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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4 章 《共产 ...

  •   《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共产党宣言》十问》读书片段截取: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的保持旧的生产关系,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
      科技发展没有改变基本阶级结构:科技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资本家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论他们是否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工人就是被雇佣的劳动者,不管他们的收入多少、文化水平多高、属于何种工种。生产自动化会减少“蓝领”工人,但会增加“白领”工人。
      白领阶层中的多数属于工人阶级: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本质关系与经济规律的客观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论是谁,只要他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就客观的属于被资本剥削和统治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所谓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和使用雇佣劳动。白领阶层是一个介于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社会阶层。表面上看,这些人似乎和传统产业产业工人群体无论在社会形象上还是经济地位上都有明显不同,有些人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人一般没有多少生产资料,只是凭借其拥有的知识和管理才能受雇于公司或政府机构,收入一般高于普通产业工人,过着较为宽裕、稳定的生活。虽然白领阶层并不完全归属于工人阶级,但大多数白领主要还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只不过劳动力中体力的因素减少,智力的因素增多而已。待遇上的改变不能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改变白领阶层雇佣劳动者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属于工人阶级。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30年稳定发展的“黄金环境”,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由此产生了一种流行观点是,原来的大多数劳动者都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了,工人阶级逐渐消失。对于这种以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判别阶级的观点,马克思曾做过分析评判:“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但这“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的财产多一些.....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资本主义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资本创造了
      马克思还从劳动能力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出发,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他说:“既然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那么,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对象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这就是说,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展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有满足了需要,劳动能力才具有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丧失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得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条件即生活资料,所以,劳动能力只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缺乏生活资料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补充和延续的客观条件,时刻面临着枯竭和消亡的危险。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绝对贫困”的理解,绝不只是涉及物质资料的“量”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涉及经济的“质”的规定。它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缺乏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毋宁说是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会跌入没有生活资料,从而无法满足需要的深渊;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其劳动能力缺乏转化为现实劳动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跌入无法劳动(失业),从而无法获得生活资料的深渊。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丧失,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生产资料的丧失。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阶级无法从事劳动;由于无法进行劳动,所以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由于没有生活资料,所以工人阶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始源”意义上或在“根”部的贫困。从整体来看,绝对贫困意味着整个财富世界——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因此,马克思讲:这“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下,劳动者也会因为生活资料匮乏、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并非泛指任何一种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而是特指丧失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缺乏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状态,因而是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即便如此,绝对贫困也无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封建主私有制和奴隶主私有制),所以,都存在着劳动者(如租地农民和生产奴隶)因没有生产资料而遭受绝对贫困的情况。

      同时,马克思也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讲:“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明显地是一种“相对贫困”状态。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相对贫困是在人与人相比较意义上的一种贫困。工人阶级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并不是说其手中没有生活资料,也不是说其生活资料始终没有变化,否则,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而是说与资本家阶级相比,其生活资料是匮乏的,因为这些生活资料只能保证他作为劳动能力的存在。因此一方面,资本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大,其存在越来越广泛和完善;而另一方面,工人则越来越失去权力,其存在越来越狭隘和畸形。例如,由于资本家阶级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会在总体上拉高生活资料的“量”(包括数量和质量),所以,资本家阶级能够享受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工人阶级却永远无法享受到。

      与绝对贫困不同,任何相对贫困都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因而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尽管如此,相对贫困仍然不足以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其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下,劳动者也会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例如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农民的贫困也是一种相对贫困,即相对于地主的富裕而言的贫困。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固然是一种相对贫困,但它又并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相对贫困,这是一种具有悖论性质的相对贫困。因此,无论是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绝对贫困”,还是归结为“相对贫困”,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任何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层面,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所做的评价、批评,都是一种无的放矢。

      02

      无产阶级的“悖论性贫困”

      什么是“悖论性贫困”?从生产劳动来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相反,它作为“使资本自行增值的中介活动”,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为工人则生产赤贫。因此,在英国当时的法律中,雇佣工人被叫作“劳动贫民”。从物质生产力来看,“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本来,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使人致富;但对工人阶级而言,劳动却成了贫穷的渊薮,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者就越是贫穷!本来,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对工人阶级而言,发展生产力却成了贫穷的渊薮,生产力越是发展,劳动者就越是贫穷!这就是“悖论性贫困”,它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贫困,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贫困。因为,在此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贫困或者是劳动以外的原因作用的结果,或者是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构成劳动者致贫的原因。因此,马克思说,“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而“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那么,物质生产劳动如何使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呢?从交换或流通过程来看,虽然说,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他们是彼此平等的交换者;但是,通过市场交换,工人所让渡的是“活”的劳动的创造力,留下来的则是劳动力的“死”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同时,“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它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就是说,通过市场交换,工人所得到的始终是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其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和商品价值,前者始终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因而始终小于后者。特别是,由于工人“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所以,“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相反,“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一方面,工人“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另一方面,“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己有”,对资本而言,“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

      从劳动的结果来看,“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第一,通过劳动,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是作为一种必然结果的剩余价值。“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值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第二,通过劳动,工人生产了资本的权力,而且是与劳动对立的权力。这种对立表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第三,通过劳动,工人生产出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是不断强化和延续的经济关系。“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值。”因此,马克思说:工人的“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值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使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呢?马克思说: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来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既然说意味着“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现在只需要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因此,“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换言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造成过剩人口。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剩人口又必然沦为赤贫者。这是因为,“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可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会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大,其必要劳动时间则会越来越小,或者说“工人在他的劳动时间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从而使工人和资本家各自所占有的劳动时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因此,马克思说:“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只会在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的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以机器大生产为例:随着机器体系的采用,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同时,“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在同资本家的博弈中,工人的力量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是缩短了而是延长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不是升值了而是“贬值”了,工人从生产力发展中所分享到的成果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因此,“说什么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最后,工人阶级为什么会遭受悖论性贫困呢?马克思说:“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作为一种结果已经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之中,这个前提就是雇佣劳动制。作为一种独特的剥削制度,雇佣劳动制是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的社会根源。在雇佣劳动制度中,要保证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劳动的存在,就必须让工人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并且,这个量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否则,雇佣劳动将难以为继。正是这个“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后者又决定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的量;工资在其局部和个别存在上可以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偏离,但在总的趋势和结果上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是一致的。由此,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区别于其他剥削制度的历史特质,进而,形成了工人的贫困区别于其他劳动者的贫困的历史特质。拿封建剥削来说,在农民那里,他交给封建主的“地租”是一个确定的量,完成这个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其余的劳动时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所以,他的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越高,留给自己的就越多,就越是富裕。与此不同,在工人那里,他从资本家手中得到的“工资”是一个确定的量,再生产这个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其余的劳动时间是属于资本家的,所以,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越高,自己得到的相对地就越少,就越是贫穷。并且,农民租种土地在先,给封建主交纳地租在后;与此不同,工人进行劳动在先,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工资在后。由此就不难理解,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工人向资本家“讨薪”的现象,而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则是地主(如黄世仁)向农民(如杨白劳)“逼债”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工资都会受到限制,因而都是一个确定的量;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积累,社会主义同样需要积累。难道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当然有!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价值增值,即抽象财富的增长,工人的工资属于物质生产的“成本项”,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为保证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就必须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工人的工资属于物质生产的“收益项”,因此,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在保证社会主义必要积累的基础上,必须尽量“提高”工人的工资。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对此,马克思指出:“工资,即资本家为劳动能力而支付的价格,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费用——预付的货币,这笔货币预付出去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是赚钱的手段。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可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和社会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支付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只是手段和工具,资本的价值增值才是目的本身;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组织物质生产不过是手段和工具,用生活资料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才是目的本身。因此,不存在抽象的“生产费用”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反的。
      第一,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一种“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没有的状态,毋宁说是工人阶级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来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根”即“失去了根本”的状态。在谈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时,马克思说:“这种贫穷无非是说,工人的劳动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对象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对于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除了自己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没有任何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一方面,雇佣工人“他没有,即丧失了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使他的劳动对象化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作为财富世界……作为别人的财产,异化地与劳动能力所有者相对立”。这就明确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根源。

      正是这种“无根”的或“无着落”的状态,使得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毫无保障,沦为一种四处飘零的“偶然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值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工人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出卖劳动力;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必须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然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从物质生产中被排挤出来,成为失业者。这意味着,失业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每一个工人。因此,要在工作、从而日常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是“物”(劳动资料)支配和使用“人”(工人)这种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
      因此,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关系决定的,而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又是由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决定的,它们作为一种整体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加以理解和把握。对工人阶级来说,通过理论学习和研究,通过理论宣传和教育,认识到自身贫困的悖论性质,认识到产生这种贫困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认识到消除贫困、实现解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是一项极为迫切和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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