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风雨：从南洋到新会的根》洋芋丝夹馍

45、第45章 化解一场阴谋

　　到了1987年秋天，承包的果园迎来大丰收，橘子、橙子总产量达五十万斤，不仅满足了罐头厂的原料需求，还能批量卖给其他水果商，为罐头厂多赚了一笔。看着装满水果的仓库，黎卓远心里踏实了——有了稳定的原料供应，罐头厂终于能放开手脚发展，再也不用怕订单来了没原料。
　　就在“黎家水果罐头厂”蒸蒸日上时，一场针对他们的阴谋悄然展开。1987年冬天，有顾客反映吃了“黎家罐头”后拉肚子，消息很快在县城传开，不少小卖部开始退货，连广州的“万家超市”也暂停了订单，要求黎家给出说法。
　　黎卓远第一时间让黎建明去调查，结果发现，反映问题的顾客吃的罐头，罐身标签有明显的涂改痕迹，生产日期被改成了三个月前，早已过了保质期。“这不是我们的产品！”黎建明拿着变质的罐头，愤怒地说，“我们的标签都是机器印刷，字迹清晰，不可能有涂改，这是有人故意栽赃！”
　　没过几天，县城的宣传栏里又贴满了匿名传单，说“黎家罐头用烂果做原料，卫生不达标”，还附了几张模糊的照片，拍的是有人在果园里扔烂果的场景。黎卓远认出，照片里的果园是刚承包的“赵家果园”，之前确实清理过一批烂果，却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污蔑他们。
　　“肯定是‘红星罐头厂’干的！”于素兰想起之前“红星”因原料短缺被黎家抢了订单，一直怀恨在心，“他们打不过我们，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黎建明也觉得“红星”嫌疑最大，他去县城的批发市场打听，果然有批发商透露，最近“红星”的销售经理一直在游说大家别卖“黎家罐头”，还说“只要不卖黎家的，红星给你们降五个点”。
　　“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得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黎卓远冷静下来，对家人说，“建明，你去县质检局，把我们的罐头送去检测，拿到合格报告；秀雯，你去联系之前的老顾客，让他们帮忙澄清；建宁，你去果园拍照片，证明我们用的都是好果；我去跟经销商和超市解释，揭穿‘红星’的阴谋。”
　　第二天，黎建明带着十罐最新生产的罐头去了县质检局。三天后，检测报告出来了——罐头的细菌总数、糖分、重金属含量都符合国家标准，没有任何问题。黎秀雯则找到了之前反映问题的顾客，对方终于承认，是“红星”的人给了他两百块钱，让他谎称吃了罐头拉肚子，还给他了那罐涂改过日期的罐头。
　　黎卓远拿着检测报告和顾客的证词，去了“万家超市”。超市负责人看着证据，又听黎卓远说了“红星”的所作所为，当即恢复了订单：“是我们太草率了，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这种谣言。”
　　为了彻底揭穿阴谋，黎卓远还在县城的广场开了一场“公开品鉴会”，邀请了经销商、顾客和媒体，现场展示罐头的生产流程视频，打开新生产的罐头让大家品尝，还拿出质检报告和栽赃的罐头对比，一一指出不同之处。“大家看，我们的罐头用的都是新鲜水果，生产过程全程消毒，质检报告在这里，谁要是不信，可以自己去检测！”黎卓远拿着话筒，大声说，“至于那些谣言，都是竞争对手恶意栽赃，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会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己的权益！”
　　品鉴会很成功，不仅挽回了顾客的信任，还吸引了更多经销商合作。“红星罐头厂”因恶意竞争被县工商局处罚，罚款五千块，还被要求公开道歉，名声一落千丈，订单量越来越少，没过多久就濒临倒闭。
　　经历这场危机，“黎家水果罐头”的口碑不仅彻底挽回，还在周边市县打响了名气。不少之前持观望态度的经销商主动上门洽谈合作，连广州、深圳的大型商超也再次抛来橄榄枝——毕竟在那个食品质量监管尚不完善的年代，敢公开生产流程、主动接受消费者监督，还能顶住恶意竞争反击的企业，本身就自带“可靠”标签。
　　1988年开春，罐头厂的订单量迎来爆发式增长。每天清晨，工厂门口的货车排起长队，有的来自县城的百货公司，有的是邻市的批发商，还有的是广州“万家超市”“深圳天虹商场”等连锁商超的配送车。黎建明每天忙着核对订单、调度生产，连喝水的时间都很少：“爹，昨天深圳又追加了三千罐荔枝罐头，珠海的经销商也订了两千罐龙眼罐头，咱们得再优化下生产线，不然赶不上交货期。”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黎卓远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还在产品品类上做了拓展。之前受限于原料和技术，罐头厂只生产橙子和橘子罐头，如今承包了两百亩果园，荔枝、龙眼等热带水果产量充足，加上从上海学来的灭菌技术足够成熟，黎卓远决定新增荔枝、龙眼两个罐头品类。黎秀雯还特意为新品设计了专属标签——荔枝罐头标签印着鲜红的荔枝图案，龙眼罐头则用深褐色背景搭配金黄的龙眼，既区分了品类，又延续了“自家果园直供”的视觉风格，上市后很受消费者欢迎。
　　到1988年夏天，“黎家水果罐头”的年产量顺利突破五万罐，其中橙子罐头占比40%，橘子罐头占30%，荔枝和龙眼罐头各占15%，产品覆盖了广东省内十多个市县，在广州、深圳的商超货架上，“黎家罐头”甚至能和一些国营大厂的产品并排摆放，销量丝毫不落下风。有次黎卓远去广州出差，在“万家超市”看到自己的罐头被摆在食品区显眼位置，还有顾客拿着罐头跟导购说“就要这个黎家的，我上次吃过，没添加剂，放心”，心里满是自豪。
　　工厂规模也随着订单增长不断扩大，生产部员工从最初的五人扩充到二十人，十八张熟悉的面孔都来自新会村及周边村落，其中大半是曾经愁容满面的贫困户。变化最鲜活的莫过于村里的李婶，两年前她还攥着皱巴巴的零工钱，在集市角落守着小摊倒卖蔬菜，儿子在城里读高中的学费总凑得磕磕绊绊，夜里常对着空米缸抹泪。进罐头厂做分拣工后，每月三十块的工资准时到手，她第一个月就给儿子寄去了足额学费，附信里写道“妈现在挣钱稳当，你安心读书”。如今两年过去，她不仅从没拖欠过学费，还攒下八百块翻新了漏雨的旧屋，房梁换了新杉木，窗户装上了透亮的玻璃，逢人就念叨：“是卓远给了我一口稳当饭吃，这日子才算真正立住了。”
　　年轻的小芳则代表着另一种成长。三年前她还是个连削皮刀都握不稳的姑娘，进工厂后跟着黎建明学选材、跟老师傅学灭菌，手指被罐头边缘划破过无数次，消毒水洒在伤口上的刺痛成了她的“成长印记”。如今29岁的她已能独当一面，每天清晨都带着女工们筛选水果，指尖抚过果皮就能分辨成熟度，灭菌锅的温度参数记得分毫不差，成了工厂里最年轻的小组长。工资从最初的十五块涨到三十五块，过年时她给爹娘各做了两套新衣裳，村里姑娘们凑在一起时，总羡慕地说“小芳现在是拿技术吃饭的人，比外出打工还体面”。
　　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像种子般在乡亲们心里生了根。村头老槐树下的闲谈里，“黎家罐头厂”成了最热闹的话题；有次村委会开年终大会，村支书站在土台上，指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高声说：“卓远一家不是只顾着自己发财，是带着咱们二十户乡亲把穷日子甩在了身后！这才是邓同志说的‘先富带动后富’，咱们村就得靠这样的带头人！”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连邻村的王二柱都揣着自家种的红薯找上门，搓着手不好意思地问：“卓远哥，你们厂还招人不？我有力气，啥活都能干，就想在家门口挣口踏实钱。”
　　面对这些信任，黎卓远从没生出半分骄傲。夜里清点账本时，他总会想起承包果园的那个春天，王大爷攥着他的手说“我信你这老实人”，把两代人打理的果园交了出来；想起被“红星罐头厂”污蔑时，老顾客张大叔拿着自家吃空的罐头瓶，在集市上帮他辩解“黎家的罐头我吃了三年，绝不是烂果做的”；想起扩大生产时，乡亲们放下锄头就来车间帮忙，哪怕加班到深夜也没人抱怨。这些暖心事像潮水般漫过心头，让他愈发坚定了念头。
　　工厂始终恪守“优先雇佣乡亲”“每月一号准时发薪”的规矩，从没有过一次拖欠。黎卓远还特意在办公室的木箱上贴了“互助基金”的红纸条，谁家里有急事都能来预支工资，不用打欠条更不用付利息。上个月李婶的儿媳生娃急需用钱，她红着脸刚开口，黎卓远就从抽屉里数出五十块：“先拿去用，不够再跟我说。”这样的暖心事，在工厂里早已不是新鲜事。
　　1988年底的清晨，县工商局的吉普车停在了工厂门口。三位干部穿着挺括的中山装，围着生产线看了整整一上午，从选材的水果到灭菌的记录，连员工的健康证都逐一核对。临走时，带队的王科长握着黎卓远的手说：“你们的厂子管理规范，对乡亲们有担当，这样的企业就该表彰！”当天下午，一面烫着金字的“诚信经营示范企业”锦旗就送到了工厂，红绸子衬得金字格外耀眼。黎卓远特意搬来梯子，把锦旗挂在办公室正中央的墙上，召集全体员工说：“这锦旗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每双手、每颗心的。以后就算工厂办得再大，‘诚信’这两个字不能丢，要对得起顾客的信任，更对得起乡亲们的托付！”员工们望着锦旗，齐声应道：“我们记住了！”
　　夜幕下的路灯亮起，黎卓远站在工厂门口，晚风吹起他的衣角。货车正缓缓驶离，车斗里的罐头箱码得整整齐齐，反射着橘红色的光；远处的果园里，承包的两百亩果树连成一片绿海，枝头还挂着未摘的晚熟橙子。他掏出烟盒，却没点燃，只是望着眼前的景象出神。
　　从1980年攥着全部积蓄买下二十亩果园，到1985年凑钱办厂时的忐忑，再到如今产品卖到广州、深圳，这八年像一部翻得飞快的书。资金短缺时抵押房屋的窘迫，去上海学技术时睡车站长椅的艰辛，被污蔑时的委屈愤怒，都在这一刻化作了踏实。于素兰端着一杯热茶走过来，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在想啥呢？嘴角都翘到耳根了。”
　　黎卓远接过茶，指尖传来暖意，笑着说：“在想，咱们真的做到了。”他望着锦旗飘扬的方向，心里清清楚楚——这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