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求救，写在我的昨天》大禾之上

119、第二种可能 询问室

　　询问室
　　苏世璋坐在桌子对面，腰背挺得笔直，双手交叠搁在膝盖上。他领口熨得平整，像是出门前特意打理过。脸上的表情很淡定—太冷静了，冷静到不像一个刚丢了孩子的父亲。
　　“苏先生。”邓婉仪把笔录本翻开，笔头落在纸上，“你之前跟我们说，案发前一周你一直在外地出差，案发当天傍晚才回到云海市。这个说法，你确认吗？”
　　“确认。”苏世璋点了点头，语气很稳，像是在回答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问题。
　　蔡星澜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屏幕朝他。画面定格在凌晨三点零八分，十三栋楼门口，感应灯的光打在一个人的脸上。五官清清楚楚。
　　“那这个人是谁？”
　　苏世璋看着屏幕。
　　他看了两秒。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像是在辨认一个不太熟的人。然后他往后靠了靠，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原来你们问这个”的了然。
　　“哦—想起来了。”他语气平静，“那天确实回来过。出差中途落了份合同在书房，第二天一早开会要用，没办法，连夜赶回来拿了一趟。拿了就走了，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票你们可以查。”
　　他说完看着蔡星澜，目光没有躲。每一个字都接得很自然，像是早就想好了答案，只等着有人来问。
　　邓婉仪的笔在纸上顿了一下。她抬头看了苏世璋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这个人回答问题太快了，快得不像在回忆，像是在背书。
　　杨光辉靠在椅背上，抄着手，视线从苏世璋脸上扫过去：“苏先生，你凌晨三点回家拿合同，你太太知道吗？”
　　苏世璋偏过头，像是认真想了想。
　　“应该是不知道的。”他说，“她在睡觉，我就没叫她。拿了东西就走了，前后不到十分钟。”
　　“十分钟。”杨光辉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没往下说。他看了蔡星澜一眼，蔡星澜没有接他的目光，而是继续盯着苏世璋。
　　“苏先生。”蔡星澜把电脑转回来，语气不变，“进门之后你去过哪些房间？”
　　“书房。”苏世璋说，“就书房。拿了合同就出来了。”
　　“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没有。”
　　“孩子的房间呢？”蔡星澜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不经意间提了一嘴。
　　苏世璋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动作很小，如果不是盯着看根本注意不到。
　　“没有。”他说，“孩子在睡觉，我怕吵醒他。”
　　蔡星澜没有追问。她把手里那份笔录翻到某一页，指尖在纸上轻轻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条缝，喻宇探进半个身子，朝蔡星澜点了点头。
　　蔡星澜站起来，走到门口。喻宇压低声音，把手里的文件夹递过来：“星澜姐，我跑了一趟苏世璋公司，全部核实过了。火车票改签记录、合同文件的签署时间、公司员工的证词—全部能对上。他确实在案发前四天凌晨回了云海，拿了一份合同，然后又马上走了。几个员工都说那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合同就在桌上，他要是凌晨没回来拿，这东西不可能凭空出现。”
　　蔡星澜接过文件夹翻了翻。火车票改签记录打印得清清楚楚，改签时间是案发前五天下午三点十二分，从当天傍晚的班次改签到了第二天一早。合同签署时间是案发前三天上午九点半。同事的证词也录了，三个人分别说的，说法一致。
　　时间线严丝合缝。每一环都扣得上。
　　她合上文件夹，回到桌前坐下，把材料搁在手边，没有翻开。
　　“苏先生。”她说，“你跟我描述一下那天回家拿合同的具体经过。从进门开始。”
　　苏世璋换了个坐姿，右手搭在桌面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左手腕上的表带。
　　“大概凌晨三点左右到家。开门进去，书房在二楼，我直接上楼拿了合同。合同就搁在书桌上，我出门前放在那儿的，一进门就看见了。拿了就走了。全程不到十分钟。”
　　“进门之后开灯了吗？”
　　“开了门厅的灯。楼上没开，怕吵醒孩子和—”他停了一下，“和我太太。”
　　“楼上没开灯，你怎么找到合同的？”
　　“手机照着。”苏世璋说，“手机屏幕那点光就够了，合同就在桌上，不用翻。”
　　他说得很具体。太具体了。一般人回忆一件发生在凌晨的事，细节不会记得这么清楚—开了哪里的灯，没开哪里的灯，用什么照的亮，合同放在哪里。除非他事后反复想过这些细节。
　　“你拿完合同直接走了？”
　　“直接走了。”
　　“有没有去孩子的房间看一眼？”
　　苏世璋的手指停了。就一下。指腹按在表带上，没有再摩挲。
　　“没有。”他说，“孩子在睡觉，我怕吵醒他。”
　　蔡星澜看了他两秒，没有继续这个问题。她把笔录翻到下一页。
　　“孩子出事那天傍晚，你和黄女士一起出门参加酒席。这个酒席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
　　“提前一两天。”苏世璋说，“就是一个剪彩仪式，非要我们去一下，之后还有个商务酒会。合作方那边安排的，不去不好交代。”
　　“提前一两天才知道的？”
　　“对。”
　　蔡星澜的笔在纸上停住了。
　　黄星悦说的是“提前一两天”。苏世璋说的也是“提前一两天”。用词一模一样。换成任何一对夫妻，一个人说“提前一两天”，另一个人可能会说“就前两天才定的”、“临时通知的”、“本来不想去的”—表达方式会有差别。但他们两个人的说法，像是从同一张纸上抄下来的。
　　她把这点记在心里，面上什么都没露。
　　“苏先生，关于你名下那张门禁卡—”
　　“那张卡啊。”苏世璋接得很快，“我的卡早就消磁了。应该是之前不小心跟手机放一起弄坏的。一直没去补办。你们查到的刷卡记录，用的肯定不是我手里这张。”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我猜可能是有人复制了我的卡。”
　　猜。复制。他说这两个词的时候语气很随意。
　　蔡星澜没有再问。
　　她把笔录翻到最新的一页，笔尖在某个位置画了一个圈。
　　笔录上写着一行字—“我没进孩子的房间。”
　　字迹很工整，签名的笔画一丝不苟。
　　邓婉仪把笔录转过去让苏世璋签字。他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写得比平时还工整。
　　签完他把笔搁下，抬起头看着蔡星澜，目光平静。
　　“警察同志，还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蔡星澜从讯问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两秒。
　　喻宇靠在走廊墙上等她，手里还捏着那个文件夹。他看蔡星澜出来，递了瓶水过来。蔡星澜接过来没拧开，拿在手里。
　　“你怎么看？”喻宇问。
　　蔡星澜没来得及回答。走廊另一头，黄星悦被邓婉仪带着去做补充笔录，两个人刚好迎面碰上。
　　苏世璋从讯问室里走出来。黄星悦从他身边经过。两人中间隔了不到半米的距离。
　　没有对视。没有说话。没有任何眼神交流。
　　苏世璋低着头往外走，步子不快不慢，跟进来的时候一样稳。黄星悦直直地从他身边走过去，目视前方，像是走廊里根本没有这个人。
　　她的腿又开始抖了。膝盖往下，裙摆遮不住的地方，能看见小腿在发颤。但她没有停，也没有回头。
　　邓婉仪走在黄星悦旁边，注意到了这个动作。她看了蔡星澜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走廊里碰了一秒。
　　蔡星澜站在讯问室门口，把这一幕收进眼底。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办公室里日光灯开着，齐雨欣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从文杰端着杯子从饮水机那边走过来。
　　蔡星澜把苏世璋的笔录复印件摊在桌上，旁边是兰姨的口供、黄星悦的第一次笔录、苏世璋的出差记录、火车票改签凭证、门禁刷卡记录。六份材料一字排开，像一副拼图，所有碎片都在桌面上，但就是拼不到一起去。
　　苏世璋和黄星悦的口供—酒席的时间、出门的经过、孩子在房间里玩、兰姨在厨房做饭—细节全对得上。但每一句都像是排练过的。语气太顺，用词太像，连停顿的位置都差不多。真正的夫妻回忆同一件事，会有细节上的出入，会互相纠正，会有一方记得另一方不记得的部分。他们两个没有。
　　像是背出来的。
　　“这夫妻俩有问题。”邓婉仪把黄星悦的补充笔录放到桌上，“黄星悦刚才做笔录的时候一直在抖。问她什么她都答，但每说一句都要停一下，像是在想这句话该怎么说。”
　　“苏世璋倒是不用想。”喻宇把脚翘在椅子横杠上，转着笔，“他什么都能答，答得比记者招待会还顺。但就是—太顺了。”
　　“他连上楼没开灯、用手机照着拿合同这种细节都记得。”杨光辉靠在窗边，抄着手，“凌晨三点，人半睡半醒的，谁会把这些细节记得这么清楚？除非—”
　　“除非他事先想过要说这些。”蔡星澜接上他的话。
　　齐雨欣从电脑后面探出头来：“星澜姐，我觉得苏世璋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真的。火车票是真的，合同是真的，连凌晨三点回家都是真的。但就是—”
　　“太真了。”蔡星澜说。
　　她把那份火车票改签记录拿起来又看了一遍。改签时间：案发前五天下午三点十二分。那个时候，美兰府邸的门禁记录显示，那张“丢掉的”门禁卡已经被人用过好几次了。
　　时间线在她脑子里一点一点地拼起来。兰姨丢卡、门禁被刷、苏世璋改签、凌晨回家—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太密集了。密集得不像是巧合。
　　桌上座机响了。
　　邓婉仪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变了。
　　“黄星悦打来的。”她捂住话筒，声音压低，“她说有人打电话来，要一百万。”
　　办公室里的空气一下子绷紧了。喻宇把翘着的脚放下来，杨光辉从窗边站直了身子，从文杰敲键盘的手停了。齐雨欣端着那杯一直没喝的水，悬在半空中。
　　蔡星澜走过去接过听筒。电话那头，黄星悦的声音碎成一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话都连不成句。
　　“他打过来了—他说孩子在他手上—要一百万—不让我报警—可是我已经报警了—他知道了怎么办—他会撕票的—”
　　“黄女士。”蔡星澜把声音压得很稳，“对方有说在哪里交易吗？”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黄星悦的抽泣声卡在嗓子眼里，像是在努力回忆，又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
　　“他说……他说地方回头再通知我。让我把钱准备好，不许连号，不许做记号，不许告诉任何人—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不该告诉你们的—”
　　“黄女士。”蔡星澜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但声音没有拔高，一字一句地往下压，“你做的是对的。从现在开始，对方的每一次联系你都要记下来—时间、说的什么、用的什么号码。不要跟他讨价还价，不要刺激他。剩下的交给我们。”
　　挂了电话，办公室里沉默了整整三秒。
　　“这案子变成绑架了。”从文杰把车钥匙摸出来攥在手里，椅子往后一推。
　　“不一定是绑架。”蔡星澜说。
　　所有人同时看向她。
　　她站在桌边，一只手还按在座机上。日光灯把她脸上的轮廓照得棱角分明。她没有马上说话，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六份摊开的材料上—兰姨的口供、黄星悦的笔录、苏世璋的笔录、出差记录、改签凭证、门禁记录。像在看一副拼图，哪块拼错了。
　　“如果孩子在他手上，他为什么不在断电那十分钟里直接要赎金？”她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他选在没有大人在家的时间段入室，目标很明确—是孩子。但兰姨的笔录里说，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少。他不图钱。”
　　“可黄星悦确实接到了勒索电话。”邓婉仪说。
　　“是。”蔡星澜低下头，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份苏世璋的笔录复印件上。签名的那一行，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像是签合同。
　　“所以现在有两个可能。”她说，声音不大，每个字都沉甸甸的，“要么，孩子确实在嫌疑人手里。他之前不图钱，现在改主意了。”
　　她顿了一下。办公室里没有人出声，只有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
　　“要么—”蔡星澜抬起眼，“这个电话，不是绑匪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