错，我再怎么辩解也无济于事。
　　妈妈的同学赖老师知道在我经历了这些事后，看我状态不好，跟家里人提出去她家住一段时间。看我整天情绪低落的样子，赖老师语重心长的劝道：“孩子，生活不是琼瑶小说，不要把感情看得太简单了。清醒一点，自己的将来才是最重要的，好好打算吧。”赖老师并没有真的理解我，这里也依旧没有得到自由。
　　一个礼拜后，我虽然依旧伤心于大家对我的误解，但精神状态稍好了些。
　　赖老师看我这个礼拜精神恢复了些，就提议让我看看电视放松心情。赖老师正在厨房拿吃的，看着赖老师的背影，我突然就很想逃，一旦冒出这个念头，就跟野火一样迅速点燃了我那颗自由的心。
　　“逃吧，周兰，逃到一个谁都不认识你的地方去。”我心里的声音伴着心跳声越来越大。
　　可是怎么逃呢？又逃到哪里去呢？
　　看到电视机前的桌子上放着的存钱罐，我的心一下就找到了方向。我赶紧将存钱罐里不多的零花钱拿出来，揣在兜里悄悄地跑了出去。夜色很黑，只有一点微弱的月光，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一路朝着火车站的方向疯跑，一边跑一边哭，也许是为委屈而哭，也许是为终于逃离而哭。夜晚很冷，世界很安静，微弱的月光照着大地，也照着在夜色里奔跑的小小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