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的新生》朴彤

10、民政局

　　冬至前夜，我们从悉尼飞往北京。
　　航班落地后，在机场到达口，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李娜。
　　我回国办离婚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她。
　　我不想父母知道，他们两个上了年纪，跟我又天各一方。我不想他们难过和担心。因此，就不能让孩子知道。因为他一旦说漏了嘴，我父母必然瞒不住。
　　我告诉孩子，爸爸需要回国赚钱，在悉尼他不懂英语，很多事情做不了。孩子懵懵懂懂地问：“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他吗？”我说：“当然可以，你可以经常和爸爸视频。他有时间了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去找他。”

　　孩子又问：“等他老了以后不工作了，就能回来了吗？”
　　我点点头，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也许，等他慢慢习惯了没有爸爸的陪伴以后，再告诉他离婚的事，他会更容易接受。
　　而我父母那边，也许等我几年后过得越来越好，他们完全不担心以后，再知道会更好。

　　我叫李娜来，是请她帮忙下午照看孩子，我和方更新趁机去民政局把离婚申请办了，这一幕我不想让孩子看见。

　　李娜非常痛快，特意请了假出来。她见到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我放心去办事，她会带孩子去游乐城嗨一下午。我也用力地回抱了她，轻声说着谢谢她。然后把孩子交给了他：“妈妈和爸爸要去办点事，你先和娜娜阿姨走，她带你去玩。我们办完事后就去找你好吗？”

　　Mike看看我，又看看远远站在行李车旁、面无表情的方更新，乖巧地点了点头，把手交给了李娜。“妈妈，你们要快点哦。”

　　“好的，我们快去快回。”我摸着他的头。

　　我看着他小小的身影被李娜牵着，汇入人流，心里某个地方狠狠抽了一下。我用一个谎言，把他暂时隔离在我的战场之外。这保护了他，也让我独自背负的重量，又沉了几分。

　　方更新一直远远站着，他不喜欢我的朋友们。他觉得我的朋友们都因他多年创业而鄙视他、审判他。他一直需要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但一直都没有成过。这次离婚，也是他想孤注一掷，摆脱家庭的束缚，大开大合地干一场。

　　方更新推着行李车走过来，车轮在光洁的地面上发出单调的碌碌声。“走吧。”

　　我点点头。叫了车，上车后，报出那个此刻对我们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我们与大S和汪在同一年、同一个民政局登记结婚。当年那张结婚照传遍了微博，我们去登记的时候，我还打开微博上的照片去寻找那面红色的背景墙。现在他们两个不仅离散，而伊人更是已逝。如今我们又来这里了，只希望我能一直健康，把孩子平安健康带大。

　　这一次，车子停在一栋很气派的大楼前，在宽阔的主街边。这和我记忆中的小街深处的二层小楼有很大的不同。门口台阶上站了一对对拍照的新人。

　　我们在这些喜庆的新人旁边走过。我看着这些幸福的年轻女子，心里低叹：这也许是你们人生中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候了。

　　取了号，坐下。方更新坐在我旁边。没有人说话。我盯着电子叫号屏上缓慢跳动的数字，感觉心跳的速度似乎和它不同步。手里攥着早就准备好的证件：身份证、结婚证。那本红色的小册子，边角已经有些磨损，颜色也不再鲜艳。我翻开，里面贴着我们多年前的合影。那么年轻，眼神里有光，对着镜头笑得毫无保留。照片下方，是登记的日期，一个曾经被我们视为纪念日的数字。真讽刺。

　　“请A017号到3号窗口。”

　　机械的女声响起。我们的号码。我猛地合上结婚证，像被烫到一样。方更新也站了起来。

　　走到窗口前，里面是一位四十多岁、表情平淡的女工作人员。她熟练地接过我们递进去的一叠材料，低头查验，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着。

　　“证件齐全。”她抬头，目光在我们两人脸上扫过，例行公事地问，“双方自愿离婚吗？”

　　“是。”方更新的声音先响起，干脆。

　　“……是。”我的声音紧随其后，干涩。

　　“好。”她拿出两份《离婚登记申请书》，“在这个表上签字，然后按上大拇指手印。”

　　方更新签得很快，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然后按手印，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也签字按手印，把表格递了过去。

　　“今天的手续办完了。”工作人员的语气依旧平淡，“从明天起，进入三十天离婚冷静期。三十天届满后，也就是从明天算起第三十一天开始的又一个三十天内，双方需要共同亲自到场，来办理最终的离婚证。如果任何一方逾期未到，或者在这三十天冷静期内撤回申请，都视为撤销离婚申请。明白了吗？”

　　三十天。冷静期。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却至关重要的回执单，上面印着清晰的日期和倒计时提醒。法律给了我们三十天的时间，去“冷静”，去反悔。可是，我和他之间，那些需要冷静思考和反悔的东西，难道仅仅存在于这三十天吗？过去的无数个日夜，不都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冷静期”吗？

　　“明白了。”我们几乎同时回答。

　　走出民政局大楼，午后冰冷的阳光再次扑面而来。手里的回执单被风吹得微微卷边。一切都好像不一样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改变。我们还是我们，但法律关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方更新站在我旁边几步远的地方，也看着手里的回执单，脸上没什么表情。半晌，他才说：“行了，第一步算完事了。三十天后再跑一趟。”

　　“嗯。”我应了一声。

　　“我们带孩子玩几天吧。”他说。

　　“好。”我点头。是该让孩子和他一起玩玩，在一切还未最终落定之前，在“爸爸回国工作”这个谎言还能维持表面平和的时候。

　　他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他回你爸妈家？”
　　“一周后吧”，我说：“我们带孩子好好玩一下，下次你们再见面可能要一年后了。”
　　“行。那这一周我们都开心点。”他点点头，像是对着我，也是对他自己。

　　接下来的一星期，Mike特别开心。我们带他去环球影城，玩他喜欢的小黄人和哈利波特主题冒险；带他去蓝色港湾，回顾他以前在那边上幼儿园的日子；带他去吃北京烤鸭，还有老北京卤煮和炸酱面，这孩子真的是北京胃，最喜欢北京的食物。

　　我们这几天是非常合格的父母，没有争吵，没有不耐烦，他想吃的我们都会带他去吃，他想玩的我们也都让他玩到。最后Mike很满足地抱着我们：“你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妈妈，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

　　我心里猛的一疼，紧紧搂住他：“我们永远是最爱你的爸爸妈妈。”
　　“嗯，爸爸妈妈永远爱你。”方更新也附和，声音有一丝暗哑。

　　我们在北京朝阳站登上了回东北的高铁。时过境迁，以前上学，从东北到北京坐的是绿皮火车，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到达时身体已经散掉。现在的高铁风驰电掣，三四个小时就能回到家乡，路上的煎熬似乎已经不值一提。

　　我们最后一周过得美好和睦，而真正的战争，那场关于内心秩序、独立生存和彻底重塑自我的战争，或许，才刚刚吹响号角。冷静期的第一周我还没来得及冷静，接下来的三周才可能是情绪反扑最剧烈、最需要咬牙挺住的“震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