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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好好吃饭 审讯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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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的门一扇一扇关上了。
孙虹踩着高跟鞋,鞋跟敲在走廊地砖上,哒、哒、哒,节奏不快不慢。她在最里面那间讯问室坐下,进来之后就一直在转手腕上那个银镯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她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委屈,像是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无辜学生。
杨光辉把监控录像的截图推到她面前。画面定格在八月二号的邮局,她站在填单台旁边,手里拿着翻盖手机。
“这是什么?”
孙虹低头看了一眼照片,眨了两下眼睛,速度很快。“我就是接了个活。人家给钱,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警察同志。”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替人代班收了个快递。
杨光辉又推过去一份文件—701室电脑里恢复的周报邮件,发件人是她的邮箱账号。“一例拒签,已处理”,这六个字被红笔圈了出来。
“这封邮件是你发的。‘已处理’是什么意思?”
孙虹手腕上的银镯子啪地弹了一下。她低头看了看手腕,把镯子重新转回去,比刚才转得更慢了些。“那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我就是个打工的,老板怎么说我怎么做。”
“你的工作是什么?”
“筛简历,约面试,就这些。”
蔡星澜靠在椅背上,看着她转镯子的手指。节奏一直没乱过。
“那‘通知寄信’呢?”蔡星澜问。
镯子停了一瞬。很快,又转起来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隔壁讯问室里,刘大伟坐在椅子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是在等面试。
从文杰把银行流水放在桌上。七月十七号,孙虹的账户往他的账户里转了三千块。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眼珠子转了转,然后抬起一张无辜的脸:“我不知道啊,这是发的什么钱?我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三千块,不记得?”从文杰又推过去一张表—汽修厂工资表。刘大伟的基本工资两千二。“你每个月工资两千二,突然有人给你转了三千,你会不记得?”
刘大伟咽了咽口唾沫,喉结滚动了一下,脑袋往下一耷,又重新抬起来,脸上一副被冤枉了的表情:“那、那可能是什么奖金吧。我们厂里不是有多劳多得嘛,说不定是我干活卖力气,厂长奖励的。”
从文杰又把孙虹邮件的打印件推过去,指着上面另一行字—“刘大伟,寄信”。
“寄信。寄什么信?”
刘大伟的眼睛瞪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寄信?厂里一直有帮离职的同事介绍工作的,我就是帮那些走了的同事转个信,他们去了外地不方便收嘛。这是做好事。”
“帮离职的同事转信。帮谁?罗隐吗?”从文杰问。
刘大伟的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那我记不清了,厂里来来去去那么多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瞟了一眼墙上的钟。
“罗隐是怎么死的?”从文杰换了一个问题。
“不知道。”刘大伟摇头,摇得很快,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晃着,“警察同志,这个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顺手帮了个忙,又不犯法。”
旁边那间讯问室里,喻宇正在问另一个工人。那人的反应和刘大伟如出一辙—都是摇头,都是“我不知道”,都是“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干活的”。
几个讯问室里的台词像是提前对过的。
蔡星澜拿着几份笔录从走廊里走过来,把笔录往桌上一拍。啪的一声,几份笔录散开,每一份上面都写着差不多的内容—不知道,不清楚,我只是帮忙,我就是个打工的。
“白干活的?”蔡星澜拿起其中一份笔录,指着上面某工人说的“我只是帮个忙”,翻到下一页,手指点在银行流水那行三千块的转账记录上,“帮个忙拿三千块。罗隐在汽修厂干一个月才两千二,你们帮一个忙顶他干一个半月。天底下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几份银行流水并排放在桌上。每一笔,三千、四千、五千,密密麻麻的数字从孙虹的账户流向不同收款人的户头。户名一个比一个眼熟—几乎大部分是汽修厂的工人。
邓婉仪把邮局门口监控里那十几个进进出出的人挨个圈出来,旁边标上名字和日期。另一边放着快递公司和银行回执,所有材料摆在桌上的时候,表格里的每一格都填满了。
刘大伟看着那些材料,嘴巴抿成一条线,不说话了。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改口了:“是李成。他把人打死的,他运出去的。”
他的语气变了,不再是之前那种被冤枉了的委屈,而是急着要把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上甩掉。
从文杰问:“哪个李成?”
刘大伟又咽了口唾沫,喉结快速地滚了两下。“也是我们厂里的。他力气大,平时就凶。那天罗隐在701闹,李成也在。他动的手,后面也是他把桶推走的。我、我就是后来帮着寄了封信,其他我都没参与。跟我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他说“跟我没关系”的时候,声音比之前所有的辩解都要大。
讯问室中间的走廊里,喻宇把人一个一个带到不同的房间里。脚步声响成一片,门开开关关。
最后被带进来的是一个身材壮实的男人,肩膀很宽,脖子和脑袋几乎一般粗。他往椅子上一坐,椅子发出咯吱一声闷响。
杨光辉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没有坐下,站着看他:“李成,咱们也不兜圈子了。刘大伟已经说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我。”李成的声音发闷,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他要举报我们。让老板知道了,我们在这一带还怎么混。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激动之下,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说一件很寻常的小事。
蔡星澜看着他,问道:“那你肢解呢?肢解也是不小心?”
李成沉默了两秒,然后他把目光移开了。这个动作跟其他人不一样—别人移开目光是心虚,他移开是拒绝回答。
“那么大一个人,不肢解,我也不好运。”
他的语气更平了。这句话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像是在陈述一件工具不好装车的事实。说完之后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蔡星澜没有马上接话,她看着他。
办公室里,喻宇把最后一份笔录归档。
“还好之前做了部署,交接的时候把人都控制住了。”他说,把文件夹码齐放在桌角,“当天在邮局里的,银行流水上收了钱的,一个没漏。”
杨光辉站在黑板前面,看着那张几乎贴满的组织结构图。线条被画了一遍又一遍,有的地方画了箭头,有的地方被圈了红圈。最上面的位置空着—孙虹的上线、整个链条的顶层,还是空白的。
“最重要的头目和几个核心骨干跑了。”杨光辉说。
潘铮接过话头:“已经发协查通报了。”
蔡星澜靠在窗边,没说话。她看着窗外,脑子里反复出现同一张纸—701室里拼出来的那张表格,罗隐名字后面的红叉,还有他下面那个名字,备注栏里打着一个问号。
那个问号后面的人没有被送走。现在还在汽修厂上班。
早上五点多,走廊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哭腔和含混的说话声。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隔着几道门都能听见:“我就说了我眼皮一直跳,他还跟我吵,说我看不惯他打游戏,老是把他当小孩子,还要跟我要身份证—”
蔡星澜推门出去,看见孟晚棠站在走廊中间。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大衣,头发随意地绑在脑后,眼眶红红的。但这次她没有歇斯底里。她一只手攥着手机贴在耳边,另一只手拽着一个年轻人的胳膊。
那年轻人二十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冲锋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几道泥印子。他低着头,一副被抓了现行的模样。
“你真是要吓死我了!”孟晚棠对着电话那头喊了一句,然后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对着那个年轻人继续输出,“这么多天不回来,电话也不接,跑到什么山区里面打游戏去?!我跟你们学校老师打电话,老师说你好几天没去上课,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那年轻人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抬起头—然后露出一种特有的理直气壮,那种“你们这些大人不懂”的表情挂在脸上,虽然声音不大,但稳稳当当的:“妈,我那不叫打游戏。我拯救世界去了。你根本不懂我的理想和抱负。”
旁边几个同事没忍住,嘴角抽了一下。
孟晚棠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那个年轻人先看到了站在走廊里的蔡星澜。他愣了一下,然后冲她点了点头,笑了一下,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她见过的孟晚棠手机背面那张照片上的脸,他没穿学士服,脸比照片上瘦了点,但表情是一样的,笑得很开朗。
孟晚棠走了几步,走到蔡星澜面前。她的眼眶红了,声音有点哑。她抬起手,像是想伸出去握蔡星澜的手,又顿住,最后只是把手按在自己胸口上,用力地按了两下。
“蔡警官,谢谢你。”
蔡星澜看着她。孟晚棠第一次来报警的时候,在值班台前面又喊又叫,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因为儿子半个小时没回消息就满城贴寻人启事。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太夸张了,觉得她又是一个小题大做的妈妈。
现在她站在走廊里,拽着失而复得的儿子,红着眼眶说谢谢你。
蔡星澜看着孟晚棠,停了一拍,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孟姐,你儿子回来了,就不要再说他啦,你看你说到现在,吃饭了吗?回家好好吃个饭,这段时间你也累了。”
孟晚棠愣在原地。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很多话,最后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个年轻人站在旁边,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黑框眼镜。他看了看蔡星澜,又看了看他妈,好像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天去了哪里,他妈就在警局等了多久。他往前挪了半步,小心翼翼地把他妈的胳膊勾了一下,动作很轻,像是试探。
孟晚棠瞪了他一眼。然后她的表情一点点松下来,从恼怒变成无奈,从无奈变成疲惫,又从疲惫变成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她伸手把儿子的手紧紧握住了。
走廊里渐渐安静下来。脚步声远了,电梯门合上,孟晚棠母子的身影消失在电梯口。
办公室门口,蔡星澜刚推开玻璃门,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肉香。桌上的文件已经被挪到了一边,腾出小半个桌面,搁着一个还在冒热气的保温袋。
里面是一锅红烧肉,肉块切得方方正正,肥瘦相间,酱红色的汤汁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热气带着八角桂皮的香味往人鼻子里钻。红烧肉是装在一个保温饭盒里的,盒边搁着两副碗筷,还有一盘清炒小白菜,绿油油的,一看就是刚出锅。另外还有个保鲜盒,装着切成块的哈密瓜和火龙果,旁边细心地插了两根牙签,用保鲜膜裹得严严实实,封口处贴着一张蓝色的便利贴。
便利贴上的字,字迹工整,是王星衍写的—“记得吃水果。”
看着保温袋里还在冒热气的那盆红烧肉和那张便利贴,冷了一整天的手好像慢慢暖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