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乌篷船来的人》多年前的余音

1、一

　　春深的江南本来已经很和暖了，未曾想这几天却又倒起了春寒。
　　他讨了一只二道明瓦的乌篷船，把身上最后几张钞票都用掉了，仿佛根本就没想过如何回来这件事。
　　天色暗沉沉的，晚上就睡在船舱里。同行的人都带了毯子，裹着躺下来，很快就睡熟了。只有他，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洗得雪青的中山装，整个人晃里晃荡地倚在角落里，瑟缩地捂着肩膀。
　　船摇到春江市区，已经天亮了。船老大叫醒同行的人。他却整夜没睡，一双深凹的眼睛始终失神地瞪着。别人都吆五喝六地上岸吃茶吃点心去了。他则在船家不耐烦的注视下，拼命挣扎着，慢慢爬起来。
　　他高大的身子刚佝偻着钻出船舱，船老大后脚就用河水一遍遍泼洗起舱板来。
　　当1955年这个春天，春江这个城市的戏曲改革已近尾声。春江的文化普及工作做得不错，城里乡下，远远近近都设有阅报栏，这几天的春江日报上就登出了关于戏剧汇演的长篇报道。从北京来进行指导的女干部宋灵漪的名字也出现在长长的领导者名单里。
　　她的丈夫程师长已经从停战的朝鲜回到了北京。在出席这次汇演后，她回到的那个家将是个新家，据说是个西跨院，有十几缸荷花，东跨院被安排给了她参加革命时的老上级方超同志一家。这真是再美满也没有的事了。
　　春江市派来全程接待她的同志是个活泼的小伙子，刚从大学毕业。他引她走上江边的一座小山，沐着阴雨行进在蜿蜒的山道上，雨里掺着花香与竹木的清芬。
　　招待所设在半山腰，是由一个老宅院改建的，天井很宽，水磨方砖的地缝间满缀着碧色。满院的冬青树梢上挂起了上弦月。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从附近村子招来的，积极性很高。看，她们正在洗衣服。等会您还将吃上富有春江风味的饭菜。
　　小伙子兴致勃勃地说。他的声线很好听，是这个年纪男孩子特有的生机勃勃的纯净。
　　宋灵漪不动声色地望着，她没有告诉他自己其实就是春江籍贯出身，她只是在一种迷惘的情绪驱使下，欣赏着这个年轻人身上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息。
　　她来得早了，旅馆里空荡荡的。
　　栀子花来，白兰花！
　　冬青树后传来久违的江南卖花女甜糯的声音。她的眼睛忽然湿润起来。
　　一切安顿好后，小伙子走了。天气是阴冷的，但宋灵漪素不怕冷。她用了点气力，推开因天气阴湿及长久不开而粘涩住的木制和合窗——后院齐整地栽着两排冬青，遮住了她投向月亮门外的视线。于是她倚窗而立，直听着那卖花女的声音袅袅地沉寂了。
　　那个人，那个偶尔在午夜时分闯入过她梦境的青春的影子，如今只剩下一具躯壳，就是在这时敲响她的房门的。
　　走廊的灯是昏黄的，照着重返故里的亡魂。
　　她已经走过丰富的人生路。她也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她也明白一个人在走投无路时，尊严会怎样被剥得一干二净。
　　但是她还从没见过他这样的极致。
　　良久，她才呆木地给他沏了茶。他也呆木地没有动那杯茶。他已经长久没喝过茶了，甚至是再没用过这种带盖碗的瓷杯。
　　他千辛万苦地来，只是想在昔日的战友，今日的贵人面前为自己挣个说法。他不是叛徒，更不是汉奸！

　　她在人生中听到过的最悲凉的消息，都出自他和她的老上级方超之口。
　　1942年春，在延安，老方告诉她，她被“甄别”了。一度她险些落入绝境。最终有人伸出了手。她得救了。
　　1946年，又是个春天。她受组织派遣到香港做新闻，接替老方。在离开的前一天，老方突然告诉她，一二九时期春江剧社的付翔已在四年前的12月9日死在日本驻香港宪兵队的屠刀下。原来，在参加抗敌演剧队之前，付翔就加入了军统。因其父一直在南洋行医，很有点名气，当演剧队赴港宣传后，他就秘密留在了香港。
　　1950年暮春时节，她从香港来到北京。老方又告诉她，楚宁是叛徒。
　　证据是再鲜明不过的了：抗战时期，地下交通站春江羽野药店从来都只与交通员楚宁一人保持单线联系，就连那条出卖了楚宁的大鱼都不知晓这个交通站的存在。可是，楚宁被捕后，药店经理小郭夫妇也很快被捕惨死了。
　　更令楚宁百口莫辩的是，他居然被放了。虽然被放出来时已不成人形。后来身体也一直没好过。
　　他很惨——宋灵漪还记得老方痛楚的叹息——直到真正见了面，她才理解到，他是怎么个惨法。
　　可我们又该怎么帮助他呢？老方继而反问着。他没被抓起来就是万幸了。旁边，老方的爱人王大姐流下辛酸的泪。
　　他们从此再没谈到过楚宁。
　　而他居然又从那时撑到了现在——有一根竿子竖在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里。他居然又根据在路边报栏偶然看到的消息，千方百计地寻到了她这里。
　　他只想挣个说法。他没有其它的妄念。从来就没有。他只想有人能大发慈悲，伸出一只手，把在污浊的漩涡里挣扎得太久的自己拉出来。因为他从来就是个清白透明的灵魂。
　　他是靠什么生活的呢？听老方说，他的父母在抗战中都随校内迁重庆，死在大轰炸中了。他还有个哥哥，但彼此从无联系。他哥哥是经济不宽裕，还是怕受到政治的连累呢？老方没有说，大概楚宁就没有说。否则以老方絮絮叨叨的脾性，他是会讲，会感叹的。
　　老方只说楚宁似乎是借住在春江郊外的农户那里。楚鸿儒夫妇当年随校内迁时，曾千方百计留了些首饰，存于春江一远房亲戚处，为的就是给正在上海投身抗敌宣传的小儿子留条后路。那亲戚也真好，没有私吞。楚宁就靠着父母最后殚精竭虑吐出来的这点血肉勉强活着。他基本上不进城，那次来春江市区见老方时也坐了乌篷船，又搭了三轮车，还特意在商店买了件中山装，让自己看起来起码不那么吓人。虽然那衣服挂在他身上空荡荡的。
　　老方送他走的时候给了他点钱，还给他叫了辆三轮车。
　　又是几年过去了。他现在靠什么生活？宋灵漪只看见那中山装已打了许多补丁。他不断咳嗽。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每天都会吐血。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情切切，切情情忐忑，叹连连，连叹是叹凄凉……路迢迢，云程千里隔，白茫茫，望不到旧家乡。”
　　远远近近的，招待所的收音机里传出苏州评弹宛转的歌声，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津津有味地倾听着。
　　你不要怕，宋灵漪。我不是鬼，我是人。我一天天的熬，数着日脚，过了一年又一年。只要眼前有一根稻草，我都没放弃过。我只求找回清白，我只要清白。拉我一把吧，宋……同志。求你！求求你！
　　一张被揉皱的，散发着古怪中药味的纸递在她眼皮下面。肮脏发黄，字迹密密麻麻。她没有看，因为他已在她面前熟练地背诵起上面的内容来。这里顿时流淌着一条含混不清、麻木不仁的河，连音节、顿号都缺失殆尽了。如此摧枯拉朽的悲惨，若换了个人诉说，将会是怎样的泪下滂沱呢？可这脊背佝偻的老男人，他只是两眼望天，缓缓地咕噜着，没有泪痕，更不见音调起伏。他只是站在岸边，遥指着挣扎在狂暴漩涡里的那个自己，淡淡勾勒出一条具体的湮灭历程，一张山崩地陷中的解剖图。痛苦积得太多，压得太深，反要藏起来。只能藏起来。却终还有不甘，如灰烬里的小火星，惯性地，蝇营狗苟地闪着，闪在卑微的无望里。
　　对面站着的已不是一个人，这只是一个破碎了还尽力要凑聚起来的灵魂。
　　只有那双介于少年与男人之间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竟依然净透如斯。时间对它没有影响，在一切都被连骨头带肉地吞噬后。但那终已是属于精神病人的罢。她捂住额，痛楚万分。
　　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悲惨，还能保持正常，那就不正常了。
　　而正常人对待不正常者的冷漠，甚至迫害，往往是令人发指的。
　　尽管，20年前他曾救过她的命。即使——他可能还是一个圣人。

　　我没有说，真的没有告密！看，这舌头……一入狱就咬，咬断了！他张大嘴，发出呜呜的，类似笼中困兽般不甘心的叫声，她却只见一排黑黑的洞。那些牙齿呢，曾经雪白齐整的牙齿，都去了哪里？
　　难道经过了这么些年，你还不知道世事是没道理可讲的么？楚宁……我和老方是站在岸上。可我们无能为力。因那两个人确是死了，死了！
　　栀子花来，白兰花！收音机不知何时被关掉了，冬青树外淅淅沥沥地传来甜糯的笑语。不远处的轩窗下，服务员正抬着马桶向墙角去。她们不加掩饰地向这个方向，向这个不像人的人投来既好奇又避之唯恐不及的矛盾目光。花朵氤氲的静香里，混合了排泄物浓烈的逸臭。一阵晚风吹过木制和合窗，她看到一片片白色花瓣溶在青淡的灰霭里，漫天飞舞。
　　这回是真正的破碎了，一点希望的渣都没留，遑论体面与尊严。月亮门外，茂密无边的竹林箭一般竖着，有如一种永远被噩运捅着不得安生的人生。
　　这次他是真正的走了。他再也不会来纠缠这些故人了。很久了，屋里仍飘着淡淡的汗酸。
　　她的心居然没有起什么涟漪。她的心是真的硬了。
　　她居然镇定下来，开始有所选择地回想过去了——她的心是真的硬了。