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的祈祷[希伯来]》爬树的缅因猫

77、一等情事（中） 军官X医生

　　回到柏林后，我在一家名叫圣心的福利院里工作。

　　说是福利院，其实不过是城郊一栋旧宅子改的，墙皮剥落，窗框朽烂，每逢下雨天，孩子们就抱着被褥挤到不漏水的那半边走廊去。
　　我来的时候正好是四月，院子里几棵老椴树发了新芽，嫩嫩的绿从枯枝里挣出来，看着倒叫人心里一软。

　　院长姓克莱恩，一个肥硕的中年男人，衬衫领口永远勒着一圈油汗。
　　他待我还算客气，大约是看我有正经医学校的文凭，能省下请大夫的工钱。
　　孩子们管他叫"克莱恩叔叔"，可每回他走过，那几个小的就缩着脖子往后退，眼睛里藏着一种过早学会的谨慎。

　　我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厨房每周领到的面粉、牛奶、肉罐头，到了孩子们碗里就只剩下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
　　最小的女孩叫安娜，五岁，瘦得像纸片人。
　　我悄悄替她看诊，摸了摸肋骨，皮下面是能数的清的骨骼轮廓。
　　我问她饿不饿，她点头，然后又摇头，说："叔叔说了，说饿的孩子没有糖吃。"

　　我心口像被人攥了一下。

　　福利院的资助人据说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外国贵族，从不露面。工作人员闲谈时说起他，说他是个瞎子，还少了一条胳膊，都是在战火里丢的。也有说他从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败了，躲在庄园里不见人。
　　说什么的都有，但没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只知道是个俄国的公爵。
　　有时我也在办公室里看见他签批的拨款文件，字迹很漂亮，笔锋瘦硬，像雪地上落下的松枝。

　　那些钱去了哪里，我渐渐看懂了。
　　克莱恩新换的那辆轿车停在后院，后座皮椅锃亮得照人影；账面上"修缮屋顶"的支出，恰好是他家厨房翻新的数目。
　　孩子们冬天只有一条薄毯子，克莱恩的壁炉却烧得整栋楼都暖和。

　　我想了很久，终于决定给这位资助人写信。

　　我说圣心福利院的孩子们目前的情况与您所资助的善款之间似乎存在不相符合之处，又说如果您方便，可以派人来院中实地看一看孩子们的伙食和住宿。
　　末尾我署了名，又加上一句：冒昧打扰，请您见谅。
　　信装进信封，贴了邮票，第二天一早投进了门房的邮筒里。

　　*
　　俄国，莫斯科郊外。
　　安德烈耶维奇庄园。
　　路西法把自己关在那间朝北的卧室里，已经是整整一年了。

　　伊万每天端着餐盘上楼，在门外站一会儿，听见里面传来一句"放门口吧"，才把托盘搁在矮桌上，然后退下。
　　有时候整盘食物原封不动地端回来，厨娘玛莎看着那些冷掉的肉汤和黑面包，用围裙擦了擦眼角，什么也不说。

　　路西法的早伤养好了，右手从肘部以下空荡荡的袖管也早就拆了线。
　　可有些东西比伤口更难愈合。

　　路西法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窗帘终日拉着，光线从厚缎子缝隙里挤进来一线，照在书桌上摊开的书页上。
　　他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面朝着墙，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伊万进去打扫时，看见过他的脸——
　　俊美的轮廓瘦得刀削一般，蓝色的眼睛像结了冰的湖，底下什么也映不出来。
　　那件俄军上校制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柜顶层，他再没有穿过。

　　从前这庄园里养着几十号仆人，笑声、说话声、刀叉碰撞的声响从餐厅一路传到花园里去。
　　如今只剩下伊万和玛莎两个人。玛莎在厨房里擀面包，擀面杖滚过面板的咕噜声，是整栋楼里唯一活着的动静。

　　路西法坐在那把扶手椅里，背对着门，肩胛骨从旧睡袍的布料下支棱出来，像两只折了翅的鸟。
　　他不说话，也不动。
　　窗外的蝉声一波一波地涌进来，拍在他身上，又退下去，像浪打在礁石上。

　　伊万有时候想，公爵究竟在想什么呢？想曾经的战友？想那场他赢了战役却输了自己的战争？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把自己沉进一种比睡眠更深的寂静里去？
　　伊万不知道。他跟了路西法二十多年，从他还是军校里那个挺拔明亮的少年就跟着，那时路西法骑马、读诗、下棋，笑起来眼睛里有光。
　　如今那光灭了，只剩下灰色的两潭死水，映不出任何东西。

　　“伊万先生，有您的信。”
　　“从哪来的？”
　　“从柏林来的，先生。”
　　看到信封上的“圣心福利院”几个字，伊万便明白，这封信是写给路西法的，而不是给他的。

　　他拿着信在门廊下站了一会儿。热风从白桦林那边涌过来，扑在脸上，带着草木蒸腾出来的苦气。他把信封翻过来又翻过去，指尖摩挲着纸面，薄薄的一层，里面大概只有一两页信纸。他想，这信是给公爵的。

　　可公爵已经一年没有拆过任何信件了。

　　书房里的信堆了满满一抽屉，有从前部队同僚寄来的慰问，有圣彼得堡旧友的问候，还有几封不知从哪里辗转来的、写着"盼复"的急件。
　　路西法一封也没拆过。
　　伊万每回把信放在他卧室门口，隔天去看，信封还躺在原处。
　　后来伊万便不再送了。他把信收进书房抽屉里，锁起来，免得公爵看见心里更烦。

　　伊万叹了口气。他把信夹进了书桌上那本未翻完的书里。
　　窗外蝉声忽然拔高了，拉成一根细长细长的线，刺破闷热的空气。
　　伊万拉了拉窗帘，把书房拢进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然后关上门，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那封信就在黑暗里躺着，无人读它。

　　*
　　柏林。
　　我每天经过门房都要问一句有没有回信。
　　门房的老头摇头摇了整整两个月，我寄出的信便如投进一口深井，连个水花也没听见。

　　而福利院的情形愈发坏了。
　　克莱恩换了一副金丝边的新眼镜，领口的油汗圈又大了一圈。孩子们喝汤时碗底的土豆块从两块变成了一块半。
　　安娜夜里咳嗽得更厉害了，我偷偷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半片黑面包泡软了喂她，她伸出小小的舌尖舔面包屑的样子让我想起春天刚破壳的雏鸟，又脆弱，又拼命想活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整个夏天和秋天，我又写了十封信。
　　有时候信里写得很细，写汉斯画了一幅画，说是"风把云吹散了，像我妈妈晾在绳子上的床单"——我想让那位看不见的资助人知道，这些孩子是活的，有诗，有梦，有饿得瘪瘪的肚子。
　　有时候我写在露台上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发现最小的三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
　　每封信我都仔仔细细地封好，贴上邮票，亲自投进门房的邮筒。

　　*
　　十一月的莫斯科，白桦林已经冻透了，枝条上凝着冰凌，风一过就叮叮当当地响。

　　伊万这天照例在书房擦拭书柜。
　　从前路西法最爱这间书房。
　　满墙的书从地板顶到天花板，里尔克、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书脊都被翻得起了毛边。书桌上常年摊着一本读到一半的诗集，旁边搁着银质的裁纸刀和墨水瓶。
　　如今书房和整座庄园一样，空落落的。书脊上落了灰，伊万用一块绒布慢慢擦过去，每本书拿起来拂一拂再放回去，这是他每天唯一能替主人做的一点体面事。

　　绒布拂过那些旧书的书脊时，他的动作忽然顿了一下，手指碰到一个硬硬的边角——那些柏林的来信还夹在原处，两个月了，没有人拆过。
　　伊万把它们抽出来，信封已经蒙了一层薄灰，他用手抹了抹，看见邮戳上的日期，七月、八月、九月。
　　整整十封。

　　送信员又来了。
　　玛莎拿着信进来的时候，伊万叹了口气。

　　书房的门忽然开了。
　　路西法的家庭医生拎着药箱从楼梯上走下来。医生姓米哈伊洛夫，头发花白，在这座庄园里看了将近一年的病，说实话，他看不好这位年轻公爵的病。
　　路西法枪伤、刀伤、弹片伤全都愈合了，唯独心口那个洞，药箱里没有一剂药能填得上。
　　医生走到门厅穿大衣的时候，伊万送他出去，雪花扑在两人肩上。

　　"公爵今天怎么样？"伊万低声问。

　　米哈伊洛夫摇摇头，把围巾往脖子上绕了一圈。"还是不肯吃东西。昨天那碗汤，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放在窗台上，结了一层油膜。你跟我说实话，伊万，他这样多久了？"
　　"一年。"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
　　院子里落了满地的雪，乌鸦在光秃秃的白桦枝头缩着脖子。
　　他忽然说："你试着让他接触点新的东西吧。新鲜的、以前没碰过的。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旧日子里，旧日子会吃人的。"
　　伊万站在门廊下，雪花落在他的眉梢和肩膀上。他想起刚才那封刚到的信。

　　当天傍晚，伊万端着一杯热茶上了楼。他在路西法的卧室门外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静得像一具空棺材。他抬手敲了敲门。
　　"放门口吧。"路西法的声音传出来，沙哑，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

　　伊万没有把托盘放下。他站在门外，犹豫了整整半分钟，然后开口："主人，有一封信。从柏林的‘圣心福利院’来的。"
　　门里没有声音。
　　伊万又说："好几个月了，一直寄来。那边的人好像很着急，写了十几封。"

　　又是沉默。伊万几乎打算转身走了——他后悔了，不该拿这种小事打扰公爵——门却忽然开了一条缝。
　　路西法站在门后面。

　　伊万看见他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揪了一下。
　　他还穿着那件旧睡袍，领口敞着，露出削瘦的、肋骨分明的胸膛。锁骨像两道凸起的棱线，皮肤苍白得近乎透明，被走廊里昏黄的光一照，能看见底下淡青色的血管。
　　他的头发长长了，金色的发丝垂到颧骨旁边，有些乱了，松散地搭在肩上。

　　"信呢？"他问。

　　伊万连忙把信递过去。
　　路西法用左手接了，他右手的袖管空荡荡地垂着。
　　他低头看信封上的字迹，伊万看见他的目光落在那些娟秀的钢笔字上，忽然停住了。
　　他看了很久，久到走廊里的穿堂风把墙上的挂钟吹得晃了一下，他忽然把门推开，哑着嗓子说："把之前的，都拿上来。"
　　伊万转身下楼时，听见身后传来纸张被展开的窸窣声。他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堵了一年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点。

　　那个晚上，路西法卧室的灯亮了很久。
　　伊万送纸和笔上去的时候，看见路西法坐在书桌前——那张三个月没翻过页的书桌前——左手握着钢笔，面前的纸上已经写了好几行字。
　　灯光把他的侧脸照出一点暖色，照亮精雕细琢的眉眼。
　　伊万端着蜡烛凑近了一看，信封上写着柏林圣心福利院的地址，收件人的姓名那里，路西法停了停笔，然后写了一个字。
　　医生，阁下。

　　写完最后一个字母，路西法搁下笔，靠进椅背里。他闭了闭眼睛，窗外的雪还在落，把桦林的声音压得很轻很轻。
　　他终于说了这一年来最长的一句话："去寄。连夜去。"

　　伊万捧着信退出来，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路西法还坐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厚厚一沓从柏林寄来的信。

　　*
　　柏林的十一月，我收到了回信。

　　那天下着雨，冷雨把椴树的叶子都打落了，湿漉漉地粘在院子里的石板路上。门房的老头从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厚厚的米黄色纸，封口压着火漆印。
　　我一愣，接过来时指尖都在发颤。

　　回到阁楼上，我把煤油灯拨亮，拆开信。信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克制的、旧式的考究。我凑到灯下看，笔迹遒劲有力，每一处转折都收得干净——

　　“尊敬的医生阁下：承蒙您数次来信，详尽告知圣心福利院诸事，深感愧怍。此等情状，全因我自战争以来久病缠身、疏于过问所致。阁下拳拳之心，爱护幼弱之义，令我感佩。今已知悉院中情弊，定当即日查办，不使善款辜负。尤盼阁下继续来信，凡院中大小情状，皆请据实以告。您是我在柏林唯一的眼睛。”

　　最后那句，让我的心轻轻一动。我把它折好，然后伏在桌上开始写回信。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像有人在远处拉着一把旧提琴。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频繁通信。

　　他的信每隔十天半月就来一封，厚厚实实的，拆开时那股纸张和墨水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开始仍只聊福利院的事——他果然派了人下来查账，克莱恩在一个雨夜被带走了，新来的院长是个寡言的白发妇人，孩子们碗里的土豆块一天比一天厚实。
　　我在信中告诉他这些变化，他回信说：“此皆阁下之功。孩子们若笑了，便是你替我做的功德。”

　　后来我们慢慢谈到了别的。
　　我第一次在信里说起战争——说起我如何从战场上退下来，独自回到祖国，夜里常常惊醒，手心都是汗。我说我觉得自己是个逃兵，我配不上现在平静的生活。

　　他的回信隔了整整十天，比往常都长。我展开信纸时，看见墨迹有几处洇开了，像是写着写着停了很久。

　　“逃避并非可耻之事。万物有承受的限度，人亦如此。阁下能从战场全身而退，保全一颗仍然柔软的心去照料孩童，已是了不起的功德。至于我——我曾犯过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欺骗过一个对我掏心掏肺的人。我本以为那是任务，后来发现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

　　窗外那棵椴树的影子投在墙上，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我拿着信纸，在灯下发了很久的呆。

　　我们就这样彼此安慰着。
　　我在信里写小时候家乡的杏花树，写母亲做的腌菜坛子，写柏林秋天满街的金黄色落叶。
　　他说起俄国无尽的雪原、冻得发蓝的湖泊、和战前在大学里教过的那些诗。
　　他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温暖，明明是凌厉的笔迹，却让我觉得很温暖。

　　他写：“我们这儿有一种说法，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像两条河。遇上了就汇在一起流，分开了就各走各的路。可有些河汇过了，就算分开了，水还是那一片水。”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落款只写一个字母：L。
　　我给他回信的时候，落款写的是：Y。

　　就这样，我们相互写信，持续了一整年。

　　来年初冬，柏林下了第一场薄雪。
　　我正给孩子们分发新棉衣，门房的老头小跑着过来，手里举着一个信封。
　　我接过来拆开时，一片干枯的椴树叶从信纸间滑落，薄薄的，脉络清晰得像一张地图。
　　我捡起来，凑近了闻，还有一点若有若无的、秋天的味道。

　　信纸上只有几句话，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慢慢靠在窗框上。

　　“蒙您一年的信函照拂，顽疾渐愈。我已决定不日亲赴柏林，一是为福利院诸事做一了结，二是——我想见您一面。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失去了一条手臂，失去了许多我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但这一年里，透过您的信，我仿佛重新看见了光。如果您愿意，到那一天，我们当面说说话可好？”

　　我把那片椴树叶夹进日记本里，然后伏在桌上写回信。
　　窗外的雪正无声地落着，院子里的老椴树光秃秃地站着，枝丫上积了一小撮一小撮的雪，白茸茸的，像谁撒了一把糖霜。
　　我几乎没犹豫，墨迹还没干透就封好了信。

　　我说，好。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